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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华:明代苏州宗族形态探研

更新时间:2021-05-03 07:54:45
作者: 常建华  
存于大江以西、徽歙之间十之四五,存于老儒腹中之笥、以议论为典章十之一二。且以耳目所睹记,有庶人祀始祖者乎?彼且不识高曾为何人,而况其上之?无论人心不古,抑于令甲何盩甚也。”21他认为明朝宗法之制,主要存在于藩王、勋臣22戚畹之家以及江西、徽州一带,即存在于贵族与故家大族,儒士有心无力,而庶人不识高祖和曾祖,更无法祭祀始祖。也就是说,虽然世宗肃皇帝许庶人追祀始祖,但真正能祭祀始祖的还是仕宦之家。文徵明的叔父文森,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在苏州自宅旁兴建一座文天祥祠,将文天祥视为文家祖先,23该祠也就具有宗族祠堂的意味。

   江南建祠祭祖在持续进行。祝允明(1461—1527),字希哲,苏州府长洲县人,弘治五年(1492)举人,正德九年(1514)授广东兴宁县知县,嘉靖元年(1522)转任为应天府通判,不久称病还乡。他为吴江洚溪崔氏写有《崔氏祠堂碑》,年代不知,依据祝允明的生活时代,我们姑且放在此介绍:

   祝允明曰:嗟乎!先王之道湮毁,典制迁革,人得用其私志与力也,以尽身理,以立家则,以补国教。法象不能严,仪度不能周,规模不能完,君子取焉,故礼不同也,同意也。故意本同乎出,则物不同,犹之可于弃之也,故礼从宜。三代之宗庙也,自天子达于官师,多寡而已矣。后世臣庶易之以祠堂,简也。简者,时也。君子以为庙礼也,亡之非礼也,简非礼而礼意也,不愈于弃者乎哉?故礼,时为大。吴江洚溪崔氏祠堂,始作于处士文。文之先有某官龄,后有太学生澄,皆得不祭于寝。文是以有作。嗟夫!以礼则不可私,复以令则不著,以寝则陋。故宁曰以简。以简者,人犹有不为者,此则君子之所不忍,而崔氏之不可不取者也。若夫报本反始,追远尊祖,开业承家之基,惟兹之存,则不迁于简矣。文必知之,文之后人,惟讲此而已矣。24

   他认为礼从宜,三代之宗庙,后世易为祠堂,非礼而存礼意。处士崔文始作祠,因其祖先有为官者,还有太学生,在祝允明看来是适宜的。中心思想是后世礼简,故应鼓励礼制实践。

   根据部分地方志和明人文集等资料,孙达、吴建华先生等搜集到明代苏州地区的家族祠庙43例,包括5个墓祠,6个专祠。在祠庙名称上23个称“祠堂”,6个称“家庙”,1个称“家祠”,2个称“先祠”,1个称“行祠”。显然,以“祠堂”为最多,体现了朱熹《家礼》对后世家族祠庙建置的影响。他们认为:“明代中期开始,明代礼制已被冲破,失去制约力了,社会祭祀家族先祖了,家族事务兴起,家族活动的范围也在拓展。”25

   二、族谱纂修

   族谱纂修对于宗族具有产生认同感、增强凝聚力的作用,是宗族建设的最基本做法。苏州宗族不仅尝试修谱,有的还把修谱作为名门望族的重要标志。

   (一)苏州的故家大族与修谱

   名门望族被视为引人瞩目的成功宗族,受人羡慕,明人多称之为故家、故族、世臣大家、故家大族等。

   江南吴地的故家大族也在谱序中有所反映。归有光为华亭蔡氏族谱作序称:“自魏以来,故家大族盖数百年传系不绝,可谓盛矣。士大夫崇本厚始之道,犹为不远于古文。今世谱学尤废,虽当世大官,或三四世子孙不知书,迷其所出,往往有之,以谱之亡也。孰知故家大族实有与国相维持者,系风俗世道之隆污,所不可不重也。况孝子仁人木本水源之思乎?”26认为讲求谱学应是故家大族的本色。归有光的学生长洲人娄坚的《徐氏宗谱序》,特别分析了明代江南故家大族与谱牒不盛的问题,尤为值得关注。我们分段介绍娄坚的论述,他首先指出吴地世泽故家与族谱的状况:

   吾吴之人,以文学为世所推重,士大夫仕而登朝有名声于时者,不为少矣。然至言世泽故家,聚族而居,即甚疏远,犹与同其休戚,则邑不能数姓,族不能过百人也。此唯吴为然,虽世所号为能文章者,欲一见其谱牒而不可得也。问之则曰:“世远而湮已矣。”或有以邻郡邑相识创为同宗,则其人非贵即富,终不及于贱贫,往往反为人所姗笑。27

