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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 何俊:中国学术与世界

更新时间:2021-04-28 10:25:20
作者: 陈来 (进入专栏)   何俊  

  

   受访者:陈来,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

   采访者:何俊,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教授。

   时间:2020年12月27日

   原发: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何俊(以下简称“何”):我先简单解释一下这次访谈的缘起。因为马上就是2021年,21世纪即将过去五分之一。这20年,从各个角度看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因此,《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策划了“21世纪前20年中国学术思想的展开与前景”专题,邀请不同领域的学者,对21世纪前20年各自所在的领域做一个回顾和前瞻。当然也不仅限于自己所在的领域,我们希望学者们能够从自己的领域出发,做更深广的人文学或者社会科学的讨论。第一期我们先访谈您。

   我想提的第一个问题是,2021年正好是宋明理学第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40周年,1981年在杭州的这次会议,是在改革开放和学术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召开的,当时许多重要的学者都来了;您的研究首先也是从宋明理学开始的,从朱熹到王阳明,再到后来的王夫之,从今天往回看,这40年尤其是本世纪的20年,您觉得这个领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未来这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会有怎样的新发展?

   陈来(以下简称“陈”):这20年的问题要放到一个更长远的背景里来看。1981年10月的会我没赶上参加,当时我刚刚毕业,在办理手续中,也没有经费支持,所以就没去。当时我在家写《朱子新学案》的书评。现在回过头来看,1980年到1981年,我的一些重要的工作其实已经开了头。这期间我已经完成了我的第一部著作《朱子书信编年考证》,这本书的初稿在1981年春天已经写成,真正出版却要到1989年。写这本书的同时,我也在写我的研究生论文——《论朱子理气观的形成与演变》,也就是后来我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理气论四章中的第一章。当时我对朱熹研究的方向、特点和水准都已经表达出来。我研究生论文答辩的时候,主席是任继愈先生,他给我的评语我就记得两句话:“有说服力,有创造性。”因此,虽然没有参加1981年的会议,但是我当时已经站在了这个时代朱子学研究的前沿。1982年以后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就专心处理整个朱子哲学的体系。198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1988年出版。陈荣捷先生1987年为我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作序,1989年又为《朱子哲学研究》写了书评。陈先生是世界范围内朱子学的权威,他对这两本书的肯定和推崇反映了我当时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所占的地位。当然,我的研究也受到国际交流的影响。我研究生时代在北大已经能看到日本的《东方学报》。当时日本学者在做关于朱子门人的考证,如田中谦二《朱门弟子师事年考》。我当时也想做这个工作,后来我一看日本人做了,《朱子语类》就不做了,转而做朱子文集的研究工作。

   以中国学术发展史为基点,联系我自己的工作,我认为宋明理学研究在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成就就是我们攻克了朱子哲学这个硬骨头,在世界学术的范围内占据了朱子学研究的高地,超越了西方、日本和港台地区。如张立文先生1981年出版的《朱熹思想研究》,蒙培元先生的《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其重心也是朱子。实事求是地说,整个80年代对朱子学的研究,从陈荣捷先生的评价来看,以及就对后来研究的影响来看,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我的两本书。

   一般来说,人们只知道80年代出了《宋明理学史》,是社科院历史所的侯外庐先生带领他的学生编写的,主要是邱汉生先生负责的。但是今天我们从整个中国学术发展史来看,比如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侯外庐过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以及《宋明理学史》,这种用通史的形式来推进研究的形式,应该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走到尽头了。老一辈的学者很喜欢写通史,从原来立足于满足本科教学的通史,发展到深入专业研究领域的通史,如《宋明理学史》比我们一般的大学教材显然要深,人物也多,历史背景剖析得也比较细。可是对于专业研究来说,通史写作这条路已经走到头了。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在80年代前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后来很难继续下去。当然为了满足部分读者的需求,这种通史还可以继续写下去,但是在中国哲学专业领域内,这一时期专人、专书、专题的研究已经遍地开花。《宋明理学史》也是这样,它出版的时代更晚,到了80年代中后期。这个时候的研究,拿朱子学举例,张立文、蒙培元以及我本人都已经出版多部著作,即便是较有深度的通史写作也已经很难代表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更不能代表研究前沿了。学术的发展终究要走到专人、专书、专题研究的道路上来。

   接着我们讲90年代。这一时期宋明理学的研究最主要的成绩是王阳明哲学研究的突破。我们对阳明哲学的研究也站上了与上一个时期朱子学研究相同的高度。我在1991年出版了《有无之境》,从文献上和哲学上将阳明哲学提升到较高的研究水平,突破了港台地区新儒家心学的研究和日本百年来的阳明研究。这本书涉及到了阳明学几乎全部的文献问题和内在的哲学问题,我对这些问题都提出了有意义的考证和解决,并且有了跟西方哲学比较的视野。后来杨国荣的《心学之思》也出版了,也是讲阳明哲学,他更多的是在东西方哲学的比较中加深对阳明哲学的理解。我那时候更多的是用了存在主义的观点,杨国荣的书则开始注重哈贝马斯等人的哲学。我的朱子学没有在比较的视野中进行诠释学的展开,是因为朱子的材料太多了,年代的问题,文献的问题,还有哲学体系的问题,处理不过来,没有时间再去跟西方哲学进行比较。而王阳明的材料就是这些,我就有空间来展开中西哲学的比较和诠释。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正好赶上80年代后期“文化热”的时代,大量西方哲学经典,特别是20世纪的西方哲学著作被译介到国内,给我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有无之境》出版后,我也没想到居然还有我们没有看到的材料。90年代初,吉田公平送给我在日本保存的王阳明文献,即《稽山承语》和《遗言录》,这是在《阳明全书》里没有的材料。日本学者研究时都是个别的引用,没有一个整体的辑佚工作。于是我立刻开始做辑佚,这算是《有无之境》的后续工作。这也促进了日本学者更加重视保存在日本的阳明学资料。除此之外,还有关于王阳明的文献整理也取得重大突破,比如浙江整理的《王阳明全集》,后来还出版了黄宗羲、刘宗周等人的文集,这都是宋明理学的范畴。总体来说,90年代我们完成了对王阳明的全面研究,甚至后来居上超过了日本的阳明学研究。

