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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杰 行龙:解放太原战役期间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民众动员之比较

更新时间:2021-05-06 08:06:37
作者: 张利杰   行龙  
“扰乱社会秩序,抢掠商民,杀害我(中国共产党)地方干部”。39保障民众安全和正常的生活秩序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道难题,事关人们参与动员的勇气和决心。

   三、生活保障与民众归附

   动员的目的是为战争服务,关键还要将民众的认可转化为实在的人力、物力支持。不过,意愿转化为行动并不如想象的那般容易,风险和利益考量过后人们还是会有诸多后顾之忧。保障民众生活虽然不能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动员技术,但确是整个动员链条中的关键一节。

   生存是人们考虑的头等大事。无论是参军入伍或运送军需,由民变兵,生命危险系数陡然增加。一场战斗下来“遗弃之尸,臭不可闻”。40战争给人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威胁,更有心理上的恐惧。即便在解放区后方,危险的氛围似乎也没有减弱,战役初期有些群众“大早上不敢上地,黄昏前赶快回家,晚上闭门不出”。41太原城内恐惧情绪弥漫更甚。守城者多数来自各地败军,“部队组织复杂,军心悲观涣散”。42由于困守孤城,兵员枯竭,粮食难济,“阎军士气更加低落”。43战勤抽丁多来自政、工、商、学等行业,这些人平时鲜做体力劳动,推向战场难堪大用,普遍“颇属失望,情绪至感不安”。44

   客观而言,战争造成破坏和损失在所难免,但采取相应措施保护民众、爱护民众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明确要求:“必须把民工当作一种短期的义务兵役制性质的队伍去建设,在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长期的具体准备工作”。太原前线联勤部要求各连队组织民工在“防空、行军、宿营、利用地形和绑卸担架”等方面经常性地训练、演习,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升他们的自我防护能力。45据统计,战役初期作战伤亡民工1070人,而在总攻阶段这一数字骤降至26人,这与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训练和保护民工是分不开的。46针对敌人在解放区的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在前线附近建立封锁区和岗哨严防敌特活动,组织群众成立武装自卫队。47相比之下,阎锡山对待民工就显得不那么“仁慈”。城内青壮劳力全部被收编参战,“战事劳务相当繁重,每隔一天甚至每天都要上前线”。如此竭力征用显然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范围,不少壮丁不堪重负,设法逃出,有些人甚至是屡次被抓回又屡次出逃。48对于没有生产能力的人群,阎锡山方面非但没有保护,甚至要将他们驱逐出城。太原市政府曾安排将十万老弱妇孺疏散出城以减少粮食压力。49他们视壮丁为工具,视平民如草芥,弃老弱如敝屣,这与中国共产党对待民众的态度有霄壤之别。

   民众的生产生活同样需要关照。在解放区,土地是农民最为关心的问题。有论者指出尽管土地改革对农民参军有正面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二者有必然的联系。50而且不同时间、区域的土地改革存在差异,土地改革与参军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

   以太原战役为例。1948年11月15日晋中区党委发出了《关于晋中新区土地改革的决定》,标志着该区土地改革的全面开始。1949年3月,为了春耕生产、备战总攻,晋中土地改革告一段落,迟至1949年冬才重启工作。51也就是说,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短短三个月恰好是太原战役停战对峙的三个月。晋中党委总结此次土地改革的不足时谈道:“一方面正是战事紧张阶段,因而影响到土改;另一方面这一阶段南调干部工作任务也较大,影响到干部的思想情绪。”52在这里,土地改革与农民参军同样没有自然的联系。在战情紧张、可调派工作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兼顾。最终土地改革让位于战勤,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胶着战事中权衡取舍的结果。

