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吴敬琏:按照科学方法讨论改革基本问题

更新时间:2021-05-03 08:04:42
作者: 吴敬琏 (进入专栏)  

   来    源:节选自《吴敬琏论改革基本问题》,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1月版

  

   摘要:在对基本问题研究得不深不透、得不到可靠的分析框架支持的情况下,仓促采取就事论事的应对措施,由于未能触及事情的根本,往往非但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相反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如果发生“数典忘祖、引喻失义”的扭曲,就更会使好不容易取得的认识成果付诸东流.

  

   放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书,是由我过去写的三本书,即《论竞争性市场体制》(1991年出版)、《当代中国经济改革》(1999年初版、2009年修订)和《中国增长模式抉择》(2005年初版、2013年修订)集结而成的。读者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经济面临诸多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应对的当下,重印旧著和重读历史是否对于克难解困有所助益呢?

  

   我的回答是,这不仅会有所助益,而且是一种必需。

  

   的确,目前我们面对着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经济尚未走出“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困境;另一方面,2020年又受到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居民就业、基本民生、市场主体、粮食能源供应、产业供应链等六个方面的安全和稳定都受到威胁,以致需要采取措施来实现“六保”。所有这些都表明,采取果断措施来进行应对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实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不是突然从天而降,而是在长时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积累起来的。因此,为了找到正确的应对方法,就必须追根溯源,探索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机理,并且据此建立起研究现实问题的可靠分析框架。只有按照科学的方法弄清楚相关的基本问题,才能对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现实问题给出正确的诊断和处方。

  

   改革开放以来,各界同仁对于研讨与改革和发展相关的问题做出了许多贡献。然而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这就是受制于轻视甚至蔑视理论思维的传统,热衷于追逐五光十色和千变万化的表面现象,对所谓“热点问题”做出直接的回答,或者采取并非针对病因、而是针对症状的所谓“对症治疗”政策的措施来缓解矛盾,而没有能够透过变动不居的现象去把握具有恒定性的事物本质和长期驻留的事物运动规律。当某些次要的、偶然的因素发生了变化时,原来那些对基本问题得到的认识不但没有深化,反而以为出现了全新的事物,只得重新从零开始,进行浅尝辄止的应答,对基本问题的认识陷于低水平的循环往复之中。

  

   在对基本问题研究得不深不透、得不到可靠的分析框架支持的情况下,仓促采取就事论事的应对措施,由于未能触及事情的根本,往往非但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相反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如果发生“数典忘祖、引喻失义”的扭曲,就更会使好不容易取得的认识成果付诸东流。

  

   集结在这里的三本书,正是力求亡羊补牢,按照经济科学的要求,讨论与中国发展和改革相关的基本问题。

  

   从横切面看,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聚焦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是体制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选择和变迁;第二,是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推动力量。从纵切面的角度看,则需要分析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等“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全部历史过程。《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和《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这三本书,正是就以上三方面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是一本我与刘吉瑞君全面讨论市场取向改革的对话录,写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版于1991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夕。在这之前,市场取向改革论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已经进行过两次冲击,但是因为本身的理论不够透彻,所以都没有能够撼动计划经济的主导地位。

  

   第一次冲击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时,“文革”十年动乱把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推向溃败的边沿,而市场经济国家意料之外优异表现带来的强烈震撼,使一些长期对苏联式或本国式意识形态教条存在盲目自信的领导干部在走出国门进行考察后,认识到适度开放市场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的必要性。中国的主要党政领导人也随即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开始了对市场取向改革的探索。

  

   但是,由于长期受到“左”的思想的钳制和与国际学术界的长期隔绝,大多数国人对20世纪经济科学的进展特别是现代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运作原理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储备和传统意识形态对于市场必然产生“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厌恶与畏惧,就使得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主导地位的旧思维很容易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新回到统治地位,造成在方针政策上的摇摆。仅仅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年,一度成为主流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就被更加接近苏联式政治经济学“原教旨”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所代替。

  

