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徐勇:“巨龙入海”:中国海岸城市带与亚欧地缘政治再探讨[1]

更新时间:2021-05-07 09:08:30
作者: 徐勇(北大) (进入专栏)  

  

   中国历史上的中心城市,多分布于距海岸较远的大陆内地。但是,自19世纪以来的两百年间,由于国际与国内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海岸线上出现了众多的居住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人口的中、大及特大城市,构成为一条蔓延1.8万公里的海岸城市集合群。当今中国最大的城市不在于内地,而位于海岸线上。中国海岸地带开发与滨海城带的形成,激活了海洋因素的动力作用,促动了国内社会经济文化与国际外交诸方面的深刻变化。也有新世纪的日本媒体从中国威胁论角度,称之为中国的“巨龙入海”。[2]可知这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影响作用的、富有研究价值的课题。本文的一些探讨,期待方家与读者指正。

   一、 近代中国海岸城市带的发展概观

   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双重优越地理条件的国家,符合德国地缘战略学家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设想的大国发展条件,“最理想的是一个国家要具有在陆域和海域彼此相当的力量,能够使它对陆地的控制成功地转向对海洋的控制”。[3]但是在诸多自然与社会条件作用之下,历代国家政权推行陆域为本、重农抑商国策,致使海岸地带开发问题严重滞后,长达1.8万余公里的海岸线,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主要是边疆海防的区分与屏障作用,未能像地中海那样产生具有代表意义的海洋文化,也未能出现支配内地社会经济的临海大城市。

   按1982年2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布,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共24个,其中滨海城市有杭州、泉州、广州三城,占比约12.5%。其后至2009年增补历史文化名城共有110座,滨海城市有上述三市,另有上海、天津、宁波、福州、漳州、潮州、临海(台州)、青岛、雷州等共计12座,占比不足11/100,比较1982年占比略有下降。再者,这一些获得承认的海岸历史名城,其数量、规模与影响作用,均不及内陆城市。三千年间国家政治经济中心西安、洛阳、北京、成都等名都名城,以及主要都城间的交通路线,均位于大陆腹地。

   至明清两代曾制定过历史上最为严厉的锁国政策,更严重束缚了海岸地域的发展活力。不过明清期间亦曾推进过海岸地带的开放政策。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开海禁被采纳,其后“尽管海禁派的言论还是时有所闻,但肯定海贸的意见一直是官僚阶级的主要思潮”。[4] 康熙经台海一战收复台湾,清廷于1684年宣布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连云港)口岸,是为自主的口岸开放。但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发布上谕,将通商口岸四口收缩为一口,保留广州一口对外交往。这一段上百年的“闭关锁国”,严重束缚了经济贸易交通,沿岸社会经济萎缩不展。当时正是西方工业化的突进时期,中国终于落伍于世界。

   1842年8月29日在下关江面的英军皋华丽号军舰之中,清廷被迫签订定的中英《江宁条约》(《南京条约》),向英国赔款,割让香港,开放“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5]1858年《中英条约》、《中法条约》又规定增开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等沿海口岸,以及长江的汉口等城镇为通商口岸。晚清中国终于被迫结束锁国状态,按不平等条约方式揭开了开国序幕,从而出现了海岸线上的首批口岸城市。

   19世纪与20世纪的中国,充满了连续不断的动乱与战争,内地居民向海岸、边陲地区的迁移加速,为海岸地区输送了源源不绝的劳动力与各类资源,加之海外资金与技术的传输,促使海岸城市迅速发展。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海岸线与海岸城市的规划建设提到了新的议事日程。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规划了3个世界级大港、4个二等港、9个三等港、15个渔业港共计31个港口城市。[6]但民国时期连绵四十年战乱,其规划无法实施。

   至1949年中华人民国和国建立,国内战争得以结束,在内陆方向交往苏欧国家也获得了显著成就。但由于总体格局受限于冷战环境,导致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国家开发战略,颠沛于“一边倒”以及“大三线”建设等政策制定及其调整过程,连续以居守内陆为政策主干,无力开发海岸地带。更有甚者,海岸方向自北而南先后处于朝鲜战争、两岸对峙以及援越作战的战时或临战态势,一直是非安全的防御界限而非建设性的开发地带。