   既然没有吃下土地这颗“定心丸”,又是什么原因能让农民安心依附共产党呢?实际上,人的幸福感不仅来自物质生活的丰富,更在于心理感受上的满足。在照顾群众生产生活方面,中国共产党考虑得极为周到。一方面,动员时充分考虑农民生产。1948年的秋收季正值征兵任务紧迫之时,即便如此晋中党委仍致信各分区“考虑到生产,允许时间延至秋后”。53次年春天,晋中党委又下令春耕期间暂缓战勤使用民力。44另一方面,照顾民众的生活需求。民工生活委员会即是为保障民工及其家属生活而设立的专门机构。工具损耗及时修补,寒冬时节添衣加帽,有条件的情况下也会尽可能改善民工伙食。54诸如民工伤病员的住院、人畜的医药费用及其他临时发生的许多问题,同样会适当及时地解决。55战时物资紧张,民众的物质需求不可能一一满足,作为弥补,党员干部会更多地在情感上给予他们关心和慰藉。民之所望,施政所向,在这方面共产党人无疑是擅长的。

   当同样的问题摆在阎锡山面前,他只是在一次次的讲话训诫中,让民众“忍耐和苦撑”。1948年5月阎锡山实行名为“平民经济”的战时经济体制后,太原城内居民生活每况愈下。以工人为例,工资原先是按麦价折钱计算工资,加班工时正常取薪。实行“平民经济”政策以后,一半工资以贱价的小米计价,加班工时另设限制,还时常拖欠不发。工人间流传着顺口溜:“米麦各半,加工另算,打(碎)灯泡罚你四万,你要(鸣)不平,送你前线打仗。”56阎锡山方面的军需仰赖于城内各工厂生产,工人理应是当局最应关照的群体,但是随着战事进展,工人待遇不升反降,将近一半工人被送往前线或被裁,还有很多工人被迫逃往城外,有人甚至说“八路军快来为好”。57阎锡山方面囿于战守,一味索取民财而未加补偿,虽是解了燃眉之急,但已然散尽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妇孺皆知的道理阎锡山并非不晓,他甚至为此专门编写过《取得民心政治课本》,指导官兵如何同民众打交道。31实际效果却是南辕北辙,可见阎锡山方面不是不做,而是做不到。滥收滥征,政令不通,应是统治集团内部腐化和分裂的结果,我们不妨深入其组织内部再一探究竟。

   四、组织发动与民众聚合

   “动员”一词最早被用来专指调集人力物力用于战争,这一概念经过流变被运用于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组织”始终是动员的核心内容。将动员客体组织起来既方便管理,又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太原战场上,共产党和阎锡山集团都十分注重利用组织发动民众。

   1948年7月,立足晋中不久,中国共产党便着手准备民工民兵参战组织。当时规定,各村凡适龄劳力按年龄分别编制,由党支部领导负责组织民工民兵连排组织。58村里组织完毕后由各分区统一调度,民工分赴前线后再交由战役后勤指挥部分配。59随着战事推进,晋中区委为巩固组织,在各分区成立人民武装部和民工委员会专管民工工作,部队也设立相应的后勤组织加强管理。60妇女、儿童、老弱也被动员起来负责后方生产和慰劳等工作。61军需物资供应方面,部队和地方建立联勤组织统一计划,由各村负责征收并安排劳力将粮食、器材送往指定地点。62这套严密的支前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为战争期间持续的人力物力需求提供了保证。阎锡山方面,由山西总体战行动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动员。委员会规定:太原城内凡役龄男子,除编入民卫军者外,所有公务员、学生、工人及民商一律编为参战队,妇女、儿童和老年一律编为助战队。普通民众按街区编队,机关团体及部队后方官兵按工作单位编队,由战斗动员工作团专门负责领导。63为收取民间财物以供军需,省财政厅还制定《“剿匪戡乱”征借财物办法》和《“剿匪戡乱”征用款项办法》,向民间摊派征收粮钱物资。64男女老少齐上阵,军需物资都征用。双方采取的办法大同小异,何以中国共产党能将组织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而阎锡山方面却难以为继?从个人感受的角度去思考,或许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参与感是民众融入组织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动员的一个特点是注重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太原战役期间也是如此。当时,采用最多的办法就是开会,开会的过程也是人们参与决策的过程。兹举一例:“参战连队要将干什么好好计划,召集排长班长讨论,经过讨论一定会大大补充原来的计划,然后给队员讲解,这就可以组织发动群众去干什么,做完之后就发动群众讨论,最后要把大家讨论出来的东西进行总结,指导以后该怎么做。”65上级确定会议的议题和方向,交由基层干部小范围讨论,讨论结果传达给一般队员,一般队员为群众讲解,群众讨论之后总结意见再反馈给上级,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的缜密程度超乎想象。更难能可贵的是,组织权力向下延伸的同时,每一层级的人群都能予组织以回应,人们与组织产生有效互动的紧密联结。反观阎锡山一方,组织化约为单纯的严密控制。晋中祁县解放后,一时间民众蜂拥而出,问及原因,群众反映阎锡山统治时人身管制极严,有许多人一两年都未出过城,即便村与村之间也不得自由来往,民众对此素有怨言。66人身受限,思想也受到监控。阎锡山制订了《战斗城街闾邻管制办法》,由警察系统负责管制太原城内住户遵守戒严法令,监察市民语言行动。48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对敌方有中肯的评价:“不会运用群众,只凭便衣侦察,且没有相当布置与计划。”40山西省府代主席梁化之也承认,善于组织民众是共产党的长处,己方却一直求法无门。67究其原因,依靠单方面的严格管控和秘密监视很难使人们从内心上融入组织,政府和民众貌合神离。

