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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功效主义与自私的基因

更新时间:2021-05-06 11:02:22
作者: 陈嘉映 (进入专栏)  

   §1 功效主义简介

  

   反思伦理生活,不妨从功效主义开始。伯纳德·威廉斯说它是“现有伦理理论中最富雄心的”, [1]罗尔斯声称“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占优势的一直是某种形式的功效主义”, [2]金里卡(Will Kymlicka)甚至认为它是“唯一自成体系的道德哲学”。 [3]我也许可以加上说,在伦理维度上反思生活,通常会先来到功效主义类型的见解。功效主义的大本营是英国,其理论资源来自休谟、亚当·斯密等重要哲学家。功效主义理论的创建人是边沁,此后在约翰·密尔、西季威克等人那里发展成熟。二十世纪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黑尔等人。

   功效主义是utilitarianism的译名,最常见的汉译是功利主义 。Utility,用汉语表达,意思是功效、功用、利益、用处、利用。利 这个词,在汉语论理中颇多贬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教导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功利主义 这个中文词平常用时也是贬义的:自私自利,不择手段唯利是图,不讲原则只从功效方面考虑问题。但这不是utilitarianism的主张,英文utility一词本来不含贬义,偏于中性的效用,utilitarianism更不是鼓吹自私自利。为了不把utilitarianism这个词错当成自私自利主义,我像另一些论者一样,不把它译成“功利主义”而采用“功效主义”这个译名。

   功效主义理论是后果论的,什么行为是善好的,要看这个行为带来什么后果。在这一点上,它与道义论相反。道义论注重行为所依的原则和行动者的动机——只要我用心良善,只要我按道德律令做事,我就是道德的,我的行为产生什么后果,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甚至全无所谓。例如,康德主张,不得说谎是一条不易的道德准则,即使我不骗过歹徒会伤及无辜,我也不可说谎。

   作为两种相异乃至相反的理论,功效论和道义论各有得失,而在实际生活中,从功效出发和从道义出发则更多是两种不同的态度。从功效出发,多是冷静的,但易失于计较;从道义出发,则多带强烈的感情。如道德义愤,我们也许应当把道德义愤视作一种重要的积极的“道德感情”,但不幸的是,在实际生活中,它多半不像自以为的那样充满道义,更多倒是把自己认可的无论什么东西上升到道义的高度,发展为狂热。十字军、红卫兵、原教旨,都是如此。原本起于正义的事业,如保钓、环保,也常有此倾向。

   后果论有突出的好处,例如面对同性恋问题,我们要问:同性恋对谁造成了伤害?如果它并不给他人和社会带来伤害,似乎就没什么道理把它视作不道德的。 [4]但我们似乎也不能单从后果来评价行为,例如,我做一件事,动机良善,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我能力不足,结果把事情做糟了,我也许会受到批评,却似乎不应受到道德谴责。但出于理论所要求的彻底性,后果论往往要达到惟后果论才肯罢休。

   单说功效,还不能成为一种主义,因为先得有个目的,才能确定什么手段有功效什么手段没功效。你要从魏国到楚国去,北向而行,你马快、费用足、御者能干,结果反倒离开目的地更远。功效主义并非不谈目的单谈手段,只是它所设想的人生目的是个老生常谈:人皆避祸求福,或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利益”可以各种各样,功效主义通常把它界定为happiness,汉语译成快乐 或幸福 。快乐 和幸福 不是同义词,后面“良好生活”章会讨论这两个概念及其区别,眼下且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个词。

   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差不多就是说,人是自私的。这种人性论古往今来所在多有,中国有杨朱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荀子说“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据司马迁观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近代西方哲学家有不少持这种人性观,如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霍布斯的政治学说。人皆自私论仿佛还持有现代科学的认证书,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为这种观念背书,生物学是比经济学更硬的科学,为自私论提供了更硬的支持。本节开头说到功效主义理论的重要性,这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而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功效主义所基于的人性论是当代多种理论的核心原理,而且,当代最为广布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也缘起于功效主义。其实何止各式各样的理论,“上帝死了”之后,即使没读过任何理论的普通人,一旦就伦理—社会现象开发宏论,多半也会从“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之类的说法起论。

