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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毓方:冥冥中有一只无形的手

更新时间:2021-04-30 09:56:04
作者: 卞毓方 (进入专栏)  

  

   人一生总要遭遇几个忧郁期,正如再粗再高的大树也会有几个结疤。我最早被忧郁症盯上,是一九五八年,十四岁,读初中二年级上。那年,生活中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祖父去世;二是大饥荒随着大跃进悄悄袭来;三是我左大腿根生了一个毒疮,红肿高大,疼痛难挨,无法行走,只能卧床。

   在我家里,祖父是最有学问的,他是长子,曾祖父在世的时候,一直供他读书;父亲学问次之,只念到十六岁,曾祖父过世,他成了家里主要劳力;长兄学问逊于祖父而胜于父亲,书法尤佳。

   我从小跟祖父生活,祖父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还是我为人处事的偶像。举一例,一年冬天,下雪,他清早穿着祖母新做的棉裤出外办事,晚间回来,只穿了一条短裤,祖母问他棉裤哪里去了。祖父说,路上看见一个穷人,冻得发抖,他就把棉裤脱给人家了。

   再举一件小事,刚上学堂那会,不少同学有笔记本,我没有。祖父上街买回一张白光纸,让我按照笔记本的尺寸,裁开,拿针线装订成册。我嫌土,丢人,一气之下,把它撕成两半,扔到地上。祖父弯腰将撕破的纸捡起,摊到桌上,左叠过来,右叠过去,然后,拿小刀裁成大小尽量一致的方块,又用针线订好。

   那其间,那之后,祖父一句也没有批评我。我却是面红耳赤,惭愧之极,如冬日饮冷水,滴滴在心头。《朱子家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我是白念了,白背了。事后想起,及至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追忆起,仍对祖父怀着深深的内疚(自那以后,我在物质上从不与流俗攀比,祖父无言的教诲,远比那些圣贤苍白空洞的说教更有力)。

   小学功课简单,用不着使力,对付着就成。小学毕业,我门门功课五分(五分制)。升初中(射阳县初级中学),遇到第一次考验,全班五十多人,仅考取五个,分别是胡礼仁、曹如璧、郭本富、童艾培(女),和我。发榜那天,班主任耿啸天老师上门报喜。祖父比我还高兴,他随即上街买了一个带红十字的小木箱,是乡镇卫生员常背的那种,说是给我当书箱。沿途不断跟熟识的街坊打招呼,说:“我孙子考上秀才了!”

   五八年初夏,祖父不幸病逝。祖父是家里的“主学派”,坚决支持我念书。祖父一死,“主工派”抬头,以哥嫂、姐夫为代表。此处的“工”,不是工人的工,也不是现在讲的工作的工,简言之,就是回家干活。父亲是无可无不可,母亲呢,想让我念,但她没有财权,爱莫能助。

   到了深秋,大跃进隐隐让人感到了大不妙,一方面是高产卫星满天飞,一方面是人人都在勒紧裤腰带,粮食越来越少,红薯、胡萝卜、豆饼、野菜唱起主角。“风水”属于封建迷信,理所当然地遭到取缔。父兄改行搞副业。母亲整夜整夜地扎条帚,一把仅赚几分钱。生活跌落谷底,生存成了头等大事,“主工派”把矛头指向我,说长这么大了,念什么“倒头”书,初中还要两年,高中还要三年,大学还不知要念多少年,有什么指望,不如早早退学,好歹能帮家里做点事。

   形势如此严峻,偏生又害了毒疮,这就叫“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我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敷贴膏药无数,全不见效,请镇上的医生来家做手术,说是痈,没有熟透,不敢动刀。

   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忧郁症便乘虚而入。

   母亲爱子心切,到处寻医问药,一天,她请来一位道士,形容打扮,与农民无异。道士看了看毒疮,又看了看房里房外,说了一些神神叨叨的话。大意,我是被什么什么阴魂缠上了,现在请它走开。我对这种话,自然不信。病就是病,说这种鬼话有什么用。但见道士让母亲倒了半碗开水,拿出自备的纸笔,画了一道符,点燃烧了,将灰烬撒在碗里,拿筷子搅和搅和,让我喝下。

   嘱咐,睡一觉,就没事了。

   喝罢,我遵嘱睡了一觉,也没多久,顶多一个时辰,醒来,咦,不痛了!试着下地走几步,一点不碍事。再看毒疮,居然消了,没见流脓,仅是裤子沾了一点水,若不是患处留下一个绿豆大的收口,几乎看不出痕迹。

   一场大病,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化解了。

   这件事,六十年来,一直搁在心头。我无法解释。讲迷信,说是符的灵验,可符为什么会有这种灵验?讲科学,说是心理作用,心理作用能有这么大的功效吗?

   以宇宙之大,之古,之玄奥,之无解,我无法排除冥冥中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牵着每个人向前走。

   那就是命运了。

   世间万物各有其命运,地球也有其命运,宇宙也有其命运。

   从此对世间万物,尤其是大自然,多了一层敬畏。

   病好了,退学似乎既成事实,事先并没有向学校请假,学校也没来人过问。“主工派”认为这是天意,这下你好死了读书的心,留在家里干活。

   茫然。痛苦。

   按我的底子,重回课堂,补上拉下的课,不成问题。

   可我身体还虚,家里又面临揭不开锅,再说,我也不知道学校还要不要我。

   正巧这时,班主任季汉田老师登门家访。我看到老师,失落,伤心,绝望,一起涌上心头。但喉咙紧锁,一句也吐不出,遂伏在桌上,放声大哭。季老师问明了情况,检讨自己失误,这么长时间,也没来看望。末了,对我母亲说,毓方成绩不错,看他哭得这么伤心,证明他还想念书,这样吧,我回去开一个休学证明,这学期就在家里休养,明年秋天再去复学。

