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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谈谈法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更新时间:2021-04-28 10:32:21
作者: 秦前红 (进入专栏)  
33岁左右就当上了正教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可能是33岁里面都拿不到一个固定编。博士毕业大概最年轻的也二十六七岁了,然后还要你去做三年的师资博士后,做几年的预聘,之后才能去争取一个固定编,这都在无意之间都延长了高强度的竞争周期。所有能够在竞争中能够获得优胜者,一定是学术发表比较好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所讲问题意识里面的第二个层面是什么?是你在这个论文和著作之中的问题意识。著作我就撇开不太去谈了,因为著作在当下的出版生态下可能相对容易一些,要么是你有高质量的著作,要么是你有足够的经费,出一本著作都不是一个难事,这也是很多学校里面更看重论文,不怎么看重著作的一个原因。

   说到论文中的问题意识,前面已经提及过,杂志在做论文筛选的时候,一定是首先觉得文章的问题意识是清晰的、是明确的,然后是新颖的。《中国社会科学》在刚刚发布的征稿启示中,除了讲了今年大概是有哪些重要的选题方向以外,在里面就专门有一段话是讲了问题意识。强调文章所研究的一是重要的问题,二是要有意义的问题,第三是重大而有意义的问题。在该启示中特别地指明了某些问题意识不当的情况,有些是无病呻吟,有些是没有现实意义。有关论文中的问题意识,我想待会在交流中线上的同仁会有一个讨论。另外我觉得问题大概有几种情况,一种是说的大题小做,一种是小题大做,问题一定要有鲜明的实践性的品格。尽管当下的法学期刊,由于学者写作的偏好,或者由于刊物竞争,比如为了追求影响因子,然后不断的去鼓励发长文,希望把影响因子的分母尽量做小,分子尽量做大,很多论文越写越长。一篇论文2万多字3万多字,已经是毫不罕见的一种状况。从我个人的一种感受讲,还是希望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论文的问题意识,大概要满足很多要素要求,第一是一个真问题。第二,不要在一篇论文中讨论太多的问题。要相对地比较聚焦,不是过于飘逸和发散。第四,要围绕问题,犹如层层剥笋,在逻辑上渐次展开,保持逻辑上的自恰性。

