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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亚明 余颖蕾:大数据时代社区应急治理中居民隐私顾虑之化解

更新时间:2021-04-28 14:10:53
作者: 房亚明   余颖蕾  
社区应急治理工作人员难以运用法治思维和相应的操作规范开展工作,加之部分居民隐私保护意识薄弱,对如何保护隐私比较被动,也影响了应急治理实践中对正当的信息采集与隐私保护的有效区分和界定;另一方面,社区工作者是与居民信息采集和使用最直接、最密切的人员,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律规范加以指导,就无法从源头上辨别信息采集是否存在违规操作现象,产生的错误和损失就得不到及时纠正与弥补。换言之,在社区应急治理过程中,如果工作人员缺乏法治意识,工作粗心大意,居民信息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甚至频频出现侵害隐私权的现象,居民隐私顾虑就很难化解,有效而全面的居民信息就很难采集,社区应急治理所需的信息资源精准化就会受到影响。因此,隐私顾虑化解极为重要。

   (二)隐私顾虑化解是社区应急治理可持续开展的必然要求

   大数据技术的作用原理和价值取向要求社区应急治理应依法合理采集居民信息,体现法治精神和以人为本理念。大数据技术的数据综合处理分析功能可以更加客观、高效地获取居民信息,并通过比对和计算帮助社区设计更高效的应急治理方案。社区工作人员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便利地上传采集到的信息,在数据平台上实现共享和交流,减少重复填报造成的资源损耗成本。社区应急治理主体所获得的数据信息与实际情况一致,有利于实现应急治理信息的统一性和高效化。但也应看到,大数据技术的这些功能可能会压缩居民的隐私空间,容易造成信息泄露,使居民产生隐私顾虑。虽然单个的数据信息不会暴露居民隐私,但当多个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能通过对数据内容的交叉性和关联性分析作出精准推测,泄露社区居民个人隐私。[8]大数据技术的便利和高效容易使社区应急治理依赖数字技术,在采集居民信息时忽视遵守依法合理原则。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比例原则对规范大数据环境下的社区应急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社区应急治理在采集和利用信息时只有充分尊重居民对隐私权的处分意愿,做好沟通工作,才能得到居民的理解和配合。当社区应急治理建立并遵守了依法合理采集居民信息的规则时,就能较好地保障居民的知情权和隐私权,使居民与社区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为了更好地推进社区应急治理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只有化解居民隐私顾虑,才能促进社区应急治理的可持续开展。

   (三)隐私顾虑化解能够助力社区应急治理数字化和规范化

   大数据时代,信息采集能力和信息共享功能极大地提高了社区应急治理效率,但也给居民隐私保护带来了深刻影响,使化解居民隱私顾虑问题更加复杂。居民隐私顾虑从产生到不断加深以致难以化解,主要是因为信息采集过程中缺乏依法采集、程序合法等行为规范,对是否按照主观目的合理、客观方式正当的要求采集和使用居民信息的全过程缺乏监督。居民信息采集和使用需要目的合理、程序合法以及充分沟通,这样,才能避免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对社区应急治理数字化的认同感被消耗,才能避免由于缺乏合法程序和法律依据导致居民信息泄露、隐私侵权风险的出现。因此,只有解决社区居民信息泄露和隐私侵权问题,才能在加强社区应急治理数字化的同时推进社区应急治理规范化。

  

   三、社区应急治理实践中居民隐私顾虑的引发因素

  

