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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论儒家超越性——以孔子为典范的讨论

更新时间:2021-05-08 14:02:19
作者: 韩星 (进入专栏)  

  

   摘要:依据历代对《论语·为政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章的注疏和现代新儒家的阐释,从超越性角度对其进行经学诠释,可以看到,孔子下学而上达就是超凡而入圣。其从个人角度来讲,就是超越凡俗,优入圣域;从世界角度来讲,就是超越世俗,进入圣境。孔子所体现的儒家超越精神是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双重进路,并圆融一体,达到天人贯通,圣凡贯通,不即不离,即世间而超世间,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了儒家超越性的基本特征。这种超越性被道德统摄,故儒家有宗教性和宗教方面内容,但不是典型的宗教,而是以道德为依归的丰富复杂、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体系和修养实践体系。

   关键词:孔子;超凡入圣;典范;儒家超越性

  

   一、孔子超凡入圣的经学诠释

   《论语·为政篇》中,孔子自述其一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历代对这一章诠释很多,各抒己见,不一而足。本文主要从超越性角度对其作经学诠释。

   (一)第一个阶段:十有五而志于学。

   关于《论语·为政篇》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历代注疏如下。《白虎通·辟雍》:“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学何?以为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七八十五,阴阳备,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学,学经籍。学之为言觉也,悟所不知也。故学以治性,虑以变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子夏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故《礼》曰:‘十年曰幼,学。’《论语》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皇侃《义疏》:“志者,在心之谓也。孔子言我年十五而学在心也。十五是成童之岁,识虑坚明,故始此年而志学也。”邢昺《注疏》:“言成童之岁,识虑方明,于是乃志于学也。”朱熹《集注》:“古者十五而入大学。心之所之谓之志。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志乎此,则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论语五》:“古人于十五以前,皆少习父兄之教,已从事小学之中以习幼仪,舞象舞勺,无所不习。到此时节,他便自会发心去做,自去寻这道理。志者,言心之念只在此上,步步恁地做,为之不厌。”

   今诠:《白虎通》、邢昺、朱熹都认同古代贵族十五而入大学,因为这个时候由孩童走向成人,识虑方明,于是就有志于学。十五入学之“十五”,在不同经籍中也有略有差异,不用求确解,是概数而已。关键是“志”与“学”。《毛诗序》:“志者,心之所之也”,“志”是一种强烈、明确的人生意向。“学”什么?《白虎通》说是学经籍。学是觉悟是意思,通过经籍的学习改变性情,学以致道,明白宇宙人生的大道。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学不外道与礼也”,志于学即志于“道”和“礼”,这种诠释应该更符合孔子当时的实际,孔子自己就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篇》),把“道”作为他终生追求的目标。杨树达《论语十足》云:“寻《述而篇》云:‘志于道。’《里仁篇》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一再言志道,不言志学。此独言志学,不言志道者,孔子之谦辞,实则志学即志道也。”唐君毅也说“孔子的志于学就是志于道”。朱熹解“大学之道”,是指他在《大学集注》中所说的“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朱熹将古代学校教育以十五岁为界分大学小学,而“大人”原指在高位者,如王公贵族。儒家经典中的“大人”一般指圣人,如《易传·乾文言》对“大人”这样解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所以,志于大学之道就是志于成为圣人,概括起来讲,就是孔子当时虽然可能没有像西周贵族子弟那样很规范地完成小学向大学的系统学习,但参照古代贵族教育,也是大概十五岁左右有志于通过学习礼乐文化,由学致道,参悟先王之道,变化性情,念兹在兹,学而不厌,以成圣为生理想目标。成圣以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精神境界上达到圣人。所以冯友兰先生也说过:“这个‘学’,并不是求增加知识,而是求提高精神境界。”

   (二)第二个阶段:三十而立。

   关于《论语·为政篇》中“三十而立”,历代注疏如下。郑玄注:“有所成也。”皇侃《义疏》:“立,谓所学经业成立也。古人三年明一经,从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经之业,所以成立也。”邢昺《注疏》“有所成立也。”朱熹《集注》“有以自立,则守之固而无所事志矣。”《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论语五》:“便自卓然有立,不为他物移动;任是说虚,说空,说功,说利,便都摇动他不得,以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今诠:汉唐注疏解为孔子通五经之业,学业有所成立,这显然是以经学时代为背景的讲法,比较狭隘。朱熹解为人格“自立”,能够固守道德人格,无论什么情况都不为所动,与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相似。唐君毅认为,自立的意义如用新名词来说,是人格的树立,三十而立,是指孔子至三十岁其人格已坚固刚健的树立起来了。在唐君毅看来,《论语》中“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表现的是树立人格的刚健精神,“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表现的是坚固精神。不过,回到孔子时代的具体语境,他多次提到“立于礼”,如《泰伯篇》说:“立于礼”,《尧曰篇》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左传·昭公七年》记载鲁国贵族孟僖子病重将死,召其两个儿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并说孔子是圣人之后,回顾孔子祖上几代精通礼乐,希望他们师事孔子学礼,所以“三十而立”应该是指立于礼。戴望《论语注》云:“立,立于礼。”杨树达《论语疏证》按:“三十而立,立谓立于礼也。盖二十始学礼,至三十而学礼之业大成,故能立也。”而“礼”在当时就是文化、文明的代名词,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孔子有礼乐的家学,又有从小勤奋好学的积累,以复兴礼乐文化,重建王道理想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担当,到三十岁就能够以礼立足于社会,在开办私学、培养弟子以及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等事业上,“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在当时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

