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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晋川: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三大挑战

更新时间:2021-04-28 10:18:58
作者: 史晋川  

  

   近四十多年来,中国民营经济是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大背景下崛起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历史时期大规模制度变迁的序幕,民营经济随之重新登上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民营经济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自身也迅速成长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基本经济成份,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确立了自身的宪法地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现代经济学资源配置这一最基本的研究视角来看,经济发展本质上就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经济发展主要包括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实质上就是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流动及优化配置的过程,而城市化实质上就是资源在不同地域空间流动及优化配置的过程。近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表现为迅速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那么,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是什么呢?答案是由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大规模制度变迁。同样地,从经济学资源配置这一最基本的研究视角来看,改革或者说经济体制改革的主体内容是由民营化和市场化组成的。民营化实质上就是资源配置活动主体的变革,而市场化也就是资源配置活动方式的变革。中国近四十年来大规模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由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是推动我国民营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体力量。

   纵观中国民营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民营经济在曲折前行的发展中往往围绕三大问题的挑战和回应展开:一是如何进入产业和拓展市场;二是如何在发展中提升企业治理水平;三是在经济转型时期形成何种类型的政商关系。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在产业准入和市场拓展方面,仍然没有获得和国有企业平等对待及平等竞争的地位,在若干行业只能看不能进,同时在要素市场方面,民营企业在直接和间接融资、科技资源市场化等方面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在民营企业的治理方面,未来的五至十年,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进行代际传承的高峰时期,企业治理的问题不再仅仅是外部投资者和职业经理人难以融入家族治理圈的问题,而是如何让第一代企业家和第二代企业家实现顺利交接班及家族企业的转型问题;在政商关系方面,传统的互惠互利型的政商关系正在成为阻碍民营经济走向规范化、法制化和阳光化发展的绊脚石,亟需塑造新型的政商关系。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上述问题以新的表现形式出现并构成我国民营经济发展需要严肃应对的三大挑战。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民营经济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民营经济在新时期的发展至关重要。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就明确提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加大重点领域的改革力度,调整各类扭曲的制度安排,打破各类形形色色的垄断,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和充分的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改革红利”,就是破除了计划经济中城乡分立和工农业分立的传统二元经济结构,促进了要素自由流动,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近年来,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后,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大的制度性障碍,就是由于改革不彻底所形成的新二元经济结构?国有经济部门与民营经济部门的分立。国有经济部门的最大特征就是占据着政府实行严格市场准入及产业管制的部门,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封闭和具有垄断地位的部门。相比之下,民营经济所在的部门是不存在政府市场限制及产业管制的,基本上是开放的且有着充分竞争的部门。

   国有经济部门与民营经济部门分立的新二元经济结构导致:

   一是民营企业仍难以承担国家及政府主导的重大战略。在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家针对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提出三大战略,分别是“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但是,在这些战略的具体落实过程中,因为对接无门、缺乏合作基础、缺乏必要的补偿合作机制,民营企业往往难以进入。最终,能够承担国家战略和地方政府主导的重大战略的企业,仍然主要是以央企和地方国企为主。例如,产能合作战略的主要承担方是中国中车、中国核工业集团、中国广核集团以及中国铁建、中国中铁。在地方层面,为配合“一带一路”战略和“产能合作”战略,浙江推动了宁波港、舟山港一体化,并在宁波-舟山港集团之上设立了浙江省海港委,广东省也提出全面整合、重组和优化港口资源。但是,在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民营企业发展中所遇到的行政力量在统筹资源过程中的排他性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二是民营企业难以进入部分垄断行业。目前,以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为代表的部分行业中,民营企业在进入时仍然存在较高的壁垒。在教育领域,原本可以首先放开的非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等竞争性教育行业仍然存在大量的准入要求;在教育经费的分配方面,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没有得到平等对待,民办学校承担的义务教育职能难以获得国家经费补贴。在医疗领域,营利性医院和非营利性医院面对完全不同的政策环境,即便盈利性医院提供了医保规定的治疗服务,也难以在医保体系中获得偿付;在购置大型医疗设备、大医院与私人诊所、个体医生之间建立合作联系制度等方面,也依然存在重重困难。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具备较好经营条件和市场前景的项目基本都由城投、城建等地方国资主导建设和经营,缺乏让利民资的动力;对于现金流不够充裕的公益性项目,民营企业在进入时又缺少规范、专业的政策和程序保障,各地政府也尚未建立完善的补偿回报机制。凡此种种或明或暗的“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导致民营企业的发展机会和生存环境仍然堪忧。

   三是民营企业难以在对等合作基础上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核心内容包括“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这一举措为民营企业突破产业准入提供了另外一种方式。但是在实际中,民营企业在“谁控制、谁混合、怎么混合”的问题上仍然没有得到比较明晰的答案。

