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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新冠病毒肺炎突发与治理的人文反思

更新时间:2021-04-28 13:48:25
作者: 王宁 (进入专栏)  
尤其,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社会,人们追求无度的消费和享乐,而忘记了对自然资源的节约和保护,因此我们在奢侈地使用各种自然资源时,还应当有着自觉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从而使得我们在致力于打造金山银山的同时,悉心地保护好自然界的绿水青山。

   当我们在庆祝抗疫战斗取得阶段性胜利之际,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我们也应当严肃地反思,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自然灾害总是不断地侵袭人类,其根本的原因究竟何在?毫无疑问,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人类的成员,我们总是希望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来改造自然,让大自然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类。当然,在我们处于发展阶段时,这种 “以人为本” 的措施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样,那些不善待自然的人也许现在还不明白,那种 “以人为本” 的愿望久而久之就会在人们的头脑里形成一种 “人类中心主义” 的意识。因而在许多人看来,自然理应服务于人类,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只有牺牲自然的格局,宁愿 “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 也要满足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愿望。

   对自然资源的过分利用迟早会使人类受到无情的报复。确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类在对待自然方面犯了无数的错误,甚至不惜牺牲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而不遗余力地实施现代化大计,对此我们应该从环境伦理学的视角进行反思。不可否认,我们需要现代性,并欢迎它的早日到来,因为它毕竟给人们带来诸多福祉和发展的机会,使人们能够生活得更加幸福舒适。此外,现代性大计的实施也加快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物质文化的生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这种快速发展同时也刺激了人们的战斗精神,使他们不切实际地提出一些伤害大自然的口号:人定胜天,以人类中心主义的意愿来重新规划自然环境,如此等等。

   如果我们仅仅回顾一下最近几年来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就不得不正视这样几个事件:地震、火山喷发、台风、洪涝灾害、酸雨以及海啸。所有这些自然灾害都使我们想到,地球的承受力已经被人类扩大到了极限。大自然正在无情地向人类进行报复,它不仅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而且夺去了成千上万的人们的生命。十多年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暴发的非典,就已经使得人类的持续繁衍罩上一层阴影,而海啸在印度洋的出现则更是向我们警示了自然界的这种报复。也许当前仍在蔓延的新冠病毒肺炎就是对人类实施的最厉害的一种惩罚。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我们不仅珍爱自己的生命,同时也更加珍惜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生命。因此我们要负责任地善待自然和我们的生存环境,以便能够留给子孙后代一个美好舒适的环境。作为人文学者,我们有责任保护自然和我们的生存环境,并且建构一种人与自然得以双赢的环境伦理学。这种伦理学的主旨就是:人与自然应该始终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因为人本来就来自自然,人类固然需要发展自己,但是人类的发展不应该以牺牲自然和改造自然环境作为代价。也许最为理想的方式就是找到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双赢方式。再者,在这种新的环境伦理学的指导下,人类应该平等地对待自然,将自然环境看作是自己的朋友和邻居,尊重它的发展规则和固有的格局。也就是说,人类应该既发展自己,同时又不破坏自然环境,这样才可以达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我想这应该是我们从新冠病毒侵袭和残害人类的过程中汲取的教训和得到的启示。

   三、人类的现状及未来:从自然之神到 “后人类” 阶段

   近十多年来,在国内外学界,关于 “后人类”(posthuman)现象以及 “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笔者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其中,并发表了一些文字。[5] 我的主要观点可以这样简略地加以概括:面对自然的威力,个人的力量是十分渺小的,即使是一个经济实力强大、政治影响广泛的国家在自然的威力面前有时也显得微不足道。我的这些观点为新冠病毒在全球传播和蔓延所带来的后果所证实: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四月份不幸感染上新冠病毒,不得不住院治疗。当然在英国十分先进的医疗技术以及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他很快就治愈出院,并继续行使自己的职权,这当然是个人的案例。至于强大的国家之案例我们则可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疫情数据窥见其一斑: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9月1日12时28分左右,美国累计确诊6030587例,累计死亡183597人。[6] 如果我们进一步提出两个问题就不难看出这两个案例的严重性:首先,就约翰逊首相而言,如果他不是英国首相或内阁高官的话,他能够享受如此优越的医护条件并快速康复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其二,就美国这个当今世界第一超级大国而言,美国的医疗技术和护理条件无疑是世界一流的,当然由于特朗普政府未及时采取严厉的遏制措施,疫情在美国迅速蔓延。但是即使如此,为什么美国会出现那么多的新冠病例?再者,为什么在这些新冠病例中又会有如此之多的人丧生?排除其应对措施和治理手段的不力,这一事实至少证明了我上述观点的正确性:一个人不管有多大的权力和多高的地位,在自然灾害和病毒面前都是十分渺小的,冷酷的自然依然会无情地对他进行伤害甚至夺去他的生命;同样,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强大,不管其财富有多少,面对自然灾害和病毒的侵袭同样显得微不足道。这就使得人类曾经有过的 “至高无上” 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人类已经被自然拉下了神坛,又返回到初始状态——自然界万物之一种,与动物的差别仅在于其智力和情感的高低之差别。因此大写的 “人”(Man)在当今时代便成了一种 “后人类”。他与包括其他动物在内的自然界万物应该处于一种平等的状态。当然这并不是说,人的地位被贬低了,人又回复到其 “前人类” 的初始状态,即动物的阶段;而恰恰是动物及自然界万物的地位被提升了,也由于人类对动物之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程度也有了新的认识。自然界万物是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物链的重要一环,一旦这一生物链断裂,人类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动物也应该受到人类的平等对待和关爱,这样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才会得以实现。