   人格自立和立于礼两说也并不矛盾,两者互补,人格自立倾向于内在超越,立于礼倾向于外在超越,内圣外王的格局雏形已成。

   (三)第三个阶段:四十而不惑

   关于“四十而不惑”,历代注疏如下。孔安国注:“不疑惑。”皇侃《义疏》“惑,疑惑也。业成后已十年,故无所惑也。故孙绰云:四十强而仕,业通十年,经明行修,德茂成于身,训洽邦家,以之莅政,可以无疑惑也。”邢昺《注疏》“志强学广,不疑惑也。”朱熹《集注》:“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则知之明而无所事守矣。”《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论语五》:“于事物当然更无所疑。”什么是“事物之所当然”?朱熹的《答或人》说:“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当然,故行不谬。非谓取彼之理而归诸此也。”《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论语五》:又说:“不惑,谓识得这个道理,合东便东,合西便西,了然于中。”

   今诠:《说文解字》(下文中简称《说文》)云:“惑,乱也。”因迷惑而烦乱。孔安国、皇侃将这段话主要解为经明行修,在经学和德行修养方面没有疑惑了,可以入仕从政了。朱熹是以理学来解,知晓事物当然之理,就可以智慧通明,对世事没有疑惑了。《子罕篇》和《宪问篇》都有“知者不惑”的话。朱熹对《子罕》篇“知者不惑”的注释是“明足以烛理,故不惑”,钱穆的注释更好理解,即“知者明道达义,故能不为事物所惑”。成为一个智者,能够明白万事万物的道理,不再有什么疑惑。

   那么,到底不惑什么?《论语·颜渊篇》:“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同篇樊迟问:“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从这两处看,不惑至少有不正确地好恶、逞一时之忿之意。《论语·阳货》:“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郑玄注:“年在不惑而为人所恶,终无善行。”邢昺《注疏》:“此章言人年四十犹为恶行,而见憎恶于人者,则是其终无善行也已。以其年在不惑,而犹为人所恶,必不能追改故也。”年四十还有恶行,为世人厌恶,此人就完了。

   杨树达引《孟子·公孙丑上篇》,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并按曰:“孔子四十不惑,尽知者之能事也。孟子四十不动心,尽勇者之能事也。孔孟才性不同,故成德之功亦异矣。”就是说,如果把孔子的“四十不惑”理解为“知者不惑”的话,那么,其就与孟子“四十不动心”相似,不过孔子是尽知者之能事,孟子是尽勇者之能事。

   (四)第四个阶段:五十而知天命

   关于“五十而知天命”,历代注疏如下。孔安国注:“知天命之始终。”韩愈、李翺《论语笔解》进一步解说:“韩曰:‘天命深微至赜,非原始要终一端而已。仲尼五十学《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曰知天命。’李曰:‘天命之谓性,《易》者,理性之书也。先儒失其传,惟孟轲得仲尼之藴,故尽心章云:尽其心所以知性,修性所以知天。此天命极至之说,诸子罕造其微。’”皇侃《义疏》:“天命谓穷通之分也。谓天为命者,言人禀天气而生,得此穷通,皆由天所命也。天本无言,而云有所命者,假之言也。人年未五十,则犹有横企无睚,及至五十始衰,则自审己分之可否也。”并引孙绰云:“《大易》之数五十,天地万物之理究矣。”邢昺《注疏》“命,天之所禀受者也。孔子四十七学《易》,至五十穷理尽性知天命之终始也。”朱熹《集注》“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此则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论语五》:“则穷理尽性,而知极其至矣。”“知天命,便是不惑到至处,是知其所以然,如事亲必孝,事君必忠之类。”“不惑,则知事物当然之理矣。然此事此物当然之理,必有所从来。知天命,是知其所从来也。”

   今诠:五十岁是人生一个分水岭,从《周易》来说《大易》之数五十,孔子五十以学《易》,综合孔安国、韩愈、李翱、皇侃、邢昺之说,孔子人生的曲折、政治的不顺,经验和教训,结合《周易》的印证,使孔子大概到五十岁左右就通过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能够证知人生穷通的天命之始终。

   朱熹把“天命”解为“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事物所以当然之故”,经过不或之年,他穷理尽性,人生境界不断提升,上达天道,知事物当然之理的来源,就是知天命。这样看来,朱熹的诠释境界要阔大高远。

刘宝楠《论语正义》对“天命”做了文献考察后概括说:“言圣人之德能合天也。能合天,斯为不负天命。不负天命,斯可以云知天命。知天命者,只己为天所命,非虚生也。盖夫子当衰周之时,圣贤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学之,知其有得,而自谦言无大过,则知天之所以生己,所以命己,与己之不负乎天,故意知天命自任。命者,立之于己,而受之于天,圣人所不敢辞也。他日桓魋之难,夫子言‘天生德于予’。天之所生,是为天命也。惟知天命,故又言:‘知我者其天。’明天心与己心相通也。”这就是说,孔子至五十岁已经具备圣人之德,可以与天合,故证知天命。他也提到孔子五十学《易》与知天命的关系,并通过《论语》中孔子言“天生德于予”,“知我者其天”来说明知天命就表明圣人之心与天心相通,开始进入天人合一之境,“知天命即知此天人合一之道之理之性而行之”,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孔子在五十岁左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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