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宋志平:创新的本质

更新时间:2021-04-28 14:05:22
作者: 宋志平  
专门讲以色列是创业的国度。“弹丸之国,惊世能量”。对我们很多城市的启示是,可能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建一些创新中心,更重要的是要营造创新创业的文化。首先要有创意,然后创新、创业,这些是连在一起的。

   中国人其实创造能力是很强的,凡是能够编童话故事、神话故事的民族都有一定的创造力。像我们写的《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等,都是无中生有的,讲变、变、变的东西。英国人写的《哈利·波特》,这是畅销全球的魔法故事。其实这些东西不要小看,都是创意。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文化至关重要,我们应该是有这种文化,认真思考如何激发大家的创新热情、保护大家的创新热情,宣传这些创新创业的英雄。只要有一个创新榜样出来,大家都愿意学习。我觉得这方面特别重要。

  

   《财经》:您的《问道创新》那本书提到“费尔普斯之问”。他曾提出一个担忧:中国现在亟待进行高速的本土创新,但是到底中国是否有这样的文化能够去推动大规模的本土创新呢?

   宋志平: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要让创新文化根深蒂固,我就想讲讲我们的教育。这么多年的教育体制,尤其是应试教育对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影响很大,影响了我们创新的热情。过去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就是让他循规蹈矩,没有突发奇想的空间。实际上孩子的好奇心等等就是创新的最初的动力。我们应该从教育入手,支持孩子们有好奇心,支持他们能够大胆地假设。

   《财经》:包括提问题。中国家长喜欢说“这次你考了多少分、排第几名”,以色列的家长会问“今天在学校向老师提了什么好问题”?

   宋志平:能够质疑、能够提问,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创新,是最初产生创意的思想基础。当然,这也不只是孩子们。其实包括在单位里面,也应该支持员工的创新思想。推而广之就是创新文化的建立。我们现在也是在积极营造支持创新的文化氛围。

   费尔普斯先生还讲到了草根创新。他认为大企业创新能力不够,创新主要靠草根创新,也就是咱们讲的民间创新。从美国来讲,当年的Facebook、微软、苹果等等,其实大多是草根企业做出来的。

   德鲁克先生认为,确实很多创新不是大企业主导的。比如说美国在汽车时代,美国铁路公司都造汽车,结果没造出来,造得好的是福特。航空时代这些汽车公司一股脑都去做飞机,真正做出飞机来的是波音和麦道,而不是汽车公司。同时他认为像美国的强生、3M等公司,一路也在创新。这里面就牵扯到了持续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的问题。其实大企业往往在做的是持续性创新,一直研究怎么把东西做得更好,但是颠覆性创新往往是民间的创新。比如说咱们现在讲电动车。这个电动车是特斯拉做的,它原来不是大企业。特斯拉做电动车就颠覆了汽油汽车。汽油汽车厂家的持续性创新就是一百多年来不停地改进汽油汽车的质量、降低燃油消耗、提高舒适度等等。电动汽车的出现属于颠覆性的创新。

   《财经》:对,其实在中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有些国有企业,它们往往有创新的资源汇聚能力,但是创新动力却不足。民间有创新的热情,但是又没有创新的资源聚集能力,这兩者似乎是一组矛盾。国企和民企创新方式有何不同,如何发挥企业骨干的创新创业热情?

   宋志平:实际上国企和民企在创新上有所分工。拿我们央企来讲,实际上国家的航天航空等大规模的创新都是由国企这些大企业来进行的。这些企业的创新是要解决国家的战略性问题,属于关键性和前瞻性的创新,可能不是那种像我们讲的民间的创新方式。另一方面讲,大企业原来都有自己的主业,它们会比较多倾向于主业的持续性创新。炼钢的研究炼钢,做水泥的研究做水泥。所以它们很难去做一个新的业务,而且大企业往往有机制上的问题,船大难掉头。

   民间的创新恰恰可以弥补这种不足,民间创新没有太大的包袱,它在市场上成功,就是一个好的创新。民间创新的缺点是缺少资本,但是我们会看到由于资本市场的介入,使得这些创新的资源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很多民间创新的年轻人,迅速成了企业英雄。他们在资本市场迅速成功,募集了资金,调过头来支持创新,迅速变成一个独角兽企业。如果民间的企业没有资本介入,基本上是没有能力创新成功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实际上美国的创新繁荣主要是雄厚的资本市场支持创新。我们现在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的资本市场在大力支持创新。这一点解决了草根创新、民间创新的资源从哪里来的问题。现在资本市场包括科创板、创业板等等发挥了很大作用。比如宁德时代、迈瑞医疗等上市公司有很高的市值,资本市场认同这些创新企业,这些公司从资本市场融到资后去搞创新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与资本融合,激励产生更多独角兽企业

  

   《财经》:始于创新,终于资本。如何激励更多的独角兽企业?您如何看资本市场的趋利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宋志平:我们现在认识到了资本市场和创新的关系。2020年公布的胡润全球独角兽榜,美国以233家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位居全球第一,上榜企业数量较上年增加30家。中国以227家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位居全球第二,上榜企业数量较上年增加21家。中国与美国仅差6家而已。所谓独角兽指的是成立十年内,市场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中美两国独角兽占全部独角兽数量的八成。中国的独角兽主要在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北京市去年底的独角兽达到了93家,是全球独角兽之都。杭州有个基金小镇,居然有四五百家基金公司,极大地支持了创新创业。资本市场对于创新创业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财经》:我们采访中遇到一家创新企业叫立康生命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是一位北京理工大学的博士陈立根据患者自身肿瘤基因突变去设计个性化疫苗,激发主动免疫反应杀伤肿瘤,因其准确率高、副作用小的特点在国际医药研发领域领先。但是个性化治疗的肿瘤新生抗原疗法,不是传统大型药企的主要战略方向,又具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和深耕细分领域的研发风险。面对这样有一个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研发周期的新技术,很多风投并不看中。PE风投更喜欢三五年可以套现的项目。这导致企业没有长远考虑,不重视原始创新。所以这样的创业企业就面临很大的研发资金的困扰。您认为资本市场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机制,能跟这些创业企业对接起来,激励它们能够在研发路上走下去?

