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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外交知识刍议

更新时间:2021-05-10 14:16:06
作者: 王逸舟 (进入专栏)  
即研究政策的人没有理论指导,理论学者又不关注外交本身。"同医生或其他职业一样,外交行业也有着外行不懂的实践知识和技能","其他行业从科学中汲取知识。职业外交则向来是实践的艺术,也就是学徒式训练。职业外交不会从哪一门学科中汲取营养"。

   根据有国际影响的韦氏大词典的定义,外交(英文 diplomacy 或 foreign af-fairs)指的是对国家之间关系的引导,由国家领导人直接进行或通过其代表加以实施;B,指管理国际谈判的艺术,或是引导这类谈判的技巧;C,指外交机构或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 这一是强调了政治权威性,二是看重对国际关系的导向,三是重视其艺术技巧。西方人多把外交当作拓展自身重大利益的一门艺术和一种工具。集外交活动家和外交思想家于一身的基辛格就曾说过,"外交乃一门艺术"。

   对于"外交是一门艺术"的说法,可做不同的解读。一种是褒扬式的,即把它看作有能耐者施展大智慧和技巧的舞台,如欧洲近代史上那些大人物就具备这类扭转乾坤的本事。最早提出"铁幕"一词的丘吉尔和撰写八千字电文的乔治·凯南,被不少赞扬者颂为西方阵营对苏联"冷战遏制"方针的奠基者。另一种看法则带有贬损性,认为外交只是野心家个人的手段,充满欺骗和幕后交易,大人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谈不上规律可言,无太多研究价值;外交著述很少建立在价值中立的独立观察之上,它往往是感性的、有偏见的、缺乏学理和深度的,有的仅是个人的零碎杂忆和混乱表述。

   总之,外交问题的探讨和有关外交的知识学问受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质疑或约束。如克里斯特·约恩松和马丁·霍尔指出的那样,虽然在实践中,外交被当成国际关系的重大制度,但从理论层面考察,"外交极少受到从事国际关系专业的政治科学家们重视。的确,外交'与理论相互排斥'"。

   中国的情况与国外相似。中国人普遍认为,外交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体现了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外交事务重大而敏感,外交人员得到的授权有限。基于这种普遍观念,有关外交的研究同样有很多限定,管理者对标新立异的尝试鲜有鼓励,研究者需非常小心谨慎。

   另一方面,我们传统文化里的某些因素强化了官员和民众涉外的疑虑心理。《辞海》将"外交"界定为,"国家为实行其对外政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和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以及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可以看出,这个被中国学界特别是教科书广为采纳的定义,其重点是"外交"对国家利益的代表和推动者的权威,而不太关注它的构思过程或运作技能。

   《百度百科》对"外交"有如下说法。(1)古代指人臣私见诸侯。《谷梁传·隐公元年》∶"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范宁注∶"天子畿内大夫有采地谓之寰内诸侯。"《礼记·郊特牲》∶"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郑玄注∶"私觌是外交也。"(2)今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交涉为外交。(3)指与外国私相交往和勾结。《韩非子·有度》∶"忘主外交,以进其与。"陈奇猷集释∶"谓释其国法而私与外国为交也。"《史记·苏秦列传》∶"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唐朝白居易《得景为将敌人遗之药景受而饮之或责失人臣之节不伏》;"军尚隐情,臣宜守道,况幄中之权要,当绝外交之嫌。"(4)指与之交往的外国。《国语·晋语八》∶"彼若不敢而远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报其德,不亦可乎?"韦昭注∶"谓赂其所适之国,厚寄托之而劝勉焉。"明朝何景明著《何子·策术》∶"膏宝玉以亲外交,市土地以厚与国。"(5)指与朝臣交往、勾结,也指依附于朝廷中某种势力。《东观汉记·郑众传》∶"太子储君无外交义。汉有旧防,诸王不宜通客。"《三国志 ·魏志·蒋济传》∶"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续资治通鉴 ·宋英宗治平四年》∶"朕以家世用卿,卿当谨家法。人臣病外交阴附,卿宜自结主知。"(6)与朋友、外人的交际。《墨子·修身》∶"近者不亲,无务求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史记·佞幸列传》∶"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明朝刘基著《拟连珠》∶"绝外交则可以守淡泊,专内视则可以全淳精。"(7)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与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及签订条约和协定等。