   讲完了两类问题意识之后,我顺便还谈谈怎么去发现问题。发现问题的方法,每个人其实都有他自己的一些套路心得,我讲的这些东西它也未必是一个什么宝典,也不能是成为一个所谓的操作指南。它只是可能给我们现场的同仁提供一个可以去观察和参考的样本。发现问题大致有几个角度或进路。第一,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你要去发现问题,可能是首先你要去观察社会,了解社会,洞察社会。对于一个跟社会比较隔膜的人,我们不能完全武断地说他发现不了问题。毛主席讲人的知识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然这种知识首先是关乎问题的知识,知识的获致有两种途径有两种途径,一种直接经验,另外一种间接经验。虽然从书本里面你也能去发现问题,但我觉得人文社科的学人还是需要对社会有一个洞察和亲历的。没有洞察和亲历的话,即便是你在书本上去找到一些问题,但倘若对问题有一种隔膜,也不能去做出一个很深入的逻辑缜密的证成,不可能写出一个高水平文章。比如关于当下中国社会的认知,前不久俞可平教授在一个采访中谈到,当下呈现的三个方面的问题:城乡差距问题、东西部发展程度严重不齐的问题和贫富悬殊的问题。在中国旅行的时候,你要去走到东部,走到上海走到浙江或者江苏以后,你觉得中国的发展也不逊于任何一个世界发展的国家。但是你到了西部以后,到了中部的部分地区,你去看苍茫大地,中国又呈现了另外一种面向。还有城乡差距问题,还有另外一个贫富悬殊问题。这些都是我们了解中国、知道中国要去考量的问题。而在这里面又有一个细分,我们当谈到中国的农村的时候,用什么样的一种修辞去形容?前不久我们武汉大学为了鼓励学术发展和学术交流,搞了一个卓越人才的交流大会。请了很多成熟的学者,以及很多年轻的学者,就他们的研究心得和具体的研究论文去做一个交流。其中,武汉大学有一支做社会学的队伍是专做农村观察的。我当时在会上做一个点评嘉宾,跟一个年轻的学者去讨论一个问题,我说你看看中国的农村,有大批的农民去选择了外出打工到城里面去发展,农村出现大量的空巢现象。我就问他知不知道,为什么从农村出来的50岁以下的男人和女人,很多是不愿意回农村。即便在城市里面过着很困厄的生活,甚至也活不下去的一种感觉,也不愿意去回到农村。其中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当时这位青年学者没有回答问题。我说我来告诉你,我来自农村,我每年春节回去或平时回去,我也去做一些看似无意的,其实还是有意的观察。通过和父老乡亲座谈,去了解一下农村。因为第一,这一个年龄阶层的人,回去以后有很多是无田可种了。另外一个原因是,到了这个年龄层次的人,几乎都不会去种田了。所以农村对他们来说,再不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的生活。农村也可能再也不能去代表他的乡愁了。如果说没有上一辈的老人,可能很多人走出农村的时候,大概就一辈子不回到那样一个土地上。另外新冠疫情去年发生时差不多也是现在这个月份,形成了对人类命运的一种挑战。我们有很多学者,法学界有很多学者也在研究疫情问题,当然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研究面相。在武汉的一个会议上,我跟一些搞自然科学的同仁有一个争论。他说我们这次疫情的胜利,是科学的胜利。当然他们讲的科学是不是人文社会科学,它是讲自然科学。我就开玩笑,我们哪有科学的胜利?在病毒的来源没有查清之时,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核酸检测还不是那么可靠,我们还没有成功地研究出治疗效果很好的疫苗的时候,中国能够很好地控制住疫情,不是自然科学的胜利。如果要跟科学沾边,它一定是社会科学的胜利。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体制里面,有过去毛泽东那一代人创立的“把支部建立在连上”、建国和平时期“把支部建立在基层”的经验做法。把公权力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末梢里面。于是乎,不仅是一个居委会,一个村委会,甚至一个门栋的栋主,都可以把这个单元的人口的流动彻底得管控住。靠这种严密的管控和有效的空间隔离一起战胜了疫情,这就是很中国化的一种问题。

   有很多做社会学的,他去观察疫情和我们居住状态的关联。我问学生,我说你知道我们武汉有哪几种社区吗?哪一种社区里面疫情的这种传播感染可能是相对严重的或者更严重的?他们其实也没有做出一个很好回答。

   武汉的社区有几种情况。一种是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居住宿舍改造成了一个社区;还有城乡相互邻接的居住地带形成了社区;还有随着现在房地产的发展形成的比较高品质的商业化的社区;另外还有所谓的过去的国有大企业,在国企关停并转的一波改革里面形成的社区;另外还有所谓的外来者居住比较多的这么一种社区。统计调查的结果表明:城乡相邻的那样一种社区,疫情比较严重;次之可能是困难国企下岗,居住的密度比较高的社区;再就是以外来陌生人这种只是偶尔居住的流动性比较强的社区里面,疫情也是要相对严重一点。这就是如果没有对事实的一种洞察,或者一个充分和全面的了解,你可能不会去发现“真的问题”。

   在我的学术生涯里面,学宪法当然是研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也看到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一个根本的政治制度。但是其实我们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以我个人的主观评价而言,眼前为之一亮的、比较厚重的这种成果其实是不太多的。为什么?研究中国的人大制度它是需要有亲历性,你没有亲历,你可能对这个制度的这种真实想象都没有。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叫民主?30年代章太炎曾经说过“民主就是开会”。人大代表去开会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呈现形式。但是你们知道人民代表大会有几种会议形式吗?当然有大会,有代表团会议,还有小组会议。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会议划分这么多种类型,小组会议、代表团会议或大会,它的功能到底有什么不同?你没有一种亲历性,大概不能去回答出来。但我告诉你,因为我有相关经历,可能用我的个人经验的观察来说,所有的会议的形式之设计都是要满足于中国有序民主的一种形式,比如你在小组会议发言,这个信息是其他代表不可能听到的。靠什么样的一个载体去把你的这样发言信息、你的建议、表达去进行传导的?是通过一个简报。但简报它是有一个过滤的功能的。很可能有些情况下,你在小组会议里面,那些表达、那种直率的甚至所谓尖锐的批评,通过这么一种过滤的形式,把这种信息传导得面目皆非。所以我们很多学者主张人大制度的改革,重要的是去做会议制度的改革,要让会议体现一种讨论的交互性、辩论性。因为会议是由很多人参加的,在共同的一个空间一种场域相互的发言、辩驳,可能使我们这样一个会议本身的质量有一种提升。这了解了这种情况以后,因为有生动的素材,然后据此去开展研究,它可能会呈现你的这种问题的鲜活性。