   (一)社区应急治理工作者法治意识淡薄引发居民隐私顾虑

   由于信息不对等,社区运用大数据技术采集居民信息时居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无法对个人隐私权作出基于真实意愿的处理,存在隐私侵权风险,进而产生隐私顾虑。现代传感设备的引入构成了社区内部的大数据综合感知系统,智能传感设备能够深入到社区居民家庭,在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居民的衣食住行等信息。如上海K街道的社区大脑是大数据技术在基层的实践之一,出于加强平安管理的目的,K街道以覆盖率极高的智能传感器为基础,连接烟雾报警器、智能井盖、水质监测、水电抄表、电梯运行、楼道门禁等设施,把城市社区管理的各种问题转化为信息,传递到网格中心。[9]社区大脑获取的居民信息能够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帮助社区快速精准地制定应急方案,控制事态发展,完成安全管理任务。但目前大多数社区在运用智能传感设备获取信息之前缺乏对居民的合理解释并做好沟通工作。获取信息的智能传感设备无处不在,居民作为当事人,在缺乏对这些技术认知的前提下一般难以察觉自己的隐私空间被入侵、信息被采集,即便察觉也无法避免,这既有违隐私权个人控制自愿原则,也侵害了居民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同时,居民信息采集范围广泛,信息采集的必要性、适当性存疑,与比例原则、最小限度原则不匹配。传感器获取的居民信息对社区应急治理目标的关联性有待商榷,盲目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居民生活进行监控容易侵害居民的隐私权,使居民对社区运用大数据技术采集个人信息产生负面情绪。在社区应急治理过程中,部分工作人员缺乏保护居民隐私意识,追求信息全面、结果高效而采取过度采集居民信息的行为会增加隐私侵权的可能性,引发居民对自身隐私是否安全的顾虑。

   (二)社区应急治理中相关程序不当、信息重复采集引发居民隐私顾虑

   大数据时代,社区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应急治理存在程序不当的问题,为隐私侵权行为埋下了隐患。社区工作人员只追求信息量和效率,忽略了告知居民相关情况、听取居民意见、允许居民协商等程序和步骤。在必要的公示时,有的居民信息可以公开,无需公开的信息却没有采取保密措施,给居民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采集并公示居民的外出行动轨迹等个人私密信息是为了方便居民自查、做好群防群控,但是居民的联系方式、身份证信息、家庭成员信息等与应急治理无关的私密信息也一同公示就可能导致居民生活被打扰。社区应急治理缺乏采集、使用、公开居民信息的规范化程序,侵害了居民隐私权,导致居民隐私顾虑不断积累和发酵,化解难度加大。

   此外,社区应急治理运用的数据平台和软件由不同的主体开发,有的依赖政府及相关部门,有的依赖高新技术企业,如果彼此封闭和独立,信息资源共享流程受阻,就会出现重复采集、反复录入居民信息的情况。目前,居委会等群众性基层自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行政绩效的硬性要求使社区治理容易忽略社区事务办理的实效性、过程性和问题的具体性质。[10]信息共享平台相关机制不健全、负责人不能熟练使用共享平台、行政化程度过高以及社区工作者为了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指标等因素都会造成信息共享受阻,出现居民信息重复填报等情况,居民信息总量增多,泄露的隐患就会加大。

   (三)社区应急治理过程监管缺位引发居民隐私顾虑

   社区应急治理运用综合数据平台,虽然方便了不同部门、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流协作,但也存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为居民信息泄露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样会引发居民隐私顾虑。以疫情防控为例,社区采集居民信息通常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线下信息采集和监管方面,纸质表格填写回收后缺乏保密管理措施,社区工作人员在录入信息过程中以及录入完成后没有对纸质表格进行妥善封存或销毁,随意摆放或丢弃极有可能造成大量的居民信息泄露且后续难以追究;在线上信息采集和监管方面,电子表格或程序因为填写需要而不断被浏览、转发,同时因为缺乏信息填写、回收监督制度和意识以及传播痕迹溯源追踪等技术,导致居民信息在微信群等线上平台被“有心之人”保存后外泄并广泛传播。

   同时,如果相关负责人和责任人之间、责任人和居民之间缺乏监督意识,缺乏对工作人员保护居民隐私的义务规定和责任意识的培养,在信息采集处理的事后环节就容易频繁出现内部工作人员随意外传资料的现象。另外,综合数据库等线上信息交流平台使接触到居民信息的部门、人员增多,当交流平台上的信息被外传后,因传播路径复杂,仅依靠政府部门或社区组织的力量难以及时有效地追踪和阻断信息传播。信息监管缺位给居民造成了更严重的隐私顾虑。