   多数说法背后隐藏中央王国作为上朝对外邦的担忧和防范,即认为所谓"外交"是不得已的往来交涉,不太相信与蛮夷外族打交道有真的价值,要求在对外交往上保持警觉,以防备不当之举。在这种大局观下,为臣者的任何私言独行可能被视为奇技淫巧甚至忤逆朝廷。现代人尽管较少受传统君臣关系思想所缚,却对"外交"一词包含的事关重大且尊贵敏感等意涵大致认可。它还折射出一种潜意识,即好外交者多有贪恋之心,难有品行的高尚;甘于淡泊自守,方为做人和治国的正道。静美方能淳精,内圣自然外王。它传递了中国传统上一种内省式的处世哲学,即利益和好处不是依靠争先得来的,而须通过个体的修身养性获取。它涵盖了整个家国天下观。积极意义上,对"外交"的评说体现了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特有的清高和"慎独"气质;负面角度讲,它让人在激烈竞争中慢半拍,沉稳有余而拓展心不足。

   对中美两个国家都有深入研究的著名文化心理人类学者许娘光先生,曾著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对待国际关系态度的影响。" 他指出,每个民族都是通过自己的文化透镜来看待世界,自己的群体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外部的一切均根据这个中心加以衡量判别。尽管中国人和美国人在看待外部世界时都认为自己所属团体的生活方式更优越,但美国人的优越感表现出向外扩张和征服的倾向,中国人的优越感则是一种尽量远离和漠不关心的态度。深层次里,不同优越感背后有两种文化心理的根植∶美国是一个高度自由主义和激烈竞争的社会,缺乏紧密的人际关系,没有人在社会结构中具有恒定的地位和安全感,因此,每个人在寻求向上爬升的同时,也担忧来自下层的威胁。对于某些弱势民族的偏见行为,提供了美国人一种成功、优势和战而胜之的幻觉。这种精神不仅造成美国文化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不断提供破坏和改造现状的决心和动力。"西方人过于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与意识形态,以至于不但大规模地改宗,而且不惜用武力强迫他人改宗。"相形之下,中国传统和社会更加重视家庭和宗族的稳固以及个人发展前途的可预期。为老人的离世举行葬礼、为孩子的前途安排婚姻、孝顺的鼓励和家谱的续写,以及善行和裙带关系的形成均无不意味更大的安全(保障)、更稳定的家国(群体)和更高的礼数(文明)。许熄光认为,正由于中国人在主要亲属团体中能获得社会需要的满足,易于采用闭关自守的取向,只要自己的安全未受威胁,从未主动接触其他国家。"这种模式有两方面。一方面中国没有改变异族宗教信仰、派兵征服或拯救异教徒的历史。另一方面中国通常希望维持现状而不是扩张。"

   当人们认为外部世界非黑即白时,冲突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采取中庸守拙,外部就不那么容易判别,人们宁肯求稳或回避或妥协,至少不介入、不干涉。许先生评价说,西方的那一套可能酿成冲突悲剧,也可能加快社会进步,而东方精神的确有助于远离狂热和战争,但同时会造成个人及社会的敌视和停滞不前。

   "它束缚了所有的自发冲动,不管它们是高贵的,还是卑劣的。这种静止的心态,使西方人对中国人产生了'神秘莫测'的第一印象,中国人则把西方人的主动性看成是'难以揣度'的性格特征。"和谐而非冲突,一统而不是变化,是中国人追求的首要目标。