   据此吴地故家规模较小,虽有文人与高官,但忽视谱牒,若通谱重视贵富而不及贱贫。娄坚继续分析原因:

   盖予尝深思其故,以谓吴人之不能聚族者,非其性然,习俗使之也。俗之失有二:曰鄙,曰奢。奢则不务循乎分,故益冒于利。鄙则不务洁乎名,故轻去其宗。凡贵盛之家,所赖其力而与之昵者,虽亲兄弟或不如僮奴也,及势去家落,遭不肖子荡然不复。顾其家世,容有不再传而去为人奴者矣。28

   认为吴人不能聚族在于习俗的鄙、奢所造成的;奢者重利不守本分,鄙者随意轻去其宗;贵盛之家仰仗势力难以传世。娄坚还指出通过移风易俗以聚族:

   嗟夫!不变其俗,则何族之能聚哉!徐氏自中丞公父子,皆以向用之年致其官归,为当时所重。后世子孙,虽不甚贵显,然而诗书之泽远矣。如予所交汝益兄弟,多敦行好学,泊然自守,家传儒雅之风,人羞绮纨之习,其能使族之人不胥而奢且鄙也,决矣。29

   用“敦行好学,泊然自守,家传儒雅之风”,改变奢且鄙的风气。最后强调最重要的移风易俗手段是向徐氏那样推行宗族制度:

   又邑唯徐氏能行宗法,故有祠堂在遗第左偏,岁时尝再合飨,必以宗子主之,诸父虽耋老逡逡陪其后唯谨。每岁之朝,宗子者必蚤作而待事,及礼成,诸父必先升宗子之堂,行贺岁礼,然后还,受宗子之贺。盖邑唯徐氏一姓能如是而已。今汝益又能为之谱以遗于后,吾知徐氏之族不湮矣。敬为序其端,以致欣慕之私焉。且曰:自徐氏而及于邑之人,自一邑而及于凡吴之人,庶有兴乎!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吾以此征之矣。30

   徐氏行宗法前有祠堂祭祖并合飨,设置宗子掌其事,每年宗族行贺岁礼。然而长洲只有徐氏一家如此。徐氏后又新修了族谱。娄坚倡议长洲人以及苏州人向徐氏学习,加以推广。上述记载说明,明后期吴地的宗族制度才开始推行。

   故家大族重要的标志是拥有谱牒。中古时期士族由于婚宦需要,盛行谱牒,世家大族集中在北方。宋以后士族瓦解,科举制下的士大夫虽有私谱修纂,但主要流行于南方。彭韶指出:

   唐宋以前,北方世族专尚谱牒,后有兵难,遂至散逸。而南方代兴,谱家有之。然文山谓求其凿凿精实百无一二,岂不以窃附先贤、杜撰似续者众欤!噫,此其意云何而得谓之善谱乎?今公之修,独异乎此,不冒荣显,不遗窭贱。要之虽不及前代北方之谱之盛,而亦非今世南方诸谱之所及也。31

   即认为中古时期北方谱牒兴盛,宋以后南方谱牒兴起。罗洪先更指出战争是造成谱牒修纂北方衰落南方兴起的原因:

   江北古来战争地。滁和以东,五代至国初,尤当兵冲,蹂践抄掠,莫计启辟。夫土无宁宇,人无强宗,转徙靡常,见闻弗逮。厚本敦爱,感无缘生。士人非甚好古,视谱咸若赘余,其势固然也。惟江以南,中原限绝,祸非难首,定自传檄,间入割据,败不旋踵,宋元遗构,僻隐宛存。故谱牒莫盛于江南,而附援亦惟江南为甚。32

   南宋元明时期江南谱牒兴盛。史学家王世贞也说:“五季之中原日寻于干戈,至靖康而悉以委敌,衣冠之士脱锋刃而窜匿于吴越、闽广之间,抱其遗编以诲其子弟,出而当太平之用,故天下之所称贵姓者渐不在北而在南。”33五代以后,北方士大夫移民到吴越、闽广一代,有这些“贵姓者”在,自然修谱也“不在北而在南”。

   江南重视谱牒,在罗洪先笔下有这样的描述:“江南重谱牒,多推原世系所由起,与何代相准,自始封迄今几百年,少亦不下数十世,其真赝不可穷诘,而父子承传,祖孙分聚,莫不凿凿可据。至举他书相证,或疏或密,或增或损,即彼此不能脗合也。故江南谱牒,率远胄而多贵种,任割截而轻附援,概之名宗,得免者鲜矣。”34即江南谱牒记载的祖先多追远前代贵种名宗。

