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葛兆光:明清科举的新文化史研究

更新时间:2021-04-30 09:58:06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要么就受到那些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经典’里立意高远的人文主义信念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前言)与过去站在现代立场或后现代立场上批评或表彰科举考试影响历史,或者借助社会科学分析科举考试是否造成官僚体制和阶层流动不同,我猜测,艾尔曼是想通过科举考试的文化史,讨论明清思想文化史的一些关键问题。所以,他的这本著作仿佛编辫子一样,经由科举考试的文化史,把明清思想文化的诸多问题编织进去,讨论了政治、社会与思想上的很多大关节。比如,明代永乐年间政治史上有关“篡”“弑”等至关重要的政治解释中,“(通过科举)权力的独裁者如何与程朱理学形成共谋”;清帝国统治族群从汉族转到满族之后,朝廷如何通过科举在士人中确立王朝的合法性,并强调这种合法性基于儒家真理的普遍性,已经一路延续到了清代的统治者手中;他也讨论了明清思想家们对于“人心”与“道心”、“公”与“私”、“理”与“欲”这些传统中国思想关键词的辩论(第八章),而在思想变化中阳明学说和考据学又怎样“渗透进了科场中,并不断与传统的旧学说产生碰撞和对抗”。同样,这本书更讨论了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经学、政治和家族》等著作中一贯关注的问题,即科举考试如何融入自然科学知识、如何影响地方家族的盛衰,甚至包括“西学中源”“日本维新”问题在晚清科举考试中的呈现。在我看来,这几乎就是一部明清政治史、思想史、知识史,还加上文化史,因为明清历史中几乎所有的大事情,都在科举文化这个波及全社会的平台上投下了长长的影子;换句话说,透过科举文化这个三棱镜,折射出明清中国政治、社会与思想的所有重大变化。

   正是因为涉及对明清乃至近日中国政治、社会与思想史的大判断,我想对有关科举制度与文化的一些根本性论述,再做一点深入讨论。

   艾尔曼显然阐明了科举文化在明清中国历史上的深刻影响。从这本书的叙述中,我特别注意到他提及的以下几点:第一,专制皇权、士大夫阶层与儒家学说,三者“纵贯了整个晚期帝制中国时代(一三六八至一九一一年),彼此之间互为支撑,共同稳定地维系了五百余年”,而科举文化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一个文化网络,不仅辅助着皇权,制造帝国官僚,而且维护着士绅的利益,构建了社会基本伦理与文化秩序,“心满意足的精英们合法化了帝国皇廷的至尊地位,朝廷也通过风雅而精密的官僚体系进行统治”。第二,科举考试正如艾尔曼所说:“考场变成了各方势力角逐的场所,既有王朝的政治利益,也有精英们的社会利益,同时还有儒家道学的文化理想,这些势力的互相绞杀,最终形成了非理论所能想象的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实践。”也就是说,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皇权、士绅与儒家通过科举,形成了三赢的“共谋”。

   第三,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通过科举,“道学的道德哲学逐渐变成了晚期帝制时期的帝国意识形态和科举考试的正统指导思想,道学、帝国意识形态、科举制度,彼此交织形成了一张政治、道德、制度等线索繁乱的大网”,正如艾尔曼所说,考官们借助科举考试来宣传正统道学的权威,考官对考卷中的道学解释拥有控制权,确保了专制王朝的文化得以建立在经典权威性之上。第四,八股文其实也是对思想以及内容的限制,尽管像“连中三元”的王鏊那样技艺高超的士人,可以在规定死板的曲谱上,谱写没有音符的音乐,但对大多数读书人来说,科举考试通过八股文,把知识人的语言天赋(还有知识思考)锁进了八股文这种文体中,通过精确地“文治”,科举在身体上锁定和认知上锁闭考生这一点上达到了统一。第五,还可以补充的是,艾尔曼并不赞成何炳棣的观点。何炳棣认为明清科举造成了相当规模的社会流动,而社会流动给很多士人提供了上升的机会,这使得晚期中华帝国社会富于生机。而艾尔曼觉得,明清两代的科举竞争仅限于“精英内部的有限循环”,他们来自文士或商人家庭、宗族和世系的年轻男性,这些家族握有充足的语言和文化资源,来对其男性子孙进行教育投资。由于学习古典经典与典雅语言需要相当的精力与财力,形成了这些士绅阶层对文化和语言的垄断,这使得富裕或有权势的家庭,在若干代以内得以持续独占这些资源,而要求很高的八股文写作,把商人、农民、匠人,也就是“士农工商”四民中的后三类“挡在门外”,只是促成精英士大夫阶层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四