   真正的深刻而健康的转折和发展,出现在20世纪8O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判断不会有大的战争,4个特区及14个沿海城市相继开放,促成一条别具特色的城市带沿海岸线迅速崛起。20世纪末香港、澳门相继回归,消除了大陆海岸线与海岸城市的主权分割的政治障碍,标志着以环渤海城市群,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支撑的海岸城市带的一气连贯,正式迈开了传统中国全面跨入海洋时代的坚实步伐。

   再回头看看历史上中国中心城市的移动轨迹。由黄河流域养育出的农业文明及其中心城市,自有其必然的地理及历史缘由。受惠于中原大陆的土地、降雨、交通诸多地缘条件,有如黄仁宇所说:“因为黄土之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的犁及锄”;一条15英寸等雨线,使“中原农业茂盛,人口繁殖”,再加上能够运输货物、润泽土地的黄河,[7]是为前近代中原城市繁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黄河流域过度的开发,改朝换代的兵荒战祸,加上周期性的寒冻等自然灾害,使中原的人力和技术源源不绝转向地形复杂多山,但雨水更加丰沛、物资更加富饶的南方,促成了唐宋以降华东、华南各地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这是中国海岸地带开发的内在的基础性条件。

   中原社会经济文化的领先发展及其扩展与移动的潮流,必然要促成大陆文化与海洋环境的深度结合,其重要结果是在19世纪以来的两百年间,由近代西方工业文化的东渐,在海岸线上与移动中的中华社会经济文化潮流相交汇,终于改变了原有的小城、渔村或滩涂面貌,出现一座座海岸城市。这些海岸城市转而拉动内陆城镇,产生链动式的双向发展效应,加速了“在整个近代,无论在经济上、文化上都处于中国近代化的先行地位”。[8]换言之,传统的国家中心城市及其核心区域,上千年不间断向东、向南扩展和转移的态势,在近两百年间促动了海岸地带的飞速变迁。

   近两百年间来崛起的“海岸城市带”,是分布于海岸线上的城市集合体,它们既有别于内陆腹地、也不同于近海的大陆型城市。它们是海洋与大陆交汇的产儿。其性格特点在“双核城市”现象之中表现鲜明。如北京距海仅两百余公里,贵为首善之区,拥有作为首都的政治经济交通等优越条件,但是为应对海洋交通的新问题,不能不依靠天津的海口功能,于是天津从19世纪开始崛起,迅速发展为北方海岸线上的特大城市。再者,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水陆经济与交通俱为便利,亦可沿长江下游的黄金水道人海,但万事皆备唯缺直接靠海,终由上海取而代之。上海凭借包括南京在内的广阔腹地,在两百年间崛起为长江三角洲都市龙头,并为中国最大沿海城市。类似的还有沈阳与大连、济南与青岛的“双核城市”现象。

   双核城市和其余海岸城市自北而南、绵延布列,固然深刻显示了海岸城市和内地城市的绵密关系,同时也从外观上生动表现了海岸城市的线性及其实际包含的近海一二百公里幅宽的带状态势。

