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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曙:回忆卞孝萱先生(上)

更新时间:2021-04-28 14:47:50
作者: 朱天曙  

   恩师卞孝萱先生离开我们已十一个年头了。先生的音容笑貌常常映现在我的眼前,尤其是先生声如洪钟,健步如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回忆和先生交往点滴,以寄一瓣心香。

  

   一、 我跟卞先生游学的缘分

  

   1992年9月,我从江苏省高邮师范学校保送至扬州大学(原扬州师院)历史系读书。当时给我上隋唐史和江苏地方史课的是孙永如老师,他刚从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出版了《明清书目研究》和《柳诒徵评传》两部著作,同学们都很佩服他。后来得知曾在历史系任教的卞孝萱先生是孙老师的博士生导师,我又常常在资料室看到卞先生发表的文章,尤其是他研究我家乡兴化郑板桥的很多文章,对卞先生更加敬仰。

  

   2000年,我考入南京艺术学院,师从黄惇教授攻读书法篆刻方向的研究生。课余就到南山路的卞先生家里学习,正常一两周去一次。记得第一次我和卞先生联系好去拜访他,他早早地就在南大教师宿舍小区门口等候我了,让我特别感动。进了小区,卞先生指着院子里的冬青树说:“这是冬青,四季都是绿的,我的书房就是冬青书屋。”后来我知道,卞先生研究刘禹锡,取的刘禹锡“于树似冬青”的句子。经常到卞先生家,我渐渐了解一些卞先生不平常的求学之路。

  

   卞先生是扬州人,他小时候在北柳巷读小学,校址是“董子祠”,当时董仲舒的塑像还在。纪念董仲舒的大儒坊也在他家附近。传说隋唐时期注《文选》的地方——文选楼,也离他家不远。读中学时,卞先生从家到学校,要经过太傅街的阮元故居,这条街是以阮元官太子太傅来命名的。卞先生的中学同学中,有汪中的后裔,卞先生到同学家玩,常听同学父亲讲些汪中的佚事。从汉代大儒董仲舒,到隋唐“选学”大师曹宪、李善,到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阮元、汪中,都成了他少年时代所仰慕的先贤,由孤儿苦学而成大家的汪中,尤为卞先生所向往,他立志也要做像乡贤汪中一样的学者。

  

   卞先生出生不到两个月父亲便去世了,他与十九岁的寡母相依为命。靠卖古董、亲友援助、母亲替邻居做针线的收入维持生活。五岁时,卞先生的母亲每天先向邻居学会几个字,回家教他和附近的孩子。母亲身为一位23岁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开始认字教人,这种精神激励、鞭策着他,使他终身对学业不敢有丝毫懈怠。卞先生约在1943年,作《征〈娱亲雅言〉启》,深情叙述母亲艰辛抚孤的事迹,得到了诸多前辈学人和书画家的支持,纷纷赋诗作画,赐赠墨宝。如柳亚子先生赠诗:“教儿先就学,即学即传人。此是弥天愿,宁关一室春。”南京大学陈中凡教授认为这种“即学即传人”的教学法与教育家陶行知所推行的“小先生制”不谋而合,撰文表彰。卞先生征集到的商衍鎏、马衡、齐白石、容庚、陈垣等先生的作品,他都拿出来让我欣赏和学习过。这些作品后来都收在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卞敏先生编《冬青书屋藏名人书画选》一书中。

  

   抗日战争时期,十八岁的卞先生独自到上海银行界谋生。当时上海的职业教育比较发达,他白天在银行工作,晚间进夜校补习。开始学得很杂,后来兴趣集中到文史方面。

  