   另外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发现里面,要有一个历史的脉络,要有一个世界的脉络。这样两种脉络,我们经常可以用另外一种话语来进行一种简约性的表达,它其实就是一种比较——历史的比较和横向的比较,是一种历时态的观察和共时态的观察。身为中国人,在中国的这种场域里面,中国的文明产生于长江黄河神州大地上。人类做为一个所谓的高级动物,他的生存和发展,很多是经验性的,人类不可能永远处于一成不变的环境里,世界总是变动不居的,总是要不断面临着一种新问题的挑战,这种不确定会给人类造成很多困扰的。武汉市曾经提出一个城市的精神叫做“武汉每天都不一样”。我曾经在武汉市两会里对此表达了个人意见,当然他们没有接受。我说一个城市里面,它其实应该有世事静好的一面。如果每天都不一样,我们早晨一起来,武汉就变样了,道路也变了,环境变了,什么都变了,我们会无所适从。过于频繁的变动既没办法去安顿我们的灵魂,也没办法去安顿我们的身体,更无法由此去规划我们的的行动。所以我们当下人类面临很多新问题,但很多问题就是老祖宗已经教给我们解决的办法。找清这样一个历史的脉络,我们既可以跟我们的先贤去对话,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要素,或者找一个答案。当然也节省我们很多无谓一种劳动。

   比如说当下在中国法治领域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德治和法治的问题。德治有很多不同的一种理解。首先我们讲的德治可能是一个法律系统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依据,其次德治可能是作为规范体系的准据法,再次它也可能是指一种具体的行为规范。但是我们讲德治作为规范体系的一种正当性依据的时候,他其实是讲了德治的一种价值的底色。在这样一个问题意识之下,你看看中国的老祖宗不但思考过这个问题,从商周时代我们就讲了以德配天的问题,从孟子开始要讲君主德性的问题,天下不是一人之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为什么一个人有资格去做君主、做皇帝,是因为你要有德性。你要没有德性,我们就可以进行变换王朝的一种革命,从这里面我们可以获得很多智慧的源泉。

   我导师在教我的时候很注重一个学术的训练。我后来对我的学生也有这么一种要求。但是要求是一个指导性的。做什么呢?学会写学术综述,做学术脉络的一种梳理。我们现在很多这种课题的申报,或者论文的写作,尤其是一个篇幅比较大的论文的写作,都是要去看这一个学术脉络和历史脉络的这种梳理。没有历史脉络的梳理,我们认为你这一个研究可能就是一种重复的,可能是一种沙上建塔,是没有一种所谓根基的。

   另外我们刚才讲的第二个脉络是一个世界性的一种脉络。中国的法律的发展,从戊戌变法、洋务运动之后,我们去做一个仿习,做一个模仿者,做一个山寨者;到了当下以后,我们中国的法律的研究,可能有一个重大的使命的期待或者说任务的这种转型,要寻找我们一种自主性,不去简单地借鉴模仿他者,而是找到作为一个自者存在感和主体性。但是找到一种自者的存在感,绝不就是说我们只是做井底之蛙。我们不是完全排斥,像“倒洗澡水把小孩都倒掉”那样一种粗暴和简单的方式。对世界法治发展的文明,我们不是完全枉然不顾的这样一种情况。习总书记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然人类有命运共同体,人类一定有关于命运的一种关切,一定有关于解决命运挑战的那些方案的,里面也有法治性的方案。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世界性的脉络。

在问题的获得里面,第三种进路我觉得是密切地跟踪法治实践。当然跟踪法治实践,它本身是一种社会性的,跟我们刚才前面提及的第一点,其实是相互结合、相互交织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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