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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事实与价值

更新时间:2021-05-06 11:05:43
作者: 陈嘉映 (进入专栏)  

   §1 “是”与“应当”

  

   伦理学中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基本两分,在不同的理论或理路里,这种两分有不同的标示,如描述性与规范性,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我们说基因是怎么起作用的 与人是否都是自私的探讨的是两类问题,这很容易被想成是在主张事实与价值的两分,主张不能从“是”推出“应当”——主张生物学是研究事实的,这类研究无法解决价值问题。但这不是我的主张,至少不完全是我的主张。

   我们是否能够以及怎样能够从物事之所是推导出应当怎样做?这个“是与应当问题”被称作伦理学中的休谟问题。 [1]由于是与应当 这个用语会让汉语行文磕磕绊绊,我们下面采用另一组现成用语:实然与应然 。实然与应然论题通常在伦理学中得到讨论,但显然,这可以是一个远为广泛的论题。给定这个棋形,为什么就应该跳马?大船正在沉没这个事实怎么就过渡到了我“应当”上救生艇?在这些情况中,不仅有事实,还有处在事境中的人的欲望、愿望——正在沉没的大船上载的是要逃生的旅客,象棋有如此这般的规则和棋理而下棋人想赢棋,在这些适当的周边环境下,对怀有某种欲望或愿望的生物来说,实然导向应然。这杯饮料里有毒导向不应当喝它,但若我本来是要服毒自杀,这个事实就导向我应当喝的恰恰是这一杯。

   从实然到应然引起困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把事实认知想成了其他认知的前提,实际情况却是,我们一开始总是联系着我们要做的事情来认知事实,为了我们要做点儿什么去认知事实。我们要确认河水有多深,因为我们想知道能否涉水过河;我们要确认钥匙是否带在身上,因为我们到办公室得用钥匙开门。

   确认事实本身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认知任务,完成这个任务成为另一些认知的前提,我们会说,先别忙下结论,等把事实弄清楚再说。不忙决定是否涉水渡河,先确定水有多深,不忙判断张三是否有罪,先去做DNA测试。确认事实是要不要涉水渡河或张三是否有罪的前提,但我们打算渡河、我们要找出罪犯,这些是搜集和确认事实的前提,并为搜集哪些事实及怎样确认事实提供了引导。

  

   §2 从借钱这个事实能够推出应当还钱吗?

  

   我问你借了钱,从这个事实能够推出我应当还你钱吗?如果把事实理解成赤裸裸、孤零零的“原子事实”,那么,从这个事实不仅推不出我应当还钱,实际上,从一个事实什么都推不出来。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才能从我问你借了钱这个事实推出我应当还你钱。

   实际上,脱离了社会环境,我们不仅无法从我问你借了钱这个事实推出我应当还你钱,我们根本无法把任何东西刻画为借钱。我问你借了钱 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事实,也无法通过分析转变为一些孤零零的“原子事实”。你的右手把一叠十元钱的纸币递到我的右手上,我把一张纸递到你的手上,纸上有我们称之为签字的如此这般的一些钢笔墨迹等等,这些事实的合取并不构成借钱。如果真的有一个不存在私有财产的社会,如果没有其他的周边环境,那么,无论你我做了什么,无论有哪些事实摆着,都不会有借钱这回事。我们在一定的环境下把所发生的事情刻画为借钱 。

   我们的语言在各种层面上从各种角度来设置表达方式,以使不同表达式的内容能够相互联系。之所以把发生的事情刻画为借钱 ,恰因为这般刻画的事实与应当还钱 这个要求连在一起。有借有还——就像尺子和度量有概念联系,危险与应当躲避有概念联系,借钱与应当还钱也有概念联系。我们有时会降低一个层次来确定事实,例如确定纸上是些什么墨迹,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层面上确定事实?我们需要确立这些墨迹是不是你的签字,你的签字表明你确实欠了钱,欠钱应该还钱。

  

   §3 自然而然的存在是实然与应然未分之处

  