   宋代以来,碑传编纂盛行,至清代达到高潮。1949年以前,卞先生向学者们求教时,得知墓碑、墓志铭、行状、家传为中国文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卞先生先后研读了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认为清代名人碑传已辑录得相当齐备,而清以后尚缺,于是立志收集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重要人物的碑传。在收集过程中,认识到私家采用“树碑立传”的传统方式日渐减少,这批碑传资料可以说是中国史料学上碑传这一重要分支的绝响,于是更加努力地去整理。许多文人、书家将他们所撰、所书及家藏的碑傳稿本、拓片赠送或借抄,卞先生又从古旧书店访购到不少民国人物的碑传,日积月累,后和唐文权先生一起,编成《民国人物碑传集》。新中国成立后,卞先生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金毓黻先生又将他推荐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进所后不久,成为范文澜先生的学术助手。从为《中国通史简编》提供资料到撰写部分章节初稿,卞先生在范老的指导下边学习边研究。

  

   卞孝萱先生还做过章士钊先生的学术助手。章士钊先生因柳宗元的文章逻辑性强,特别爱好,以毕生精力研究柳文,撰成《柳文指要》。六十年代,章先生已是九十岁高龄,仍然继续收集材料。他的秘书王益知经常到图书馆查阅古籍,卞先生与王秘书就是在图书馆里认识的。每当王秘书解决不了章老提出的问题而求助于卞先生,卞先生都认真核查材料,详细解答,渐渐得到章士钊先生的信任。在《柳文指要》中,章先生也多次引用卞先生的材料和看法。该书出版前,章老写信给周总理,要请卞先生帮助校订全稿。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人员都在河南干校。由于章先生点名,周总理立即下令召卞先生回京,在章先生家中工作了一段时间,卞先生获得和章先生朝夕相处的机会。该书出版后,章先生送他一部,亲笔题有“孝萱老棣指疵。此书出版,荷君襄校之力,甚为感谢。章士钊敬赠,一九七一年十月廿六日”的字样,在卞先生家,他专门取出书来给我看,这几句话是卞先生感到很自豪的,后来收在中华书局版的《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一书中。

  

   卞先生进中国科学院之前,没有固定的老师。进入近代史研究所之后,师事范文澜先生,但仍保持着自学时期所养成的“转益多师”的习惯,还注意吸收陈垣、柳诒徵、陈寅恪等前辈的特长。章士钊先生在《柳文指要》下卷《二恨潜通史迹》中称赞卞先生“如此觅证,在逻辑谓之钢叉论法,百不失一。孝萱既从联锁中获得良证,而吾于子厚所云外连强暴之一大疑团,立为销蚀无余,诚不得谓非一大快事”,这正可看作卞先生学习章士钊先生治学方法的一个具体收获。卞先生常常把他和前辈们交往的事情讲给我听,也把他发表的文章和研究的心得和我分享。我虽在南京艺术学院读研究生,然而有很多机会能听卞先生谈话,跟随卞先生游学,这是我人生中极大的幸事。

  

   二、 卞先生和我讲范老治学四字

  

   范文澜先生曾把他一生的治学总结为四个字,也是卞先生常引述给我听的,这四个字是:“专、通、坚、虚”。

  

   卞先生告诉我,范老把“专”放到第一位,把“通”放到第二位,这两者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传统的文人往往把“通”放在第一位,扬州学派等皆重“通”。范文澜先生认为,我们所处时代不同了,因为学问分门别类太多了,必须要有一个“专”,但“专”要在“通”的基础上,这样的“专”就不会有毛病了。后一句在今天看来好像无所谓,但当时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号召“专”,研究历史的人不研究文学,研究文学的人不研究历史,研究古代的人不研究近代,研究近代的人不研究古代。古代还要分成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四块,学人的知识越来越窄。卞先生和我讲,“专”是需要的,但是“专”一定还要和“通”结合。你如果专而不通,好像被关到一个禁闭的房间里写文章,就这么大一个地方,耳朵、眼睛不接触到外面,怎么能写出好文章呢?他和我强调,研究古代要晓得近代,研究近代要晓得古代,研究文学要晓得历史,研究书画也要晓得文史,没有文哪有墨?他还强调要有专题的东西,一个人不专,就没有方向,要把“专”和“通”结合起来。这个“通”不限于一个人“通”,也要把前人研究的东西结合起来。卞先生多次和我说,你是历史系毕业的,有书画篆刻创作的特长,非常好,要坚持创作。我还要告诉你一条,就是要做文献研究,多读古书,有创作,有文献,有专又有通,两条脚走路,又稳又快。卞先生的这些话,一直影响着我的人生道路。

