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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乾坤 周晓光:制度与空间:明代“四乡”初探

更新时间:2021-04-27 21:17:32
作者: 董乾坤   周晓光  

   摘要:

   在明清典籍中,以方位命名的“四乡”被频繁记载,它与乡里制度中的“乡”同时并存,但本质不同,仅具有地域空间单元的性质。四乡形成于明代,在社会事务的组织中,基本作为组织单元加以利用。明初预备仓的设置为四乡提供了大致的框架,地方政府的屡次赈灾活动让民众产生了四乡的边界意识,而明中后期推行的保甲制度则让它具有了固定且清晰的边界标识,四乡最终完成。

   关键词:明代;赈济制度;保甲制度;四乡;

  

   笔者在阅览明代地方志时发现,这些方志在记载宋代以来已经划定各乡名称和数目的同时,还会频繁记载以东、南、西、北命名的“四乡”。嘉靖时期的徽州六县即是如此。如休宁县,全县共划分为12乡:忠孝乡、安乐乡、履仁乡、里仁东乡、吉阳乡、由山东乡、由山西乡、黎阳东乡、黎阳西乡、和睦乡、千秌乡、虞芮乡。1府志不仅列出各县各乡名称,而且回溯了宋元时期的设置情况,并将每乡所辖的都、图、村详细列出。显然,此处各乡是宋代以来乡里制度意义上的行政之乡。然而,在同一文献中,在叙述各县的桥梁、渡口时,它们所属区域并非上文所列之乡,而是归于按照方位所划分的四乡,再以休宁县为例,列为:“在城,桥五;北乡,桥一;东乡,桥二十二、渡五;西乡,桥十六、渡二;南乡,桥十三、渡五。”2显然,这里的“四乡”,虽也以“乡”命名,但与行政意义上的“乡”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延袭了自秦汉以来的传统,具有一般意义上的行政功能;“四乡”只是借用了“乡”的名称,仅具有地域空间的性质,与福建乡村的“境”类似。3它不具有征收税赋、编排户籍的行政功能,亦未进入国家行政体系。

   管见所及,“四乡”在明代以前的典籍未见记载,而明代以后的文献又大量提及。4显然,它的形成与明代的社会政治密切相关。进一步检索文献可发现,四乡并非仅是按照方位划分的笼统区域,而是具有明确界限的固定空间,具有特定的内涵。学界对这四乡及其形成问题尚未作过探讨。故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此加以初步分析,以求抛砖引玉。

   总体来说,本文认为,这一具有明晰边界的地域单元,是进入明代特别是嘉靖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其原因有三点:一是明初预备仓的设置,将一县大致划分为四个区域,二是地方政府历次组织的赈灾活动,让地方民众产生了一定的边界意识,三是明代中后期保甲制的推行,使四乡最终形成清晰的边界。下面,笔者分别加以讨论。

   一预备仓的设置与四乡区域的初步划分

   目前学界对预备仓的研究多着眼于明代的仓储制度及其救荒效果,对这一制度的设立、运行、影响以及废除都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然而,此一制度对社会其他方面带来的影响则未涉及。5关于预备仓的设置情况,《明会典》专设一目加以记载:“洪武初,令天下县分各立预备四仓,官为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就择本地年高笃实民人管理。”6《太祖实录》《明会要》亦有记载。7

   从既有研究成果以及存世文献来看,朱元璋制定的预备仓政策在全国都得到了推行。据钟永宁对广东部分府州县、吴滔对苏松地区、李菁对南直隶等地区预备仓的研究来看,最早建立者为广东省河源县,时间为洪武二年(1369),其次是同省的钦州府,时间为洪武五年(1372),另外较早建立者是南直隶的桃源县和清河县。但南直隶预备仓的建立大多是洪武二十三年及以后,表明洪武二十三年是预备仓的普遍设立期。据李菁对南直隶32个州县预备仓的废弛情况研究来看,32个州县中,最初设立四所预备仓的州县有26例,占81.2%之多。8除南直隶外,其他省份亦有类似情形,如浙江仁和县:“本县预备仓,洪武二十四年建,岁久倾圮。永乐三年,知县彭奎重建。四所,每所仓廒二十间。东仓在城东北林平镇;南仓在城北郭石灰场;西仓在城西北仲墅;北仓在城北塘栖镇。”9再如湖南郴州:“(州)预备仓,在丰济仓内。旧有预备仓四:一在郡东永丰乡石虎铺;一在郡南秀才乡,地名沙江;一在郡西吉阳乡,地名土陂洞;一在郡北西凤乡。正统九年,太守袁公均哲以道远不便,俱移于此。”10这一现象表明,在预备仓的设置上,明初州县大多执行了国家的意志。那么预备仓制度这一设计与四乡的形成有何关系呢?