   南方地区修纂族谱也不平衡,在一些沿海地区并不兴盛。即使如苏州地区,文征明说:“近世氏族不讲,谱牒遂废,非世臣大家,往往不复知所系出。今吴中士夫之家有谱者无几,或以世次不远,远者又文献无可征,遂皆不复著录。”35士大夫有谱者都少,可见修谱并不普遍。文徵明也是在正德年间第一次全面性追溯了文氏的远古谱系,并将之与许多过去的文化英雄串联在一起。36

   嘉定人李流芳说:“吾邑僻在海滨,其土瘠顽,无山林陂泽之胜。其人往往椎鲁少文,以务本力穑世其家。其为士者,读书好古,不娴于干世之学,以故科第之目独逊于他邑。以我所见,仕宦而至三世者鲜矣。”37仕宦不能连续,成为世家大族则比较难,这或许是族谱不普遍的重要原因。

   (二)苏州人的修谱认识

   明代族谱更加盛行,38表现出强烈的以谱法接济宗法的观念,族谱体例增多,规模增大,讲究记载方法,成为宗族制度的有效部分。

   王鏊从宗法论述修谱必要性,认为修谱可以通过了解谱系关系尊祖合族,使民和睦。他说:“夫为人之子孙,而不知其祖;为人之祖,而不知于其子孙,非大不幸耶?则谱之作,其可缓哉?夫谱,何为者也?物莫不有所始,有所分。自吾而溯之,为考,为祖,为曾,为高,以至于无穷,其始也。始者常患于湮而难稽。自吾而推之,为期,为缌,为袒免,为无服,其分也。分者常患于散而无统。君子由是而泝之。泝之而上,必有本也,故尊祖。尊祖,教民孝也,由是而推之。推之而远,必有分也,故合族。合族,教民睦也。谱其为是作乎?”39修谱就是要追溯祖先,明确世系,统散合分,知本教睦。

   明初承袭元代传统,宗族谱系之书多称“族谱”,也有其他名称,如“家谱”“宗谱”,这些名称一般情况下可以混称,但是有的宗族比较讲究,不同的名称其内容有别,分类有异。值得关注的是“家乘”的名称。尽管不少族谱除了世系图表还包含文献,但是另有一些宗族将包括文献的族谱名之为“家乘”。如江苏“昆山辛居陋家多旧书,近得其宋人旧抄一集,惜乎首尾脱散颇多,中间又被毁裂,去者三之一,其幸存而未亡者计纸三十有九,翻所抄多宋侍御史乐庵李衡彦平祖孙三世祭文挽章,予乃以类相从,誊录一册,分为六卷,题曰《李氏家乘》,附装语录之后”。40该家乘收录宋人旧抄涉及家族者。更多的家乘包括宗族世系与文献。江苏长洲“《陈氏家乘》者,长洲陈公希正所修陈氏宗谱也。不曰宗谱而曰家乘者,凡陈氏所受三朝辞命与凡累世文献皆在焉”。41

   明人注重考查族谱与史书的关系,著名学者王世贞认为史即谱,他说:

   诸序族谱者曰:谱者史也。余则曰:史者谱也。史之兴,莫备于司马迁。迁之纪皇帝三代以至春秋列国、西京世家,靡不具其所由来。而至于自叙,则益详矣。其它同姓、异姓之诸侯,于绩无可纪者,亦必昭明其世次而为之年表。班固氏因之。以至范氏而后,不能推见世家、年表之意而略之。而至于自叙,未尝不追本其所繇始,迨大王父而后班班矣。乃至修唐史而表宰相世系,虽于事不甚雅,而后之名家巨公欲为谱者,更于是取资焉。余故曰:史即谱也。42

   即认为史书的纪、世家与年表就是谱的形式。王锡爵则强调家谱与国史的不同:“家之有谱,与国史纪志并传,然史不讳恶,而谱专扬。史纪国家大政,旁及名臣勋伐,未睱及采乡曲隐沦、闺阁幽渺之行。而谱自子孙,于综叙本支、发皇家训特详而重。”43

昆山的两个事例,反映了修谱依据的各类文献。昆山人郑文康,字时乂,号介庵,其先世徙自开封平桥,登正统戊辰进士,释褐后绝意仕进,闭门讲学。郑文康修谱参考了家藏宋谱:“旧谱一十二翻,止于一十二世,由文康溯而上之,五世曰季一、季二、季四、季五,皆后增入焉,足征为宋时所修者,其远可知,此则谱之按本也。惜乎其间有名讳为虫鼠啮缺,新谱不敢妄补,直书曰某,重复装背,题曰《郑氏家宝》,俾子孙永保守之。”44同时他还参考了先世所藏契约文书,修订了旧谱:“文康谨按:六提管讳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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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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