  

   “坚”就是要坚定。他说,坚定有两层意思:一个意思是观点要坚定。本来你是这个观点,后来大家批判你,你就改了;不批判你,你又改了,成天地改,这就是不坚定。你认为对的,即使批评,也应该坚持不改,坚持真理。第二个意思是研究的方向一定要坚持。喜欢的东西要持久,要达到最高峰,要努力成为一个时代巅峰上的人物,或者对某个学问做出总结和创造性的东西。你想在文学史上、史学史上、艺术史上占一席之地,必须要下很深的功夫。他开玩笑说,光兴之所至写一两篇文章,学问上不能成系统,最多给人家引用一二,如细流归入大海,不能成气候。他以章士钊先生为例说,章老的《柳文指要》是关于柳宗元的百科全书,你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你研究柳宗元,都必须去看。范老的《文心雕龙注》,也是下了很大功夫做的,你可以超过这部书,但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有了积累或有了新发现,方法上或是资料上有了创新,你才能说超过它。但即使超过了,这部书还是《文心雕龙》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所以他说,“坚”的两个意思都很重要。几十年来,卞先生自己就是“坚”的践行者。我做明末清初周亮工的研究,正是按卞先生“坚”的要求去做的,先后出版了《周亮工全集》(十八册)、《周亮工及其〈印人传〉研究》《周亮工年谱长编》,这些研究方法学习了卞先生研究刘禹锡、元稹、郑板桥等人的方法,把研究和文献密切结合。

  

   卞先生说,光“坚”不行,还需要“虚”。坚持真理,还要修正错误;对的要坚持,错的要修正。范文澜先生曾给卞先生讲过一个看法,他说你想取消一个学派,光打倒它不行,必须要把它所有的优点吸收过来,丰富你自己,结果是它没有好东西了,自然也就“取消”了。他举例来说,唐朝出了众多高僧,学问好得不得了,可为什么宋朝以后中国佛教就不行了?因为宋朝出了个“理学”,它将佛学的观点和儒学融合到一起,中国化的佛学不能单独地存在了,于是佛教也就流为做做佛事、念念经之类,只剩下宗教仪式而已,其精华已被儒家所吸收,也就不免衰落,同时儒学的地位也就更高。因此,听取别人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每次卞先生和我见面,都用“专、通、坚、虚”四字箴言鼓励我,使我终身受益。

  

   卞先生不尚空谈,珍惜时间,重实干。每次到卞先生家,他和我谈几件事,谈好即说:“小朱,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下次再约时间见。”在南图古籍部,也常常遇到卞先生在查书,也只是打个招呼,各自看书,不客套。卞先生以唐代、清代文史为主攻方向,遵照范老“专、通、坚、虚”的教导,突破治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治文的单一范围,开拓了一个点面结合、文史互证的领域。他说,唐代文学家中,“刘柳”并称,“元白”齐名。但历来研究柳宗元、白居易者多,研究刘禹锡、元稹者少。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他选择刘、元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又对李益、张籍、王建、李绅等与刘或元创作关系比较密切的文人考证生平,撰写年谱。由点到面,以避免孤立地研究刘、元;再由面返回到点,以充实对刘、元的认识。卞先生又写成《刘禹锡丛考》,考订与刘禹锡交游者近五百人,以对“永贞革新”的态度为分野,揭示刘禹锡的交游,展现了刘禹锡立场鲜明、坚毅顽强的性格,有裨于知人论世。中晚唐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史书往往语焉不详,而在文学作品中有曲折的反映。卞先生从历史背景及传奇作者的政治立场入手,用文史结合的方法,对《任氏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上清传》《辛公平上仙》等传奇作品的创作意图进行了新的探索,2001年,编成《唐传奇新探》一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卞先生认为,除系统、全面地掌握本专业已有的知识之外,还要发掘新材料,提出新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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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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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古典文学知识 202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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