   综合当代“海岸城市带”人文地理诸多特征,其经济及人口诸比重所占的分量日益增加。按笔者初步统计,1994年全国建制市已达622个,[9]而同期海岸中等城市近60余座。 主要有丹东、瓦房店、大连、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秦皇岛、唐山、天津、黄骅、东营、潍坊、滨州、龙口、威海、烟台、荣城、青岛、日照、连云港、盐城、启东、南通、张家港、上海、宁波、海门、台州、瑞安、温州、福州、莆田、石狮、晋江、泉州、厦门、漳州、东山、汕头、汕尾、惠州、深圳、广州、中山、东莞、珠海、新会、阳江、湛江、北海、防城等。进入21世纪之后,还不断有新的建制市与经济特区,例如渤海湾的曹妃甸以及珠江口的南沙等相继在海岸线上矗立起来,蓬莱也由国务院宣布为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海岸城市与沿海地区人口,伴随全球的城市化现象与日俱增。1992年联合国环境 与展大会估计,全世界距海岸线l0公里的沿海地区,居住着60%的人口;1993年世界海岸大会估计,21世纪发展中国家将有75%的人居住在沿海地区。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从中西部内地向沿海集中移民的表现尤为明显,其中进入海岸 城市的迁移率又高于通常意义的朝向东部沿海的迁移率。据统计上世纪末的1997年全国沿海地区净迁移率为7.89%,而进入(以大连、上海、广州等最大的14座计)海岸城市的净迁移率为10.66%。[10]

   中国人口今后还将持续地向沿海迁移,沿海中又主要是向海岸城市迁移。海岸线上大中城市人口比重将进一步扩大。目前包括海岸城市在内的沿海地区人口比重约为40%,专家估计“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将有8亿至l0亿人居住在沿海地区”。[11]而且,海岸城市的人口文化素质,高科技技术人员比例远高于内地和临边城市。据多年统计,内地考生大学毕业后返回内地工作仅占三分之一左右,大部分去了东南沿海城市,形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不断的“孔雀东南飞”现象。

   近年来国家政府大力推进西部开发政策,对于大专毕业生以及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取向,发挥了不可低估的调节作用,但并未根本改变上述新生代人口的多数流向沿海大中城市的趋势,由此将继续汇聚马太效应,强化沿海及海岸城市的人口素质与智力水准的重心地位。

   国家对于海岸地带的城市规划并未终结,沿海新城的发展尚有极大空间。[12]与发达国家相比,美国21600公里海岸线,约180公里有较大城市一座;日本约30000公里海岸线,约3O公里就有5万人口的海岸城市一座,[13]而目前中国的海岸城市按前述数据,平均间距在300公里以上。这样的数字差异,显示了在中国海岸线上的城市规划空间仍然具备。已经过去的两百年的崛起,是超越历史记录的人类社会城市化成就,但中国的海岸城市这篇大文章,仍然是大有可为,正等待着人们包括中国人以及有兴趣关注该方向的东、西方各界人士,从事新的学理研究,并付诸新的规划与建设实践。

   二、从晚清塞防与海防抉择看当今海陆通联发展之平衡问题

   在19世纪西力东渐之际,晚清政治家曾提出过“塞防”与“海防”诸多战略构想,以应对巨大的外来压力。当时的所谓“塞防”,简言之是为应对来自北方与大陆西北方向的压力;所谓“海防”,是为应对海岸线上或海洋方向的压力。这样的“塞防”与“海防”的选择与实践,无论是“并重”的主张或是选择其中一个为主方向,都是基于安全因素的判断而做出的防御性战略选择。而这样的判断与选择,迄今不仅继续存在,且以更多样方式、更深刻程度,影响着人们的思考理论以及国家的政策实践。由于各时期认识与实践的特殊性,其表现有很大的差异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30年,出自当时的政治外交因素,提出并实行“一边倒”政策。而从地缘战略角度加以观察,“一边倒 ”就是依托大陆腹地以获得安全保障,而以海洋为非安全方向、并以海岸线作为区隔与边缘的政策。其后由于中苏关系交恶,大陆腹地安全因素缺失,“一边倒”政策终止。迫于北方环境恶化,中央政府转而关注西南方向,在60、70 年代实施诸如“大三线”建设等开发政策,在西南内地寻求安全支撑,海岸方向仍处于备战态势。故以海岸线为“率土之滨”、即边缘界限的被动型内守战略的推行,其史实的存在与教训是十分清晰的。

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对于包括海岸带在内的国土规划建设,其指导理论及其实践进程,需要多方面的总结与研究。50年代曾沿袭战争年代根据地政权的建立态势,划出了六大行政区。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步履加快,制定新的国家发展规划,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636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