   文化性格中的内敛对现实的研究与教学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我们国家,外交学专业主要是讲授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在国际中的定位,包括大的外交政策及其制定 、实施和特点等相关内容。讲授内容多聚焦中央政府层面,具有明确的政策解读性质。讲理论时主要是分析几代领导人治国方略在对外关系中的体现,围绕此目标展开辅助性课程,如外交史、外交礼仪、外交谈判、决策论、博弈论,以及外交人物和外交经典研读等。根据国内各省区的地理方位及邻边特性,不同地方院校加设美国、苏俄、日本、朝鲜半岛、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等国别区域课程。总体看,课程重政治导向轻外交学术,重政策解释轻理论分析,重中国特色轻外国经验,重具体过程轻学理方法,重现有经验轻创新线索。

   此外,学术批评不充分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点。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院士指出∶"翻开科学史不难发现,创新的科研成果往往是在不断质疑、争鸣和讨论中产生的。不同观点之间的互动,能使人们看清问题,找到解决之道,进而获得真知灼见。但在我们国内基本上争鸣很少,科学界内部认真的科学讨论很少。在国外,科学界有些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意见,会通过科学界内部的争鸣来解决,但在中国,操作起来不容易。人跟人之间要么大家都客气不说,真要是争起来,大概两个人就要成敌人了,所以大家都避免讨论。有的人忍不了,那最后就搞得关系很僵。我们缺乏人跟人之间就事论事的基本态度,这就造成国内学术生态有不如人意的地方。""政治上不那么敏感的自然科学尚且如此,外交和国际问题的争论更是不易。以政策评估为例,在内部研读会上常可见到,不少智库学者、大学老师和研究机构人员对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来龙去脉和官员个性,包括特长和弱点,讲得有条有理、细致透彻,一旦涉及本国外交评价,发言者就收敛很多且雷同度较高,多数时候是依据有关领导基调展开,很难提出批评,更不会有否定意见。

   三

   仅仅抱怨管理部门过于严厉或宏观环境的各种不利因素,既不足够,也不公平,研究者应该反思自己在选择题目和收集资料时做得如何,是否真的用心。

   先自我反省一下。十多年前笔者曾撰文提出,经过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外交形成了有独特性和创造性的理念和做法,如"发展"、"主权"、"责任"三大目标的相辅相成;低调温和、不搞对抗的外交姿态;有理、有节的国际改造观;层次多样、优势互补的复合外交形态;细密结合的外交"四条线",即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发展中世界关系和国际多边组织关系;"和谐世界"理念的逐步形成;不断充实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形成中的"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思想;既有连续性又具代际创新性的指导方针;渐进、有序的外交转型。这些特色体现了中国外交在国际变局下的巨大进步,开辟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探索的新天地。回过头来看,这些观点并没有错,但整篇文章只谈大的结构,仅有对成就的褒扬,忽略了微观层面,缺少对政策评估及纠错机制的讨论。这多少与那时的研究心态有关。持续尝试引进借鉴西方理论之后,笔者转向对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实践的分析,更多注意上升的那些层面及动因,赞美特色的同时放松了对缺点的检讨。其实仔细想想,成就与问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比如,三大目标下面难道不存在失衡的点与时刻?"韬光养晦"被"奋发有为"替代的过程是否伴随新的利与弊生成?中国外交态势如何随着实力与意愿改变?复合外交形态是完成式还是进行式?"四条线"的主次是否会不断变动?有无优先性的确定次序?随着中美长期战略竞争态势的形成,"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如何与防止新冷战的需求对接?不干涉内政原则怎样既维护自身不断扩大的利益也令国际社会理解接受? 如何阐释妨碍"以人为本"外交的内外因素?政治领导人的代际变化对外交方针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有何影响,国内外学界对此有哪些值得重视的看法?世界范围外交转型的渐进与突变有哪些经验教训?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上述文章显然有缺失。

谈及拓展外交研究、开辟新思路,不由想起庄礼伟教授的见解。新冠疫情前,在《国际政治研究》选题策划会上,这位来自暨南大学的东南亚问题专家指出,现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很多文字看似高大上但不接地气。他多年来有意接触在广东打拼的农民工和弱势群体,放眼观察东南亚地区少数族群的生存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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