   首先是预备仓设置的数量和地点。《明会典》《太祖实录》《明会要》以及各地方志的记载表明,一县之中,设立预备仓四所,位于县内东、南、西、北四方人烟稠密之处。嘉靖《仁和县志》中甚至出现了东、西、南、北仓的记载。上述四仓与四乡是否具有直接关系?《明史》的记载可给出一些线索:“(明初)州县则设预备仓,东南西北四所,以振凶荒。……永乐中……益令天下府县多设仓储,预备仓之在四乡者移置城内。”11从这段记载看,四所预备仓分立于四乡之内,显示出二者的关系。如果说《明史》的记载体现的是清初士人的观念,那么明代士人的记载则更能说明问题。据嘉靖时人雷礼记载,正统年间,王来主政山西时:

   (正统)六年,以国初创立预备四乡仓,仓粮废弛,谋诸京营,即以州县户口之数为则,计所积之多寡,选委府州县官之廉干者分任抡才。鸠工程,盖仓廒,皆不劳民。先是,仓立于四乡,则移入城郭。12

   显然,在王来主政山西之前,当地政府已执行了明初以来有关预备仓的制度规定,按四乡区域分设了预备仓,王来主政时才移入城中。嘉、万时人耿定向在论及救荒措施时也称:“查国初令甲,四乡各立预备仓,历代因之。”13王来的事例与耿定向的记载表明,依照制度的设计,一县之内,四所预备仓分置东、西、南、北四乡之中。因此,他们直接称预备仓为“预备四乡仓”。明成化年间的浙江兰溪人章懋在为兰溪县新迁的预备仓所作的记文中说得更为具体:

   洪惟我太祖皇帝,以亶聪明。……爰命所司出官钞以易谷而储之乡、社,以备凶荒,以恤艰厄,谓之“预备仓”。……于时,兰溪始有东、西、南、北四乡之仓。视岁丰歉而敛散之,民是以不饥。14

   兰溪县自明初始有东西南北四乡之仓,显然是设置预备仓的结果。

   其次是预备仓的管理。预备仓为应对突发灾害而设,以备不时之需。预备仓虽为官仓,但其看守与管理大多借助民间,且自永乐朝以后,预备仓即处于废举不常的状态,嘉靖以降,大多被民间自己设置的义仓和社仓所取代,因此留存文献很少。关于预备仓的管理运作,嘉靖《仁和县志》中有一则史料,十分珍贵:

   预备仓,旧名老人仓。洪武初,令天下州县乡都,各量置仓,择耆老一人主掌之,故名。其法:凡遇岁丰,县官劝令当乡足食之家,义出米谷不等贮蓄,官籍其数。凶年许当乡下户贷借,秋成抵斗还官,著为令,有古义仓之遗意。岁久颇就倾圮。每大诏赦之颁时,敕有司举行毋怠。岁或饥馑,乡邑间有知义而献给者焉,有劝分而应命者焉。正统初,以言者户部奏差刑部郎中刘广衡巡行两浙,劝分预备,因以老人仓改名“预备”。受之仍借自愿献官者与劝而分者多寡之数,上之户部,请旌异焉。视自献米逾千石,特赐玺书,官为树表,且复其家;劝而分,赐玺书,但复其身;又次玺书,但立石其家以表。迨后,又下冠带荣身,又锡以七品散官之令,为民劝义,益多途矣。又因言者,凡大小衙门、吏典、三司、知印承差、府县僧道、医学、阴阳官,俱令入米有差。免其考试,就与职役。又令一应囚徒,所犯自笞以上至杂犯死罪,凡有力者并听入米赎罪。本府遂以旧圣安仓改作预备仓收受,岁亦不下万有余石,皆所以备荒于未然者也。

   本县预备仓,洪武二十四年建,岁久倾圮。永乐三年,知县彭奎重建。四所,每所仓廒二十间。东仓在城东北林平镇,南仓在城北郭石灰场,西仓在城西北仲墅(今废),北仓在城北塘栖镇。15