   如上所述,作为人类的成员,我们确实应该善待自然,视自然为我们的朋友和邻居。此外,作为自然界万物大家庭的成员,动物也应该受到人类的平等对待。目前在西方乃至国际学界,一些专事生态环境研究的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同样出自自然界的动物,他们从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的著作中找到了这种 “动物转向” 的思想。[7] 确实,德里达不仅对任何主张 “中心意识” 的现象采取了批判和消解的态度,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注意到了长期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并在自己的两部著作中聚焦动物,通过考察人与动物的关系来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所以我才是动物》(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2008)通过一只猫窥视他洗浴这一现象总结到,人也是一个具有动物性的物种,而动物作为地球上的万物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通人性的,并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与人进行交流和沟通;《野兽与君王》(The Beast and the Sovereign, 2009, 2011)则探讨了动物与人类有着种种差别的原因。这两部著作在德里达逝世后迅速被译成英文,并推进了英语世界的 “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这无疑标志着德里达这位解构主义大师在进行了一系列解构尝试后最终将解构的笔触直接指向人自身。[8]

   滥食动物是破坏自然也危及人类本身。有些动物,例如老鼠、穿山甲、蝙蝠等,携带并传播病毒,给人类造成致命的伤害。因此,滥食动物不仅会使人染上疾病,而且也会导致地球上的生物链断裂。久而久之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性膨胀:一切都为了满足人类的欲望,而不顾及自然的规律。从反人类中心主义伦理的视角着眼,我们则不应当食用野生动物,而应当把它们保护好,从而使得自然界的生物链得以维系。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本身也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繁衍而着想。如果我们以一种平等的方式对待自然以及自然界的动物,我们就能够维持人与自然以及其他动物的和谐关系,而不至于经常受其伤害了。因为所有的自然界万物,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生活在一个硕大无垠的 “想象的共同体”(imaginary community)中,他们共同分享着彼此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彼此承受着共同的命运。这应该是我们从此次新冠病毒肺炎在全世界的传播和蔓延之后果中得出的教益。

   四、迎接 “后疫情时代” 的挑战

   毫无疑问,新冠病毒的出现以及在世界各地的蔓延给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导致了一些令人始料不及的后果。但是随着疫情的逐步缓和并渐趋结束,我们将步入一个 “后疫情” 时代(“post-epidemic” era),正如阿甘本在描述意大利所采取的抗疫措施所导致的后果时所概括的,这些措施包括:

   (1)禁止任何人离开受影响的市镇或地区;(2)禁止任何人从外界进入受影响的市镇或地区;(3)暂停在公共或私人场所举办任何性质的活动或举措,以及任何形式的集会,包括文化、娱乐、体育和宗教性质的活动或举措,包括向公众开放的密闭空间;(4)关闭各级幼儿园、儿童保育服务机构和学校,关闭学校、高等教育活动和专业课程,但远程教育除外;(5)根据2004年1月22日的法令,《文化和景观遗产法》第101条所列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构和空间不对公众开放,关于自由进入这些机构和空间的所有规定也暂停执行;(6)暂停在意大利和国外的所有教育旅行;(7)暂停所有公共检查程序和公共机构的所有活动,但不妨碍提供必要的公用事业服务;(8)执行检疫措施,并对与确诊感染病例有密切接触的个人进行积极监测。[9]

   这应该是意大利政府从中国的成功经验中获得启示并采取的积极的抗疫措施,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积极的措施却受到了阿甘本等左翼思想家的批评。但实践证明,正是上述果断措施的实施才有效地遏制了意大利的疫情,使其新的确诊病例归零。[10] 毋庸置疑,疫情的到来迫使我们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秩序进行重新调整。面对各大餐馆的暂时关闭,热衷于享受美食文化的人们不得不在家自己做饭,或者订购外卖食品;面对旅游景点的关闭和社区的封闭式隔离,喜欢旅游观光的人们不得不自我封闭在家里,在电视或网络上欣赏情节动人的电影和精美绝伦的山水图片;对于那些喜欢交际的人们来说,面对实体互访和朋友聚会的暂时停止,他们不得不改为通过视频和微信进行频繁的交流;但在阿甘本看来,“比这些措施所暗示的对自由的限制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些措施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另一个人,无论他是谁,即使是他所爱的人,也不能被接近或触碰——事实上,我们和他之间必须保持距离。” [11] 面对学校的关闭和实体教学的暂停,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也不得不掌握网络技术,实施在线教学,从而使得正常的教学工作得以不同的方式维持,如此等等。这一切都使我们既有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完全打乱了,我们不得不去努力适应一种新的战时形势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诚然,面对上述这些现象,一些反全球化的人们认为,既然全球化导致了疾病的传播,那就得实施 “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或 “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的战略。但我恰恰认为,上述这些应变措施的实施正是全球化的力量以另一种方式的体现:全球联通性(global connectivity)和大数据的管理。在这方面,互联网再次发挥了强有力的全球联通作用,它使我们得以在云端进行交流。确实网络的普及解决了人们的许多生活和工作上出现的问题,但是也带来了一些后果。诸如那些曾经极大地受益于全球化的旅游、餐饮和电影娱乐企业成了全球病毒传播的直接受害者,有些企业直接濒临倒闭,而大多数企业则通过裁员和削减行政开支等措施来维持生存。作为从事人文学科教学和研究的教师,我们的教学工作也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些新的教学和研究生指导模式应运而生,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一些效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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