   应然 不限于道德上应当 ,也不限于我们应当,物事本身也有应然 ——钥匙应当在大衣兜里,河水不应当这么深呀。应当 大致相当于按道理说 。道理来自现实,现实包含“应当”。事情按常理发生,事情“自然而然”发生,意味着事情不仅如此,而且应当如此——所是是其应是,what is as it should be。水往低处流,这是事实,也是应然。自然状态是实然与应然的和合处,甚至要说,自然而然的存在,理所当然的存在,是实然与应然未分之处。

   但事情并不处处依常理发生。按常理,水往低处流,在虹吸管里,水却往上升,按常理,孩子一两岁开始说话,然而,爱因斯坦到三岁还不会说话。这时,事实与道理分离开来——什么,水往上走,这不应当啊。这种分离开来的情状不仅让我们看到事实与道理的分离,而且让我们明确地意识到“自然”意识到事物本来是其应是,自然状态是实然与应然的和合。

   事实与道理有时分离,这当然不意味着,世界一开始就是裂成两半的,一边是没有道理的纯粹事实,另一边是纯粹的道理,而我们无法越过把两者分开的鸿沟,从纯粹的实然跳到纯粹的应然。我们通过探究隐藏在自然之中的“深层道理”把看似不合常理的实然带回自然,带回实然与应然的统一。依据深层道理所提供的解释,即旨在消除事实和道理的分离,找到了适当的道理,水在虹吸管里上升就不再简单是水往低处流的例外,不再是不合道理的例外,其合乎道理殊不亚于水平常下流。

   当然,用来解释虹吸现象的道理必须不与其他道理相矛盾。系统论理正是从这一要求发展出来的。

   从现实引出道理相当于从实然推出应然,“按道理说”从事情应是怎样推出它是怎样。在数理推论中,这样的“推出”合拢实然与应然。7是除数,最大的余数是几?或应该是几?你回答,是6,或回答,应该是6。在事质推论中,实然与应然不完全合拢,“按道理说”的应然 包含这样的含义:按道理说应当如此,但是否如此,尚须考虑具体情况,尚须考虑其他的道理。

   斯蒂文森的主要论著《伦理学与语言》是从区分两种分歧起论的,他把它们分别称作看法的分歧和态度的分歧 。你我的争论可能是关于事实的——影院现在上映的这部片子是不是张艺谋的片子。你我的分歧也可能缘于你我态度不同——我们确定了那是张艺谋的片子,正因为是他的片子,所以你要去看,我不要去看。不难看到,这种区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区分实然与应然。斯蒂文森说:“伦理学分析的中心问题——甚至可以说‘真正的’问题——就是详细地阐明看法与态度是怎样发生相互关系的。” [2]我认为这是一个深有洞见的论断:如果研究只涉及实然,与我或我们应当怎样做没有关系,那就是科学研究;如果研究只涉及应然,而没有实然为据,那就是道德说教。

   只不过,要阐明看法与态度怎样联系起来,势必依赖看法与态度自然而然和合的情境。你看到大船在沉没,你自然而然应当跳上救生艇逃生。大船沉没之际你跳上救生艇逃生合乎常理。然而,现在大船正在沉没,你却没有去逃生。大船沉没之际逃生是不是这个理,须考虑具体情况,须考虑别的道理。此际有更深的道理:你是船长,你应当让乘客先逃生,你是个男人,应当让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

   在康德那里,逃生出自欲望,欲望属于因果世界,这里只有实然,没有应然;应然惟出自理性的道德命令。应然不来自实然,它们是两个全不相连的世界,一个世界压倒另一个世界。而在我看来,这里出现的不是实然与应然的分歧,而是不同道理的分歧,或不同应然的分歧。我们努力过上一种“道德的生活”,不是因为应然世界始终应当压倒实然的世界,而在于“道德上的应然”是生活中的深层道理,道德性给予生存以深度。

