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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巨龙入海”:中国海岸城市带与亚欧地缘政治再探讨[1]

更新时间:2021-05-07 09:08:30
作者: 徐勇(北大) (进入专栏)  
这一区划显著突出了东部沿海的地域特色。不过到 90年代,1996年3月人大“八·四”会议提出在全国建立七个大经济区,即①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②环渤海地区,③东南,④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⑤东北地区,⑥中部五省地区,⑦西北地区。其指导原则是:“按照市场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以及地 理自然特点,突破行政区域界限,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14]这一构想并未统筹规划整个海岸地带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建国初期的六大区格局。

   在同期国家政府机构调整过程中,曾新建国土资源部,既设国家海洋局归属其下。虽然是强调发挥理论规划的指导作用,关照既有经济区域的相互连系与互动,也特别强调了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地位意义,但问题在于东部的沿海特色未能得到充足表现,有关沿海地区特别是海岸城市的管理与开发问题,被分别切割、纳入各大区或各省市范围,未能得到通盘整合,管理海洋事务的机构多头管制,行政地位低下,依然滞后于海岸城市及海洋大业的实际发展形势。

   显然,上述数十年间,国家层面的海洋政策尚处于缓慢的探索过程,还需要在相当的时段之内持续关注、统筹规划,方能付诸实际运作。其间先后出现的各大区或东、西部规划等方案国策,折射出了中国人对于包括海岸城市在内的海洋问题,尚缺乏主动的开发兴趣与行动认识,中国的海洋开发大业一直处于蓄势待发状态。

   从根本上说,无论人们的认识与理论是否跟上,重大的局势转换总是客观存在的。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中心,终于获得国家行政的规划与支持而从内陆转移到了海岸线上。深圳等 4 个特区及l4个沿海城市相继开放,取得飞速的建设成就,带动了整条的海岸地带欣欣向荣蓬勃发展。期间如前所述,其阶段性的飞跃促动,是20世纪末香港、澳门相继回归,中国海岸线主权获得统一,海岸城市在中国乃至于整个亚太城市体系中的存在地位及其通联关系,得到了真正的改善。同时,也为中央政府持续推进海岸与海洋开发政策,铺垫出又一条可靠而坚实的通道。

   新世纪以来,国家先后推出亚欧大陆桥与一带一路经济发展合作构想,较快更新了西部的开发局势,也从新角度显示出海岸城市地带的重心地位,及其所发挥的全方位引领作用。概言之,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崭新态势,是在港澳回归之后的新世纪,终于从传统的大陆形态跨入海洋时代,并能兼顾陆海通联,正在逐步建设平衡而优质的发展机制。

   对于海岸城市带存在与发展态势的研究,其表述概念的梳理也可以促进深入的思考。中国数千年大陆农业文化所产生的意识思想,对于海洋与城市问题不能不发生惯性的束缚作用。19、20世纪的租界、租借地等殖民势力,曾分割并掠取中国海岸线与海岸城市的权益,并影响着人们的思考与叙事的方式。旧有的意识惯性,都是当今发展需要加以调整或改变的新问题。迄今人们较多使用“环渤海”、“华南经济圈”等表示圆环、圆方状的“圈”、“区”概念,而不太使用“带”的概念。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描述中国等东亚国家近代化过程中的经济关系,也使用“地域圈”,即圆环状的“环渤海圈”、“环日本海圈”、“环黄海圈”。[15]不过在近年的发展战略研究中,也有了视角问题的新探讨。皮明庥指出:“由地缘、经济、文化等因素构成了城市群、城市带、区域城市体系,如沿海城市、沿江城市、西部城市、边疆城市等,可以进行整体研究。”[16]

   对于海岸城市带的描述,诸如“圈”、“块”等大区规划表述,与“带”状描述的比较与分析,关系到地缘战略规划的认识与决策问题。笔者认为,“海岸城市带”的说法,首在其形象为“带”状而非“圈”、“环”状,可以更好地表象海岸线上的城市集合体,有助于认识与考察当今中国与东亚国际关系,对于香港、澳门回归之后所凸显的完整的带状形象,自然是更为切合实际的研究视角。

   再是,海岸城市带的存在形态与开发方式,可以在诸多考察与比较之中加深认识。值得借鉴的是,战后日本的“国土规划”,先后经过四次国土综合整治,形成了由东京、名古屋、大阪、神户等临岸城市构成的“太平洋海岸城市带”,是为战后日本经济开展重大成就。1960年制定《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亦有“太平洋ベルト地带构想”的基本术语,其关键词ベルト即belt(带)。[17]可见“太平洋海岸带”这样的关键词,在战后日本国土开发过程中发挥的战略指导作用,应该给予我们以深刻启示。

   认识“城市带”概念所包含的实际意义,是客观的必然要求。海岸城市带的规划建设与实际成就,正促动着中国内地与海岸地带的巨大发展,同时带来了对于欧亚大陆腹地与亚太海域两大方向交往的诸多变化。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海岸城市带绝不只是关联海洋方向,而是正在深刻促动海岸线与大陆腹地的交流与合作,带来欧亚大陆自身的地缘整合。

   在海岸城市带崛起之同时,亚欧大陆腹地的开发大局随之展开。90年代初以连云港、日照为起点的连同欧亚大陆的铁路大动脉开通,1992年正式启动国际集装箱运输业务。又新开辟了数十条与中亚地区的空中航线。期间又一重大政治与外交事项,是1996年4月26日,中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为商谈反恐等事项,在上海举行首次会晤。2001年6月14-15日在上海第六次会晤,同时乌兹别克斯坦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加入“上海五国”。次日,6国元首会晤并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等文件,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中亚五国除土库曼斯坦外,均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面积近3018.9万平方公里,占亚欧大陆面积的3/5;人口15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4。其成立宣言指出:“确信在21世纪政治多极化、经济和信息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将‘上海五国’机制提升到更高的合作层次,有利于各成员国更有效地共同利用机遇和应对新的挑战与威胁”,又强调:“‘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将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协调行动,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相互支持和密切合作,共同促进和巩固本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8]