   不过,功效主义理论并不停留在这个起点上,依这种理论,最重要的不是这一个人或那一个人的幸福,而是人类幸福总量。功效何如,要以是否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衡量,为此,一个人很可能要放弃点儿自己的幸福。这么一来,这种理论不是主张人应当自私自利,反倒是主张利他。这一理论的创始人边沁就是个著名的改革家,推动了多项社会改革,尤其注重改善穷苦人的生存环境。如Homer A. Jack所言,如果能用一个特点来概括功效主义者,那就是“对社会公正的深切关怀”。 [5]

  

   §2 幸福计算

  

   功效主义是传知最广的道德理论,同时也吸引来各式各样对它的批判性考察,指出它包含的种种疑点。 [6]

   对功效主义的一项常见的批评,是它过分偏重于总体,忽视了个人权利。按照最大幸福原则,似乎谁获得幸福并不重要,但凡人类的总体幸福有所增加,不妨牺牲少数人的幸福,只要减少之量低于增加之量就行。边沁的确有过这样的表述。这可是个很危险的方向。根据边际功利递减的法则,剥夺并瓜分少数富人的财产给我们穷人带来的幸福总量通常会大于给富人造成的痛苦总量,但是否就可以这样做?人类整体获得最大幸福初听像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但若不顾个体合法权益,个人幸福成了幸福总量中的一个数字,结局会相当悲惨。我们的确关心社会的总福利,但同时也必须关心是哪些人获得了这些福利,以及他们怎么获得这些福利。除了最大幸福之外,至少还必须引进权利、合理性、合法性等等。

   而且,快乐、幸福、痛苦这些东西真能量化并得到测量吗?边沁那时候,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很多人希望把包括伦理学在内的所有学问都做成严格科学。严格科学难免要求把它的各种内容尽量量化,以便互相折算。然而,虽然我们平常也说张三比李四更幸福,中国人比美国人幸福,中国人民最幸福,但这些都是泛泛一说,认真测量还怪难的。

   快乐等等不易测量,首先在于快乐不是同质的。守着书桌,年复一年求证费马大定理,这是你的快乐;跃马沙场,建功立业,这是我的快乐。一开始,边沁主张快乐都能折算,后来,约翰·密尔承认快乐有质的区别。不同质的东西怎么折算?

   快乐等等不同质,联系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很难完全脱离当事人的感受来谈论快乐幸福之类。我并不同意幸福只是“主观感受”,但任何“幸福指数表”恐怕都得包括“幸福感”这一类感受在内,而幸福感既离不开个性差异也离不开文化差异。有的人群觉得平安是福,有的人群觉得冒险刺激才快乐。你当了官,天天鲍鱼果子狸,前呼后拥一帮随从,因此幸福得大发,这种日子,我觉得不啻受罪,每天起身在早市上转转,拣两样新鲜蔬菜烧个午饭,饭后眯一小觉,我觉得幸福无比。我们年轻时候,听说美国人台湾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觉得自己幸福得要命,据说,朝鲜人民今天仍沉浸在类似的幸福感之中。

   幸福计算还有其他种种困难,例如,如果一个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个人的痛苦之上,计算时该怎么加减?——虐杀者和强奸者由他们的恶行获得快乐,这些快乐也要计算在快乐总量里吗?