   上述有关预备仓的记载,除对名称的解释稍有差错外,大致符合预备仓的发展史实。据文中所记,预备仓在设立之初,在当地选择一名年高德劭的老人进行管理,因此在仁和县的民间俗称为“老人仓”。由此看来,围绕着预备仓的管理和赈灾,四乡亦有自己的管理人员,具有半官方性质。只是它与里甲系统不同,不具有管理户籍和赋役的功能。此外,这则记载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凡遇岁丰,县官劝令当乡足食之家,义出米谷不等贮蓄,官籍其数”,指出仓粮的来源是“当乡足食之家”;第二,“凶年许当乡下户贷借,秋成抵斗还官”,表明受赈对象为“当乡下户”。学界对预备仓粮的来源与赈济对象以及形式都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但对于“当乡”这一概念未有涉及。这里“当乡”之“乡”显非行政区划意义的行政之乡,而是按照方位划分出来具有地域范围的四乡。“当乡”的概念说明在时人观念中,四所预备仓有各自的赈济范围,且具有明确的界限。可以认为,正是明初对预备仓设于县内四个方位的规定,让四乡的格局得以初步建立。

   二地方政府的赈灾活动与四乡边界意识的产生

   据杨益、杨乙丹对《明太祖实录》的统计,预备仓设立以后,由于其官办性质,自洪武二十三年至洪武三十年(1397),有多次官方利用预备仓进行赈济或赈粜的记载,表明在实际运作中,预备仓在设立之初起到了一定作用。16那么,它是如何利用预备仓进行赈灾的呢?易言之,民众一旦受灾,他们可以去哪所预备仓领取粮食?预备仓的粮食分配给谁?这些问题与四乡边界意识的形成关系甚巨,但目前没有可资利用的研究成果,只能根据相关不多的文献加以探讨。

   前已提及,预备仓至迟在嘉靖以后即已废弛不振,代之而起的是义仓、社仓、常平仓之类。据《大明会典》载:“(嘉靖)八年题准:各处抚按官设立义仓,令本土人民每二三十家约为一会,每会共推家道殷实,素有德行一人为社首,处事公平一人为社正,会书算一人为社副。”17此事《明史》亦载,内容大同小异,唯不同者,《明史》载为“社仓”。18《大明会典》将此则记载置于“预备仓”一目中,说明至嘉靖八年(1529),预备仓在官方制度中已被义仓或社仓所取代,但它们的设立原则与预备仓相同,还是在四乡的框架内运行。如张朝瑞在其广为流传的《建常平仓廒议》一文中对常平仓制度的设计:

   伏睹《大明会典》:洪武初,令天下县分,各立预备四仓,官为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就责本地年高笃实人民管理。……奈何岁久法湮,各州县仅存城内预备一仓,其余乡社仓,尽亡之矣。……今欲为生民长久之计,则常平仓断乎当复者。兹欲令各属县,备查四乡,有仓者因之,有而废者修之;无者各于东西南北适中,水路通达,人烟辏集,高阜去处,官为各立宽大坚固常平仓一所。……大约每乡一仓,上县籴谷五千石,中县籴谷四千石,下县籴谷三千石。……城中预备仓,照常造送查盘,四乡常平仓,免送查盘。……就经金衢二府勘议申呈,随该本道看得:城内之预备仓以待赈济,然有出无收,其费甚巨。四乡之社仓以待敛散,然易散难敛,其弊颇多。惟常平仓,胡端敏公所谓“不必更为立仓,就当藏谷于四乡仓之侧”者。其法专主粜籴,而籴本常存。盖不费之惠,其惠易遍,弗损之益,其益无方。诚救荒之良策矣。矧今节奉明文,建仓积谷,以备凶荒,此正兴复常平仓之大机也……

   一、定仓式:保民实政簿开:各县,立四乡仓……19

   张朝瑞指出:“四乡之社仓以待敛散,然易散难敛,其弊颇多”,因此建议官方在全国兴复常平仓,其设置的位置与当初的预备仓如出一辙。且在其叙述中,也将常平仓径称“四乡仓”,显示出四乡与仓是一种固定的关系,此可说明,这一固定搭配在时人眼里已是一种常识。张氏是在预备仓大多废弛的情况下,在方法和理念上模仿预备仓的设计,于四乡设立常平仓。如何利用常平仓赈济,张朝瑞提出了具体措施:

其出粜一节……四乡不能尽同,各宜审量行之。大率赈粜与赈济不同,不必每甲寻贫民而审别之,以多寡其谷数。如一甲应籴五斗、或一石、或二石,则甲甲皆同。惟以谷摊人,不因人增谷。籴银每甲一封亦可,庶乎易简不扰。或甲中十家轮籴,则每日每甲籴不过二人,每人籴不过二斗。此荒年赈粜之大较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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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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