   上合组织的成立,促动了多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建立了国家元首、总理、总检察长、安全会议秘书、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经贸部长、文化部长、交通部长、紧急救灾等部门的领导人、国家协调员的会议机制。成员国国防部还于2007年6月签署了上合军演协定,规定联合军演的目的,是要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及稳定。2010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成功举办了“和平使命—2010”军演。上述亚欧大陆桥开通以及上合组织的建成,是两个世纪以来,中国西部开发与安全战略发展的划时代的进步。

   如果说上合组织成立尚属区域性的规划建设,那么随后的一带一路发展合作构想,无论思维方法与实践范围,都有全方位格局提升表现。其提出与推进虽不到10年,诸多重大战略举措都已取得实效,有如2014年包括中国、印度、诸国共同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运行;再有中欧通过陆路直接交往,铁道运输发展迅猛,据截止2019年底统计,运输网络覆盖了亚欧大陆的主要区域,通达欧洲15个国家的44个城市,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已近2万列。

   综合考察自港澳回归的新世纪以来,在中国西部方向由“上合组织”进至于一带一路发展大局的全面推进,无疑是继承了建国之初“一边倒”政策的、以欧亚腹地为依托的战略遗产,加之改革开放后的海洋经济的拉动,内陆社会民生诸领域的开发与建设机制得以整合,终于促动出了飞跃性变化,收获了前所未见的西部成效。亚欧腹地方面的链接与开发成果,同时也与海岸方向相互呼应,促动沿海方向持续提升其全方位的建设效应,包括提升其安全战略范围的应对能力。显然,东西部之间的深切关系及其双向联动的函数效益,确实值得加以更充分的关注。

   由海岸城市带的形成发展,所联动的中国西部以及欧亚腹地的深刻变化,以及一带一路格局的全面推进,至少有如下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中国海岸城市带的发展,结束了共和国此前的“一边倒”以及“广交会”贸易等单方向战略摸索状态,联动地改善了中国内地与西部传统的对外交往,转而建设日趋成熟的东西部互动机制。

   第二,海岸城市建设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根据,包括海水养殖、海底矿产、海上旅游等在内的海洋农、工、服务诸业,技术含量高,集约性强,产销环节关系密切,对市场依赖性大,没有一定规模的临岸城市难于促动。海洋经济愈加发展,则海岸城市愈快发展,愈能发挥辐射作用,惠及内地与欧亚大陆腹地。

   第三,与传统中国的内地城市相比较,海岸城市所拥有的海洋资源,以及运量大、成本低的海上交通等优势条件,可以促成历史上中心城市所不具备的发展速度。该类城市在通过海洋方面与海外交往的同时,可以依托腹地或内地城市,持续获得新的海洋发展动力,真正促成社会经济力量的全方位的改善与提升。

   第四,海岸城市带的发展将继续加快中国人口的城市化速度。海岸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坚持可持续发展方针以指导人口迁移,保护内地生态环境,是为国家社会发展与国土规划的战略性课题。

   基于上述判断,中国的海岸城市建设的数量、质量的正在持续发展,接近美、日发达国家水平,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陆海双面优势的积极整合,是为真正的中国“巨龙入海”,正在促动“现代化城市与工业布局带来极大改善,数千年传统的农业性质亦将产生根本性的巨大飞跃”。[19]

   三、中国海岸城市带之历史文化与地缘政治思考

   中国海岸地域开发与海岸城市带的形成、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迅猛发展,其根本动因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素,是中外人力与物力的和平交流结果。但其内在的地缘关系,却不能不直接关联到美、欧地缘政治学家们诸多战略考量。需要研究者给予充分的关注。

   其中,英国的麦金德曾提出陆权与海权的观念,指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将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地区,提出著名的麦氏三段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美国斯皮克曼在20世纪40年代对麦氏三段论提出质疑,做出相反的论断:“谁统治边缘地带,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谁统治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

   不能不说上述两种论断均有各自的思想依据,而本文关注的要点在于,斯皮克曼具体地强调了中国海岸地带的重要性:“在亚洲对势力均衡的威胁,过去是来自控制大陆沿海地区海道的国家。日本在这次大战中战败后,大陆沿海地区海道的控制权将不再掌握在它的手里了,中国将成为这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20]斯氏的理论研究,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的论证需要,为其提供理论指导与思想信念,其目标很明确:“美国的民族利益在于保证决不让任何一个单独的强国来统一边缘地带。”[21]

   显然,20世纪战略家们的多种论证,均从内陆与海洋两个方向着眼,所肯定的多是东亚海岸线的、特别是中国海岸线所具有的重大地缘政治与战略意义。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海岸地带城市开发以及新世纪以来的亚欧大陆桥、与一带一路合作计划诸多国策,优先注重经济的开发与发展问题,然而其实施却不能不与斯皮格曼等倡导的扩张型海洋战略相冲撞,值得作出更广阔深入的比较性思考。

多有研究论著强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大陆特色、或“黄土文明”。晚清战略家李鸿章一方面大力建设北洋水师,一方面也强调中国的地缘战略特点是“陆多于水”。其实,综合考察历史上的亚太交往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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