  

   §3 经济学帝国主义

  

   量化是科学的要件,例如,经济学要把自己做成一门科学,就必须在量化方向上做出努力。这种努力一开始就要界定利益,把一切利益都界定为或折算为经济利益。

   经济学家计算经济利益,不是靠坐在摇椅上遐想,他借用一样现成的东西来:市场。一样东西值多少,不由经济学家定价,而是由市场定价。经济学家通过市场提供的数据来确定一样东西的价格。查一查交通事故致死、医疗事故致死的案例中保险公司要赔多少钱,甚至可以确定“生命的价格”。人命当然不是保险公司收支簿上的数字,只不过,这些数字之外的东西,亲人死去你心中持久而沉默的伤痛等等,不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内。最早翻译亚当·斯密的严复就曾指出:“其所言之计(经济)也,固将非计不言,亦非曰人道止于为计,乃已足也。” [7]经济学非经济不言并没什么错,错在经济学帝国主义。把社会生活简化为经济利益的交易,这不是经济学的结论,而是它的工作假设。我们可以从交易角度来讨论婚姻、友谊,而且能由此得到不少有意思的结论。我甚至要说,你如果完全不知道可以从交易来看待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那你是无可救药的天真。只是我们要记取,采用这个角度来看待生活,最重要的东西,最有意义的东西,灵光闪现的东西,都落到了眼帘之外。朋友间的互助不是利益加上面纱,赤裸裸地追求利益也不是剥去面纱露出利益,利益本来是在那里的,赤裸裸地追求利益是把利益同其他活动剥离开来,使利益,也使其他活动,变得抽象了。经济利益只能支撑经济学,支撑不住伦理学,因为是生存定义利益而不是利益定义生存。

   经济学若没有这自知之明,认真断言婚姻和友谊的本质就是交易,认真把人命当成了保险公司收支簿上的数字,那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了——它倚仗其强势掩盖了其工作假设的假设性质。即使在单单研究经济现象时,经济学帝国主义也可能造成危害,突出的一例是,若把社会生活整体简化为经济利益的交易,就掩盖了权力的作用。

  

   §4 利益最大化

  

   经济学对流行观念的最大影响,非“理性人假设”莫属。按照这个假设,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经济学是当今显学,把这一观念传播到妇孺皆知。

   我们该怎么界定利益 这个概念呢?快乐 和幸福 甚难定义,定义利益 也非易事。英语常用来表示利益的有interest,benefit等等,其含义都比利益 要宽。例如,interest既可翻译成利益 ,又可以翻译成兴趣 或兴趣 所在。就汉语来想,利益和兴趣这两者有时得分疏有时又合一。最狭义的利益大概是直接经济利益,这样界定,利益就不包括名。有人重名,有人重利,可名利名利,名还排在利益前面。即使有些名人利欲熏心,为了利益不惜自毁名声,但也有人,你给他多大利益他都不肯毁了自己的名声。较宽一点儿界定,则名声也是一个人的利益所在。更加宽泛说来,兴趣也是一种利益。我不计较绘画市场上的标价一心依自己的兴趣画画,这时兴趣和利益两分,但你妨碍我画画即是损害我的利益。女儿对于父亲,远不止是利益也远不止于兴趣,但伤害女儿当然是损害父亲的利益。

   综上所述,首先,利益 有一层层的狭义广义之分。其次,从求取方面着眼,我们通常在狭义上使用利益 ,把它与名声、兴趣等等区分开来,兴趣驱动和利益驱动是两回事;而从受损的方面着眼,兴趣、爱和情义受损也是利益受损。

利益在生活中当然极端重要,无视利益,仁义而已矣,情感而已矣,我们就掉进了虚花花的浪漫主义。但另一方面,人虽然不是纯粹高尚理性的动物,却也不是“理性人”类型的理性动物。边锋临门一脚踢进了球门,在记分板上增添了一分,但进球当然不只是得了一分,球员和球迷欣喜若狂,奔腾欢叫。我们的行事不仅带来利益,同时也带来各种感情,欢喜、满足、沮丧,这原不必多说。前现代时期,人们安土重迁,对大多数人来说,迁徙到另一个地区即使明摆着能挣取更多,他们还是宁愿留在家乡。即使在经济领域,人们也不一定要求得利益最大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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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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