   进一步分析表明,国有经济部门与民营经济部门的分立,在生产要素流动方面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对称特征就是:只要国有企业认为有利可图,就可以凭借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和所掌握的资源优势,自由地进入民营经济部门已经进入的任何产业部门。与此相反,民营企业要进入国有经济所在的、且已占据垄断地位的产业部门,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对于法律法规或政策上已经准许进入的产业部门,民营企业想进入时也还是面临着无处不在的重重体制障碍,以至于实际上根本无法进入。这种只许官商与民商争利,不许民商与官商竞争的新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要素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双重扭曲:一方面,凡是国有经济已进入的那些民营经济所在的产业部门,大多会出现投资过度及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凡是民营经济无法进入的那些由国有经济垄断的产业部门,大多都会存在有效供给不足问题。因此,要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就必须破除新二元经济结构。

   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就必须要真正地切切实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须正视经济新常态时期存在的新二元经济结构及其所带来的发展结构失衡问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大力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加快破除国有经济部门与非国有经济部门分立的新二元经济结构,消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扩大有效供给能力,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的发展。总而言之,只有解放思想,突破禁锢,通过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新的制度环境和新的巨大商机。

   二、民营企业代际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发展,上世纪40-60年代出生的中国民营企业的第一代创业人,在进入新世纪后大都逐渐进入了退休年龄。民营企业能否在代际传承过程中完成家族企业的转型及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这是关系到我国民营经济在新的历史时期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

   全国工商联和浙江大学在2014年联合调查了839家家族控股的私营企业,这些企业的绝大多数仍处于第一代创业人的管理控制下,企业家的平均年龄49.6岁,其中50岁以上企业家占40%以上。同时,在839家企业中,完成交接班的企业经营仅只有92家,占全部调查企业的11%。普华永道2014年全球家族企业调研报告披露,中国民营企业中只有22%的第一代创业人制定了继任计划,计划已落实至书面的比例只有6%。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课题组在2012年针对杭州市萧山区民营企业接班问题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在企业主要负责人年龄已在51-70岁以上的226家企业中,有71.24%的企业没有建立接班计划。而从国内民营企业总体上的情况来看,使得当前民营企业代际传承不顺畅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三个方面:

   首先,最突出的问题是家族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的合法性。在家族民营企业中,民营企业创始人的第二代作为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虽然具有合法的身份地位,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具有被企业认可的个人权威和能力权威。从家族民营企业的成分看,由于民营企业往往是由家族和企业两个重叠的系统构成,而这两个系统各有自己的标准和成员身份准则,所以,在家族企业的接班人选择上,民营企业往往会遇到基于“亲缘”的家族治理与现代公司治理两种制度安排的冲突,导致民营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因家族治理负效应引发的企业“地震”。

   其次,家族民营企业传承中家族成员与资深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处理。对于家族民营企业而言,家族成员和资深职业经理人往往都是在企业创业或成长的艰难时期加入企业的,都为企业的成长付出了心血做出很大的贡献。可以说,在这种付出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企业创始人和资深职业经理人的隐性期权合同,即资深职业经理人以自己的全身心投入,换取企业成功后分享企业剩余价值红利的机会。但是,在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过程中,相当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创始人为保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不愿意与资深职业经理人及企业管理骨干分享股权,只授予极少的元老级资深职业经理人部分管理权,利益分享则仅仅与他们所掌握的管理权挂钩,而与股权无关。另一方面,创二代在民营企业传承过程中接班进入管理层后,必然会与企业元老级资深职业经理人分享管理权,从而使得资深职业经理人在过往超额投入缺乏兑现保证的情况下,对自身管理权受到的潜在和现实的威胁非常敏感,进而对二代接班人心存抵触,影响到家族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顺利进行。

   三是家族成员内部的利益冲突对家族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的影响。中国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按照儒家的伦理传统,子女要服从父母、妻子要服从丈夫、弟妹要服从兄长,这种传统家庭秩序树立了男性家长在家族内的传统权威,但是对二代接班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给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带来了挑战。当作为创业者的父辈退出家族企业后,当年随父辈一起打拼的其他家族成员仍在企业工作,下一代接班管理企业时,企业内的上下级关系就会与家族秩序相背离,成为接班人与企业内年长家族成员产生冲突的根源,因为家族成员往往更愿意在企业中扮演“皇亲国戚”的角色,而非企业员工角色。例如,中部某省的一家大型民营钢铁集团中,集团董事长的一位长辈在家族内辈份高,在企业的创业发展过程中贡献大且有威望,在挑选继任者的家族会议上,就获得了不少家族成员的支持,使得集团董事会在安排企业继承人时产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及意见分歧,导致了公司治理及企业经营出现了严重问题。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随着中国民营企业规模的逐步扩大,民营企业的产权结构会逐渐向多元化转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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