   第二次交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朝野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在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重新赢得了势头。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计划经济做了一种能够包容“商品经济”的阐释,要求“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上述论断把改革扭回到了包容商品货币关系的正确方向上,但它并没有对计划经济、商品经济以及价值规律等等做出达到现代经济科学水平的界定,因而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政策上都还有不少模糊不清的地方。特别是采取“商品经济”这种俄语的模糊叫法来指代市场经济,同时把价值规律定义为在资源配置结构既定的条件下“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价值量”,就完全背离了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变动引导稀缺资源优化配置的本质规定。还有,在“商品经济”前面加上“有计划”的定语,也为计划经济为主和政府重新主导资源配置埋下了隐患。

  

   于是,80年代后期在党政领导机关中爆发了对于中长期改革基本路径的争论。

  

   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自己对于现代经济学的理解,认为既然市场经济制度是以市场—价格机制为核心配置稀缺资源的一整套机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应当在扩大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控制权方面单项突进,而应当在发展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企业,建设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等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整体配套地进行。

  

   这种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取得了决策层的支持。1985年9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以所谓“七五三条”的形式将其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并且要求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奠定这一新体制的基础。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不赞成把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作为中期改革的目标和以“七五三条”为基本内容的配套改革的决策。他们向领导积极建言,“摆脱加快过渡的气氛和压力”,转而采取以计划和市场双轨长期共存为特征的转轨方式,实行企业承包先行、价格改革靠后的方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去实现向新体制的过渡。

  

   1987年,“双轨制渐进转轨”论者的“反决策论证”得到了新任领导人的采纳,实现了他们所说的“决策思想历史性转折”。体制改革的中长期目标,由建立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改变为政府通过政策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企业进行直接和间接控制的统制经济,即“国家掌握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

  

   这一决策思想的逆向转变造成的严重后果,是通货膨胀和“官倒”腐败接踵而至。这两者在相当程度上引发了1988~1989年的经济和政治风波。

  

   风波之后,否定市场经济、重申计划经济为主的开倒车潮流重振旗鼓。他们不顾邓小平关于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的严肃告诫,力图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取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重新强调中国经济的计划经济性质不可动摇。这种开倒车的行为导致了1990~1992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年停滞,并由此引发了又一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大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市场和政府哪个应当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不同的是,此时讨论的理论高度和政策深度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并开始涉及有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制度构建问题。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1987~1988年,我和刘吉瑞君在参加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的制定“1988~1995年改革中期规划”的工作过程中深切地感到,除了对改革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还需要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正本清源地作出厘清。正像我们在书中所说:“为了设计好改革方案,不仅需要分析中国历史和现状,总结历次改革的经验,而且要澄清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在这些基本理论的指导下,把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一一剖析清楚。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设计出可行的方案(见该书,第2页)。”于是,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基本问题来进行讨论。例如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它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为什么计划经济制度必须被市场经济制度所取代,如何建立市场经济即改革战略问题等等。

  

   早在1776年,古典经济学的鼻祖A.斯密就已运用“看不见的手”的隐喻指出,各自追求自己目标的众多经济参与者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不由自主地走向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20世纪初期形成的现代经济学运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和数学分析手段确凿地证明,在竞争中形成的市场价格实时地反映了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因而能够调节供求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样,就把斯密“看不见的手”的隐喻发展为严谨的正式表述,为经济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基准点和参照系。正是运用这样的分析框架,新古典经济学把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到经济学的中心位置,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做出了科学的论证。接着,后续的经济学派也根据计划经济体制在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方面的致命缺陷说明它无法具有效率。

  

   在《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中,我们正是根据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经验说明了市场机制较之计划手段在资源配置上的有效性。进而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实质在于用以市场—价格机制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行政—计划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应该采取企业、市场和宏观经济管理整体推进的改革战略。

  

如今,这些问题许多早已经有了定论,改革需要“整体推进”和“市场应当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已郑重地写入执政党的决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已经一劳永逸地获得解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633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