   船长留在正在沉没的船上让乘客逃生,这是更深一层意义上实然与应然的和合。然而,不也有那样的船长,海难来临时自己先溜之大吉吗?物理世界里,实然与应然的不合总是表面的,物理学的基本信念是:通过更深入的研究,通过理论的变形,一切不合理论的例外最终会合乎理论,从而得到适当的解释。而在伦理生活中,实然与应然的和合另有一层意义:实然和应然在典范那里和合,在典范那里,实然展示了应然。这种更深的和合是通过努力达到的,不经这种努力,实然与应然不是表面上分张,而是真实地分张:实然不副应然。这种分张不是通过解释消除的,而是通过实践中的努力消除的。

  

   §4 简论社会研究与自然科学的区别

  

   基因是怎么起作用的 与人是否都是自私的 探讨的是两类问题,不在于生物学研究事实所以无法解决价值问题。所有探究,无论生物学还是伦理学,都依赖于事实,但不限于陈述事实,而是从事实出发去探究事实的道理。那么,生物学和伦理学的区别何在?这一问显然要把哲学—科学关系整个牵涉进来。这里只能就最切近的因素扼要说几点。

   十九世纪西方思想界极其关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用那时常用的说法,人文/社会科学和价值/意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人为事物,人是有价值取向的,其活动是由意义指引的,人为事物(精神—文化对象),从墓葬到游行,都体现着价值和意义。物理学的研究对象,物理事物,则不是如此。鉴于这一根本区别,狄尔泰区分精神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前者是Verstehen,后者是Erklaerung。Verstehen通常翻译成理解或领会,Erklaerung则是说明、解说、证明。

   我们可以从这一简要的思想出发来讨论社会科学的特征。这里且以社会学家布鲁斯(Steve Bruce)的一段论述为例。布鲁斯说,社会学家几乎无法构建实验。一个原因是,“社会生活看起来过于复杂,无法被分割成简单的组成部分加以孤立的研究”。 [3]他接着说,“社会学不能提供‘法则’”, [4]它最多是达到某种或然性。这不是因为社会学还不够成熟,社会学“永远都不可能发现人类行动的规律”,之所以不能,恰恰在于人不同于水这样的单纯物质,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而人有意识有感知,出于选择去行动,甚至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关头,人仍然可能选择去死而不是服从暴政。化学家只要找到了某种溴化物发生反应的规律就止步了,而社会学家找到人的某种反应模式时,他的工作刚刚开始,因为他需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反应,他要在价值、动机、意图中探索“为什么”。为了找到这些,社会学家就需要了解人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看法和描述。一个人在站台上举起手臂左右挥舞,他可能是招呼人,也可能是在活动筋骨。要了解这些,单单观察是不够的,“社会学家最终不得不以某种方式询问:‘你为什么这样做’”。但问答本身是互动,当事人可能有意无意地掩饰或欺骗。于是,研究者就不得不进入符号的领域。

   布鲁斯的这番议论有些疏漏,我恰好可以通过讨论这些疏漏更确切地刻画社会科学 [5]的特征。

一、并非所有社会科学都无法建构实验,最典型的如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是这门科学中的大国。社会学的确不常建构实验,但社会学与心理学关系密切。此外,社会学可以建构布鲁斯本人所称的“准实验”,如罗莎贝思·坎特的乌托邦社区研究。另一方面,自然科学中也有些门类无法实验,例如人们常说到地质学、天文学。固然,实验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与作用远不像在自然科学中那么的强有力,为什么如此还有待多方面的说明,其原因远不是主要在于“社会生活看起来过于复杂”。我们该怎么比较社会生活与物质活动哪个更加复杂呢?即使机械运动也可能十分复杂,比如湍流、三体运动。为了能够采用实验方法,自然科学家需要把复杂的物事分解成一些简单组成部分。地质学家无法制造地质的大规模运动,但他可以把研究对象“分割成简单的组成部分”来研究,实际上,他很可能把大量时间用在实验室里。与此相似,为了对社会生活进行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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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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