   季老师挽救了我,我一辈子都记着他的大恩。

   有了复学的指望,我开始重新规划未来。

   在这次病倒之前,我揣着两个梦想:一是想当运动员,我练的是三级跳和标枪,冷门;二是想当画家。这不是成人的择业概念,而是一个拔节生长中的少年对世界的拥抱,是一身骚动不安的精力在寻找释放的渠道。说来也是应运而生,因地制宜。家里养兔子,我放学回来负责挑兔草,这是件惬意的活,就是要多跑路,多弯腰,野地土质松软,沟呀渠呀特别的多,设想自己就是古代的侠客,一纵身就能上房,一跨步就能越沟。而夕阳西下,四顾无人,手里有一杆标枪(自制的),就多了一分胆量,想像它就是张飞的丈八长矛,赵云的亮银枪,助跑,交叉步,急停,返身展臂引枪,迅速向前方掷去——掷到哪儿,就在哪儿挑草。说到绘画嘛,从小描惯了《芥子园画谱》《麻姑献寿》《钟馗捉鬼》,偶尔看到伊利亚·列宾《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顿时被震撼了,震撼了又鼓舞了,说干就干,改水墨水彩为油画。搞不来画布,就用马粪纸代,买不起全部颜料,就使用红黄蓝三色。现在呢,这一病,加上吃不饱饭,走路都费劲,运动的事,只好拜拜。油画成本太高,又没老师教,我深知无师之徒折腾不出名堂,也只好放弃。

   一天,从县图书馆借回一本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一读之下,大为倾心。我看到郭沫若也曾有过青春的忧郁,和“拔剑四顾心茫然”那种志士的悲痛,最终,他是通过狂飙突进的新诗,得到完完全全的释放。比如他的《天狗》:

   一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二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线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

   三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嚼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四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还有他的《欲海》《立在地球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匪徒颂》《凤凰涅盘》等等,使我的胸襟为之大开,视线越过小镇,越过县省,越过邦国,仿佛一个初生的婴儿,站在了云头看世界。我感到我也要在我的神经上飞跑,在我的脊髓上飞跑,在我的脑筋上飞跑。我也要像郭沫若那样,在苦闷中涅盘,高唱“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火便是凰。凤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爱上了文学。

   图书馆的书,每次只能借一本,我是速战速决,拿到手就看,见到美文佳句就抄,隔天,最多是隔两天缴回重借。内容,起于诗,从郭沫若跳到普希金,转而拜伦、歌德、雪莱、惠特曼、泰戈尔,再回到屈原、李白、苏东坡。渐渐转到小说,从高尔基、果戈理、屠格涅夫读起,一直读到马克吐温、狄更斯、儒勒凡尔纳等等。巴金、茅盾的小说也看,但提不起劲,我那时特别喜欢看外国小说,觉得异域风物人事有一种勾魂摄魄的魅力,说不出的向往。现在想来,这是人性,人都是好高骛远,喜新厌旧。但归结到政治,却是不合时宜,那时闭关锁国,眼睛盯着国外望,就有立场和世界观的问题。

   最憋屈的记忆:家里人口多,房屋少,想找个安静的角落读书,也不可得。我看中了人家堆在西河沿的芦苇垛,是那种芟光苇叶的苇秆,用草绳捆好,码得高高低低,形如起伏的峰峦。我给它们动了个小手术,选择中间最凹的地方,从底部抽走若干捆,搁到一侧的顶端,使凹处更凹,高处更高,构成一个隐蔽的峡谷——正好拿它作了天然的书斋。苇垛的主人听之任之,他一定在暗中注视过我,觉得只是挪动了几捆苇秆的位置,于他并无任何损失。我则像农民下地、工人上班,每天背了书包,按时到那儿自修。一日,正在其间耽读惠特曼的《草叶集》,大概这书名讨厌,犯了苇秆的忌,触动它们“落叶饶秋恨,鸣蛩减夜眠”的离愁,突然,哗啦一响,那被我垒得高高的苇捆挨次砸下,我躲避不及,险险乎被砸晕。

   最浪漫的记忆:冬日,月色如银的晚上,我挟了一本唐诗,徘徊在收获后的棉田,边背诵,边孤芳自赏。有意放开喉咙,潜意识里,仿佛是要背给清风听,背给明月听,背给深藏在清风明月里的李白、杜甫、白居易们听,当然,我嘴上不会承认,但对语言的魔力又笃信无疑,否则,你想,那些信徒们诚惶诚恐的祷告又说给谁听。有时遇到忘句,卡了壳,赶忙从衣兜掏出一面小圆镜,对着月亮,把光线反射到书本上。记得有一次掀开书页,月光聚焦之处,正好是李商隐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木工师傅懂得,树干结疤的地方,也是它通体最坚硬的地方。我的人生在初二阶段结了一个大疤,在余下的中学岁月,校内校外,每当和原来同班而现在高我一级的同学走碰面,我总为自己的留级生身份羞愧,感到矮人一头。这种动不动就冒出来的自卑感,直到那一届同学高中毕业,离开校园,各奔前程,我也升入高三,才烟消云散。老来回顾,那个倒霉的结疤,其实是生命的重新规整。海明威说得好:“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人生最负气也是最反败为胜的收获,是退一步,进两步。试想,我后来选择文科,并能进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脱不了它种下的因。现在,不,将来,倘若有幸在文学这座殿堂之外,在离它不算太远的地方,充当一块小小的指路牌,则欹欤盛哉!欹欤盛哉!——仔细推究起来,也定然得力于那处结疤在远年的支撑。 

  

   ——选自《北大与时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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