  

   宋志平:资本市场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资本市场。我们A股大概有4200多家上市公司,如果加上在香港上市的和美国上市的这些中概股,我们可能有5000多家,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第二个就是靠这些私募基金。企业上市之前的培育主要靠这些基金来支持。我们国家这方面力量薄弱,如果折合成人民币大概只有15万亿元左右,美国大概有100万亿元人民币。这块我们也在发育,比如股权投资市场。有的基金欲求短期变现,但也有的基金会支持长期的创新。虽然风险大,但是将来获益也会大。你刚才讲的这个例子,也提醒公司的这些创业者们,要把故事跟更多的投资者讲清楚,想办法能让投资者脑门发热,能够描绘一个可以信任的未来。

   作为一个创业者,一是要扎扎实实做事;二是要把故事讲清楚;三是要懂得吸引投资者。

   《财经》:像现在资本市场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各个方面不同层次,再加上注册制,我感觉到现在科技企业IPO的报备也很多了。您可不可以预测未来这几年我们上市公司里的创新企业会有一个飞跃式的发展或者是资本和技术最好结合的周期要开始了?

   宋志平:是。我觉得从这两年来看,尤其是科创板在上海成功落地之后,去年整个A股募集资金大约4800亿元,仅仅科创板就募集了2200亿元。所以创新企业的募集资金占整个募集资金的量是很大的,主板募集的资金其实也有不少是科技企业募集的。现在资本市场大力支持有科技含量的新技术、新产品,从未来来看,科技型的企业和资本的结合一定会更加紧密。就像刚才讲的独角兽一样,其实独角兽是创新企业和资本结合的果实。中国独角兽的数量会越来越多,独角兽数量的增长意味着我们的创新和资本市场的结合度越来越高,也就是得到资本市场认同的创新企业会越来越多。

   《财经》:有没有这样一个机制。比如说中国建材这种大的企业,能聚集资源的大企业,能不能像麻省理工那个模式,建立一个产业联盟或者协同创新中心,让那些没有资源的创新小企业能在这个公共平台上一起去做创新的事?

   宋志平:其实现在大型央企也在和民间的科技公司合作。这个也是创新的重要途径,大企业有一定的资源,民间企业有一定的科技创新精神。比如说中国建材的碳纤维,是和民营高科技公司合作的。连云港一家民营企业有技术,而中国建材有研究院,有雄厚的制造基础,关键还有资金实力。这个碳纤维的技术来源实际上是民间企业,再加上大企业的支持,联合起来共同来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现在做到全国第一,同时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现在中国的大飞机、航天器等都有在采用。包括学校也一样,过去我们老讲产学研,创新的平台应该是开放的。像麻省理工学院的全球产业联盟连接着1700多家创新型初创企业和260余家联盟会员企业,架起了创新源头和产业转化间的桥梁。我们的清华、北大等大学也应该有一样的联盟,并且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的大企业实际上也应是开放的平台,大家都可以在一起合作。创新实际上是个开放系统,不能关着门自己来做。

  

   激发多种创新模式交织交融

  

   《财经》:从国家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创新的生态,如果说你单纯地讲技术创新,它很难走得更远。您怎么看技术、科技的创新和其他创新体系的融合?

   宋志平:科创板的设立是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由于这样的创新,带来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支持了这么多企业进行创新。我们大的环境的改善、一些政策的出台、一些新制度的设立,实际上直接关乎企业的创新。企业创新不是孤立的,不是在真空中去创,所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出台适应企业创新的政策,并不断在制度层面进行完善和提高,这对企业创新来讲至关重要。

   《财经》:一直以来,我们喜欢强调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中国的产量居全球第一。目前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是我们却无法确保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稳定性。国外稍微一卡脖子,我们就整个链条波动震荡?工信部原部长苗圩说,我们仍是世界制造的第三梯队,成为制造业强国还需要30年。您怎么看?

   宋志平:目前我们的制造业更多是在做系统集成。当然我们的产品也供应了很多国家的需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是全球化的意义所在。由于西方个别国家对我们技术“卡脖子”,搞技术脱钩等等,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当然,如果继续做下去也会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因为科技是值钱的,如果技术长期不卖,这些科技公司可能也无法生存。反过来讲,透过这场技术封锁“卡脖子”的教育,我们都应该有深刻的反思。

   《财经》:应该对自身技术的薄弱现实认识更清晰。很多关键技术必须依赖自主创新。目前我们电子产品里大量需要的电阻、电容电感,需要从日本等国进口;机械产品里对环境有较高要求的高端螺丝、液压设备、泵油缸、马达等核心产品都需要进口;再比如轴承主要份额在欧洲。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我们仍处于跟随和模仿阶段,世界装备制造90%的知名商标的所有权掌握在发达国家的手中。

宋志平:所以我们要弥补这些短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6280.html
文章来源:财经 2021年7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