   我基本赞同艾尔曼的这些判断。

   可是,让我有些疑惑的是,当艾尔曼最终评价这个科举文化的时候,却不知为何,常常方向一转,尝试强调科举制度与文化的历史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他颠覆了自己的一些判断。我注意到,他在书中不时地强调科举在明清时代作为一种制度,被证明在中国极其有效,因而在长时段被士绅们广泛接受。他甚至还说,科举考试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那些精英所修习的人文主义极为类似,很适合为王朝选拔精英和官僚。他觉得,这些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僚并不像现代人想象的那样无能。甚至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形式也未必那么糟糕,它“其实是一种论证方式的修辞形式,……如果引入休斯(E. R. Hughes)所谓比较认识论(comparative epistemology)概念从历史角度看待八股文的话,中国经义文章中的‘八股’,其实就是一种自上古一直演化至晚期帝制时期的说理性修辞风格罢了”。

   我大体能理解艾尔曼的心情。作为一个致力于反思现代性的美国学者,他一直试图在现代性批判的背景中,重新认识前现代的中国制度与文化。他批评现代学者以后见之明“想当然地认为晚期帝制(时期)的科举制,作为一种过时且低效的选拔制度,早就应该被‘现代’学堂及其教育模式的体制改革所取代”。他认为“这种简单想法必须要从头重新检视”(前言)。他也希望把明清时代的科举文化放回明清历史语境中,考虑它对明清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作用,因为在那个他称之为“晚期帝制”时期的语境中,没有一种制度可以使皇权、士绅和政治意识形态三者形成平衡,维持这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正如他自己所说:“科举是一项巧妙权衡、备受争议的运作机制,它作为教育和社会构造的关键一环,在帝国王朝与士绅主导社会的通力合作下得以发挥功用。这种上下合作在一八五〇年前相对成功。”因此他批评“大多数前辈学者”对科举制度的解读,“离不开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科举本身的仇视”,给予了太多的“负面评价”。甚至连考试中的八股文,也是被“这些受到启蒙的中国和西方的现代主义者们(modernists)”误解为“毫无生命的文化冗余的、毫无思想内涵的文体形式”。在他看来,科举制度与科举文化很不幸地,被当作“一个假想敌而被人们树成靶子进行攻击”(十一章)。

   但是,在历史中直陈科举文化弊病的艾尔曼,与试图在历史中发掘科举文化意义的艾尔曼互相冲突;反观历史的后见之明,和追溯历史的同情了解彼此矛盾。其实,正如他看到的,晚清不仅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被迫五口通商,还输掉了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而太平天国之后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等自改革也未能挽回“大清帝国每况愈下的颓势”,通过“自强”来实现“富强”的想法已经破产。在危急时刻,在大潮之下,一九〇五年科举不能不被废除。确实如艾尔曼所说,旧的被废除了,新的却不能替代。由于来自西方的现代教育未能很好地取代科举考试,重新建立“文士群体的价值坐标、帝国王朝权力和精英士绅地位的象征”和“联结社会、政治、文化意义的网络功能(nexus)”,因此留下了一片巨大的文化真空,随着原来确认经典、身份与地位的科举被废除,原来作为精神与价值坐标的经学被去经典化,原来作为政治、社会与文化领袖的传统士人阶层被边缘化,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出现了巨大的动荡。对于这个巨变,艾尔曼下了这样的结论:“科举制作为一项可行的教育和文化制度,通过其自身的延续和变革来服务于它所参与建设的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需求。因此,它的覆灭给末代帝国统治者和改革者们所带来的后果,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十一章“终论”)

   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清王朝的覆灭,毫无疑问标志了帝制中国文官选拔的科举制度文化史已然寿终正寝”。这段话充满苍凉,使得全书的基调仿佛是充满惋惜的挽歌。确实,一九〇五年的科举制度废除很悲哀,然而需要讨论的是,在二十世纪,作为“文化监狱”的科举制度还要延续吗?经学(或程朱理学)还要作为天经地义的政治思想和考试标准吗?中国社会还要延续士农工商这种阶层结构,由通过科举的少数读书人作为官僚来管理吗?读书人或者社会管理者的知识结构仍然要以传统的“四书五经”为主,而不需要各种新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吗?

   这些旧问题带来了新问题,这就是:作为一个现代的历史学者,在赞同从后现代立场对现代性进行质疑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赞同站在现代立场对于前现代弊病的批判?在历史主义地理解科举的合理性的同时,是否也可以理解不得不挣脱这种“死的拖住活的”的文化传统以追寻富强的心理?从历史学的角度说,究竟怎样既避免后见之明即“事后诸葛亮”的批判,又同时避免堕入“存在即合理”那种看似公正的陷阱?

   这些问题,是给艾尔曼教授的,也是给我自己的。

   (《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美]本杰明·艾尔曼著,高远致、夏丽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出)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6315.html
文章来源:《读书》2021年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