   平等感是民众依附组织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活素来秉承集体主义,平等是党组织生活的重要原则。从纵向的干群关系来讲,“群众路线”在解放战争时期已经被明确提出。太原战役期间的各类文书中,类似的提醒和告诫并不少见。如“干部与群众同甘苦,凡事以身作则”,68“认清切勿对群众有哄骗思想”等。69干群关系平等不仅是一种要求,也是一种纪律。从横向的平级关系来看,群众组织的每一层级均可细分为若干小组,按功用可分为生产互助小组、民工行军小组等等。61小组采取自愿结合的方式,通常三到五人为一组,平时互帮互助使“组内互有感情”,一旦有任务则集体行动。70小组虽小,却不容小觑,可以将它看作是对群众的集体主义训练单位,人们在集体主义化的生活、行动中浸润,可培养出一种超脱传统人际关系之上的革命友谊。在纪律约束、组织控制、行为诱导的多重规训下,不难想象平等理念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中浸润之深。这一点在敌方情报上也有所体现:“行军中有人落了伍其小组班长就要受到上级的批评,本小组甚至本班的人如果没有替其背枪和拿东西也要受到批评。”71

   阎锡山方面,官民分离、上下脱节,弥漫着重私而不重公的气氛。从纵向的关系来看,“官兵皆有眷属,上级图保存实力,下级求苟全性命,故遇敌即溃”。36中上级军官的态度最为保守,他们多受阎锡山提拔而起,对阎“只有依赖,别无出路”。即便如此,不少人或借职权之便,或散尽钱财设法将家眷安置到西安、北平等地。下级军官不能攀附权势者只得自寻办法,有的人借权贪污,发战争财;有的人早早准备当俘虏,为将来做打算;还有的人意志消沉,整天嫖赌。而为数众多的兵员,尤其是新编入的民兵民工,想要出逃者极多。72可见,战争期间人人自危,上下层人群的落差被再次放大。从横向的关系来看,阎锡山集团的组织同样细密。以工人群体为例,所有在厂员工要被编入规模由5~15人不等的互助团。相关章程规定团员有互助之责,服从上级之义务,并且不得参加非法团体,不得违反所在工厂利益。73但是相关情报反映,所谓的互助团根本没有起到作用。太原工厂真正有影响力的团体大致有三种,即亲阎锡山的同志会、亲蒋介石的三青团,以及日伪时期工人骨干组成的工委会。三个团体平时多有龃龉,有一次同志会与工委会发生冲突,前者便谎报工厂混入了共产党的伪装分子,引来特警队监视一个月之久,最终还是由厂方出面,以维持生产之名将各派骨干遣散,才平息了矛盾。74这些团体实是裙带关系的产物,更没有注入集体主义的平等理念,他们之间的矛盾更多的是因利益纠葛而非政见之别。概言之,传统意义上的人际关系架空了组织,组织的功用被派系之争反噬。各派之间同床异梦、钩心斗角不仅是阎锡山集团内部的弊病,亦是国民党派系矛盾、央地矛盾的真实写照。

中国共产党和阎锡山集团在组织方面差距之明显,其根源可追溯到双方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政党文化。要理解这一点,对思想教育层面的考察或许能得到更深刻的诠释。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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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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