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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运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行”与“止”——兼及“十五年战争史”的开端问题

更新时间:2021-04-30 10:05:34
作者: 臧运祜  
其内容虽未形诸条约文字,但其“本旨”已蕴含其中。在《塘沽协定》签字后的第三次会谈中,据中、日双方的会谈记录,关于第四项,冈村当时提出:“取缔排日不在协定范围之内,但此问题实为中日争执之源,希望华北当局速结第二次协定,厉行取缔以示诚意”,熊斌则回答:“本职军人不能直接处置,当代传达。”“彻底取缔排日”,系此前日本酝酿中的政治协定的关键内容,不管熊斌当时承诺与否,此时日本已在筹划与黄郛为首的北平当局进行第二次谈判,即《塘沽协定》的善后谈判,以签订相应的政治协定了,这预示了日本华北政策的又一项重要内容的开始。

   果然,在《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日本方面以关东军为主,与黄郛为首的华北当局,围绕着中国接收战区及其后的关内外“三通”问题(通车、通关、通邮),继续进行了关于《塘沽协定》的所谓善后谈判,历时一年半多、直到1935年1月10日结束。在这些谈判中,日本与华北当局心照不宣、避实就虚,不但攫取了更多权益,而且实际上迫使中方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至于体现日本华北政策之真实意图的《塘沽协定》之“第二协定”,则成为1935年初开始,日本天津军与关东军和相配合,发动“华北事变”,逼签“何梅协定”等的滥觞。

   退出国联与逼签《塘沽协定》

   1933年初,日本在发动新的侵华行动、终至逼签《塘沽协定》之前,还有一项重要的国际举动,就是悍然退出了国际联盟。

   1932年9月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日本于15日以签订日“满”议定书的方式承认伪满洲国之举,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在曾经于事变后发出过“不承认主义声明”的美国政府看来,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于伪满的承认,较之其“独立”的问题,是一个更能引起列强关注的敏感点。中国政府随即照会了《九国公约》各签字国,指出:“所谓满洲国,固系日本在中国东三省领土内所制造所维持所支配之傀儡组织也。一年以来,日本所为种种国际罪恶连续不已,……今者日本之承认伪国,无异在其犯罪行为之索链上,又加一最毒之环。中国政府不得不提醒贵国政府,对于因日本承认满洲国而引起之严重局势,予以深切之注意。”

   日本承认伪满之后,在此之前国际联盟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完成任务后,在10月2日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也指出:“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直是日本之工具而已。”但日本按照既定国策,继续坚持“自主外交”,不惜与国际社会决裂。

   先是,对于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10月2日发表的报告书,日本外务頁于11月21日发表了长篇意见书,予以全面的驳斥。12月12日,国联大会决定成立专门处理中日争端的“十九国委员会”,根据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起草有关决议。1933年2月17日,国联“十九国委员会”通过《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坚持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和不承认伪满洲国等重要的观点。对于该报告书,日本政府的代表则予以抵制和抗议。

   2月20日,日本政府阁议决定了《对于国际联盟的方针》,认为该报告书与日本的对满洲方针“不相容”;如果国联大会通过该报告书,帝国政府决定退出国联;在表决该报告书时,日本代表要投反对票。24日,国际联盟召开特别大会,以42票赞成、1票(日本)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上述报告书。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在发表了反对宣言后,退出了会场。3月27日,日本政府发表了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昭和天皇也发表了退出国联的诏书。

   日本为了维护其满洲事变的“成果”,直将伪满洲国视为其公开的“保护国”,为此不惜采取“焦土外交”与自主外交,并最终以退出国联,悍然与国际社会决裂,这是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必然结局。难怪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1933年11月7日与华北当局的北平会谈中,曾大言不惭、毫不掩饰地宣称道“有日本一日,即有满洲国一日。”伪满洲国也因之被视为“中国百余年近代史的一个怪胎和毒瘤”,而成为与日本的侵华政策及殖民统治密不可分的一体之两面。

   在日本退出国联的同时,关东军则以上述军事行动继续扩张了“战果”,并迫使华北军事当局5月31日在塘沽与之签订了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作为一个“城下之盟”,《塘沽协定》是年初以来日本以军事与政治两种手段同时实施“华北政策”的结果,它本身所蕴含的日本侵华阴谋与带来的严重后果如下:

   第一,它间接地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四省的侵占。九一八以来,日本迅速侵占了东北三省,并扶植和承认了伪满洲国。而作为伪满预定“版图”的热河省,则是以《塘沽协定》加以“合法化”承认的。从此,作为华北一部分的热河省,被并入了伪满洲国,而长城则成为伪满洲国南部的“边界线”。这是日本侵华的又一新步骤,并由此拉开了侵略华北的序幕。正如关东军在签约后不久分析道:“该条约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项中使用了‘续行追击’和‘概归还至长城一线’。如此一来,就使前者毫无遗憾地体现出战胜者的地位,而后者则间接地提醒中国方面以长城一线作为满华国境。它与第四项中的‘长城线以南’等等字句联系在一起,就剥夺了中国方面对长城线以北的发言权,从而间接地使它承认了满洲国。”

   第二,该协定规定在长城线和中国撤军线之间的地区,中国军队“不再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举动”;且在此维持治安的中国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这就无异于确定该地区为中国的“非武装区”,从而使冀东地区的“非武装地带”成为日本侵略华北的基地。对此,日方亦不否认。后来日方编辑出版的《冀东综览》一书中称:“所谓停战地区,即根据塘沽协定而决定的中国军队非驻屯地区,是该地区的治安专门交由警察维持的特殊地带。”《北支的现势》一书中也说:冀东地区“基本相当于1933年5月31日签订的日中塘沽停战协定中的所谓非武装地带。”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外务省的一份“绝密”材料中亦认为:“谈到现在的华北政权成立之经过,至少要从塘沽协定的签订讲起才合适。……塘沽协定的签订,由此而奠定了今日冀东政府所占地区的基础;成立了所谓停战协定地区,亦即成立了北自延庆、昌平、通州、香河,再到塘沽以北的芦台之线与长城之间中国方面的所谓停战区。”

   因此,《塘沽协定》不应像至今某些日方史书所称的那样仅被看作是“满洲事变的终点”,而应当是“日本继续及扩大侵略的‘分离华北’的根本立足点。”冈村宁次即认为该协定“虽不无自私之嫌,但它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之间我国长期对外政策中的境界点。”

   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笔者可以指出的是:就九一八事变及其以后(亦即日方所谓“满洲事变”)日本侵华政策与行动的演变轨迹而言,还在事变期间,在关东军侵占中国东三省、扶植伪满傀儡政权的同时,日本政府与军部就决定了在实现“满蒙政策”之后的“中国本部政策”,并在关内部分地区进行了初步实施;随后不久,为了承认伪满洲国,日本采取“焦土外交”与自主外交,不惜与国际社会决裂而终于退出了国际联盟;为了继续扩大事变“成果”,日军在侵占热河、进攻长城地区的同时,实施“华北谋略”与谋划新的华北政策;终以逼签之《塘沽协定》,不但巩固与扩大了在伪满的殖民统治,而且以拟议中的政治协定和划定的冀东非武装区,奠定与拓展了继续实施华北政策的“法理”基础与地理空间。

   战后日本学界自1950年代中期提出的“十五年战争史”问题,自1980年代以来就不断受到质疑,而其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满洲事变”与“日中战争”的关联性与连续性问题。本文以上所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侵华的“行”与“止”问题,应该可以支撑笔者关于“满洲事变”是“十五年战争史”的开端之见解。1941年9月15日,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在首次编纂的《大东亚共荣圈关系条约》中,就把9年前的日“满”议定书作为第一份条约,并在该书“序言”中称:“从满洲事变开始的我帝国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大业,虽遭遇几多难关,但也正向其完成而迈进。”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十周年、“大东亚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担任第三次近卫内阁陆相的东条英机,也曾在“纪念满洲事变十周年”的讲演中宣称:“作为皇国重大使命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先驱,不言而喻应是满洲事变。”这些就足以佐证了。

   中国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有名言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虽是就文法而言,但征诸九一八以后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的侵华行动,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日本为实现其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亚太(“大东亚”)政策,既“行于所当行”,但却并未“止于所不可不止”:从九一八到一二八、从热河与山东到华北五省、从七七到八一三、从“支那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终至战败投降。因欲壑难填而蚕食鲸吞、得陇望蜀,近代日本在军国主义战车不断加速疾驶的道路上,为了一国一族之私而与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敌,这样的战争历史及其教训,应该是需要深刻而永远记取的。诚如堀场一雄在其战后的名著《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中,·通过反省后所指出的:“国策越过了山海关,就演变为支那事变;越过了镇南关,就演变为大东亚战争。”以侵略与殖民统治为核心的近代日本之“国策”,正是其侵华行动与对外战争“行于所当行”、却难以“止于所不可不止”的根源所在。

  

   本文首发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1年第1期,作者臧运祜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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