  

   四、社区应急治理中居民隐私顾虑化解的路径

  

   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社区应急治理法治化、智能化、数字化、规范化,促进国家应急治理现代化,在依法合理地采集和使用居民信息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居民隐私的保护。只有充分保护居民隐私,才能化解社区应急治理中居民隐私顾虑,大数据技术的伦理基础和真实可靠的数据来源才能得到保障。大数据时代,构建居民隐私顾虑化解机制,应从法律、责任、多元主体协同入手,完善居民隐私保护法律体系,根据应急治理需要,强化多元治理主体的责任,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与居民协同作用,在更好地推进社区应急治理的同时强化居民隐私保护,为社区应急治理效能提升提供保障。当社区应急治理采集居民信息的行为逐渐规范,居民信息使用过程得到全方位监管时,社区公共利益与居民个人利益之间的张力和冲突才能得到平衡,居民隐私顾虑才能得到妥善化解。

   (一)完善与居民信息采集、使用相关的法律规定

   完善与社区组织和居民隐私保护相关的法律,使社区应急治理对居民信息使用和保护的法律依据与时俱进,为化解居民隐私顾虑提供法律保障。鉴于我国对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起步较晚,《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虽涉及个人信息和隐私权问题,但尚未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因此,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中进一步明确居委会和村委会作为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在应急治理中的权力和责任,以满足大数据环境下城乡社区应急治理的需要,通过规范相关治理主体的职责权限更好地为信息采集、使用及隐私保护等提供法律指引。具有规则制定权限的地方政府和权力机关也可以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地方应急治理实际需要的涉及居民信息采集与使用的主体、程序、限制与救济等内容的规章。只有依法授予社区治理主体在应急状态下适度采集居民信息的权力,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社区组织采集居民信息时受到并非法定权力主体的角色质疑,避免陷入缺乏法定处置权的制度尴尬。

   同时,应完善社区组织及其工作人员采集信息的条件和程序规范,确保社区应急治理工作在法定框架和操作规程范围内开展,使采集和使用居民信息更有序和高效,以避免出现信息泄露和侵害隐私权等问题。居民在提供信息时,享有知情權、选择权、获得救济等权利;社区工作人员采集信息时,应当尽可能地与居民沟通和协商,降低隐私侵权无感化可能造成的损害。健全的规制信息采集与使用的程序规范有助于社区应急治理在较好的氛围中开展,对社区应急治理工作者的实务操作发挥指导作用,使社区工作人员树立合法采集和有效保护居民隐私的法治思维,减少和纠正使用居民信息程序不当导致的侵权现象,营造良好的社区应急治理环境,增强社区工作者采集和使用居民信息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化解居民隐私顾虑。

   (二)明确居民隐私保护主体责任

   明确有关主体关于居民信息采集和使用的权责是有效保护居民隐私、构建隐私顾虑化解机制的重要保障。具体来说,应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合理划分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基层应急治理主体职责,促进信息交流与共享合作。目前的社区应急治理主体因为职能不明等原因出现了角色迷失、行为异化等错位现象,造成了社区治理“碎片化”,[11]为此,政府应转变观念,不能给社区下派过重的行政任务,以免造成社区应急治理的负担和出现反复填表等现象,让街道办等派出机构做好承上启下工作,积极履行行政职能,真正成为政府和社区与居民之间沟通的桥梁。以党建为引领,政府发挥督促和指导作用,使社区在应急治理中发挥主体能动性和堡垒作用,做好与居民的思想沟通、宣传普法、隐私保护工作,将化解隐私顾虑作为社区应急治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统筹安排。

与此同时,政府应主动承担消极不侵害以及积极保护个人隐私权的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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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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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行政与法 2021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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