   进入21世纪后,朱子后学和阳明后学的研究承接了之前20年的朱子和阳明研究,成为宋明理学研究的主要战场。这一时期浙江推动了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开启了这20年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这一时期涌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学术质量都比较高。我自己并没有亲身去做很多的阳明后学研究,我在90年代初出版的《宋明理学》一书已经处理了一些阳明后学的人物,但还不是真正细部的、整体的研究。如果说我也起了什么作用,那就是我的博士生在这20年间基本都是做阳明后学的。另一个是朱子后学的研究,相对于阳明后学的研究起步晚,受到的关注少。这也是因为哲学界的力量主要都集中在阳明后学的研究,包括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当时我在这个领域的贡献主要是推动建立了朱子后学研究的课题。当时我和朱杰人非常关注朱子后学研究的布局,很多年前我们就想以南昌大学为基地开展朱子后学项目的研究。我们当时也为他们寻求资金支持,虽然没有成功,后来他们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一举成功。这个项目的成果现在来看还不是很明显,但是项目已经落实,我相信各种成果会陆续被大家看到。这个研究的风气也从江西开始,带到了福建和其他一些相关的地方。阳明后学和朱子后学的研究在整个宋明理学的研究中占据的领域比较大,也是主要的学术增长点,它们不是对一两个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而是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和全局性。

   在这20年里,宋明理学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领域也渐渐明朗起来,那就是明末清初的理学。一般来说,阳明后学的时间下限是到万历年间,朱子后学的时间下限差不多是元代。当然明代朱子学也可以研究,但是没有被作为朱子后学来研究。承接着阳明后学的研究,明末清初理学的研究可以说是方兴未艾。80年代的《宋明理学史》里已经处理了一批人物。到了1986年,辛冠洁、葛荣晋等人组织了《明清实学思潮史》的写作。在这个框架内,他们着重突出了明末清初的理学研究,当然他们不用“理学”这个词,而是用“实学”,这个概念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议。讲“实学”,暗含了一种反理学的倾向。当时姜广辉就写文章反驳,认为“实学”的概念是理学家最先用的。二程、陆九渊、朱熹都讲实学的。理学中本来就要讲实学,但是将实学作为一个特定时代思想的概括,而且认为它是反理学的,就不合适了。我当时主张,明末清初这个时代的思潮不能说是反理学的,不是外在的对理学的批评,而是理学内在的自我反省。明末清初这一段,我在80年代初就做了方以智的研究。1986年我差不多完成了朱子的研究,这一年我做了明末清初的黄道周、陆世仪、陆陇其的研究,也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我在2004年出版的《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我自认为这本书还是有意义的,做了奠基性和核心性的工作。在研究方法上,此书一反传统的研究范式,如启蒙的范式、反理学的范式。我将王船山放在整个道学的传统里研究,关注他和朱子学的关系,我提出的论据论断应当说是无可反驳的。在文献上,王船山的文字比较难懂,我对于他的重要的思想资料进行了逐句逐字的疏通和解读,就像牟宗三在写《心体与性体》时将二程的资料逐条疏通一样;但是我与牟宗三不同的地方在于,我对材料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而牟宗三则是先有了基于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成见,难免偏颇。还有很多人抓住王船山的一星半点资料就谈他的哲学命题,不顾上下文语境就进行自由发挥,这也是不对的。我一直主张:“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因此在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下,我对王船山的重要材料进行系统而细致的解读,真正了解了王船山哲学的内容和实质。从这方面来说,我想我是做了一定奠基性的工作的。与我对朱熹和王阳明的研究不同,我没有把王船山的思想彻底做一遍,而是抓住其哲学体系,进行精准突破。因为王船山的材料很多,内容也很多,可供研究的东西极多。我精力有限,抓住哲学体系这一核心,做好奠基性的工作,以待后学进一步发展研究。《诠释与重建》这本书加上我以前写的有关二陆、黄道周、方以智等人的论文,可以看作是我对明末清初理学研究的推动。超出我个人的成果之外来讲,这20年间对于明末清初理学的研究,可以说还是方兴未艾。比如陆世仪、陆陇其一直以来不太受重视,而我对陆世仪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明代朱子学的最高峰。对这一时期其他人的研究也还不够,因此我也指导我的博士做明末清初的思想研究。这个领域,不是朱子后学,也不是阳明后学,但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思潮。明末清初涌现的思想家的数量和质量,丝毫不逊色于两宋和明中期。与朱子学、阳明学不同的是,朱子和阳明的学问传承,其后学大多体系不大,而明末清初的思想不少人的思想体系颇大,出了不少著作等身的通才型思想家,如明末三大家、二周、二陆等人。我只是做了王船山的研究,还有很多研究应该展开。比如方以智的文献现在整理得很好,但是还应该进一步推进他的思想研究;我也看到贵校杭州师范大学也在推动和地方的合作,前不久出版了《陆陇其集》。现在研究势头很好,大家都在关注。这些人也是你所倡导的“江南儒学”范畴内的思想家,因此他们会在多重意义上得到重视。

以上就是我对这40年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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