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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晋川: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三大挑战

更新时间:2021-04-28 10:18:58
作者: 史晋川  
从而有效利用社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人力资本)使企业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又会进一步加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趋势,促进企业经营和管理的规范化。同时,随着民营企业的逐步成熟,制度化治理与管理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得到民营企业家们(尤其是二代企业家们)的认识,企业内部决策的“家长制”人治色彩会有所淡化,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结构将不再仅是“橡皮图章”,而是能规范运行,起到有效的权力制衡与协调作用。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激励机制趋于多样化,所有者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到缓和。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民营企业在新的发展时期也将迎来更多的境内外上市机遇,公司治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有望得到提高,由此带来社会信用和声誉的积累,从而帮助民营企业通过建立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来实现基业长青。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还有助于民营企业实现持续发展,实现财富的不断保值增值和社会化。

   三、民营企业发展中的新型政商关系塑造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看,在封建时代“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序列中,商排在末位。由于长期缺乏主体认同感,商人对官僚体系的依附一直是一种传统。同中国的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一样,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扭曲的政商关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伴随着二元经济结构存在的产业管制与市场准入,使得民营企业不得不借助扭曲的政商关系来突破产业管制和获得市场准入,或者借助扭曲的政商关系来得到政府的各种政策优惠。党的十八大之后掀起的反腐浪潮,让很多停留在政商关系旧格局的民营企业家们付出惨痛代价。大体而言,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发展中处理政商关系时往往会入两类陷阱。

   一是从亲近政府官员发展为参与政治。例如四川、山西和辽宁等地的民营企业董事长或总裁,在亲近政府官员的过程中形成的政商关系早已不限于权力与金钱的交换,大都参与了更深层次的政治交易,与官员的关系达到共享秘密、参谋推手甚至代言人的程度,将自身转变为官员的政治同盟甚至是“白手套”。这种极度扭曲的政商关系,往往使民营企业家落入比单纯经济利益输送大得多的风险。

   二是从接触政府官员发展为追随政府官员。例如广东某民营企业集团起步于广东揭阳市,2010年集团总部随揭阳市主要领导升任广州市领导而迁往广州,并陆续在广州、佛山高调摘下多个地王项目。随着广州市主要领导的落马,集团传出裁员、破产的消息。民营企业紧紧跟随官员的职务升迁变化而制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策略,这种例子并不在少数,利用这种特殊关系,民营企业固然能够得到一些超常规发展的机会,但是一旦官员落马,企业往往难逃法律追究。

   在我国的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民营企业参政议政中的一些不合理现象也对政商关系的扭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在2015年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在民营企业家的参政议政过程中,许多地方出现了民营企业家的所谓“代际传承”现象,在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有一部分二代民营企业家完全“继承”了父辈参政议政的岗位。民营企业家在参政议政中的这种不合理的“代际传承”,不仅破坏了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机会公平,同时也会使得一些官商勾结和利益向权力输送的扭曲政商关系,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向“期权化”方向发展。所以,在坚持鼓励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方针前提下,必须改进和完善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机制,消除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中的“代际传承”现象,以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更好地来塑造新型的政商关系。

   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来,中国民营企业面对营商环境总体上有所改善,例如,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内地在189个经济体中的排名比2015年上升六位,在今后一段时期,这种改善仍将继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规则更加明晰。通过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政府官员当事人的职责权限和企业相应的经营权限都有所明晰。二是简政放权的实施,为引导企业合法经营创造了空间,通过赦免创业者、企业家的“原罪”,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有望进一步提高。在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将有助于降低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隐性成本和综合成本,推动民营企业对政策形成稳定和一致的预期,减少误读误判空间,也有助于破解量大面广的各类中小微民营企业难以成长的问题。此外,在目前中央政府和个地方政府密集推出大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的背景下,特别需要注意在加大力度落实对民营企业支持的短期纾困政策同时,要积极落实国务院关于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把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部分政策通过法律形式来真正做到制度化,以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的长期营商环境。可以说,民营企业长期营商环境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是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真正建立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新型政商关系的制度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虽然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难以复制过去40年的发展模式。但是,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民营企业的发展仍将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中国民营经济仍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将在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史晋川,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文科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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