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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乾坤 周晓光:制度与空间:明代“四乡”初探

更新时间:2021-04-27 21:17:32
作者: 董乾坤   周晓光  
每乡除无灾都保不开外,先期将有灾保甲,派定次序,分定月日,某日粜某保某甲,某日粜某保某甲。明日出令,保正副公举贫民。至期,令其持价籴买。……四乡粜完,即将谷价送官,听掌印官于秋成之日,就近各选殷实人户领银,尽数照实价籴谷。20

   张朝瑞认为,因四乡各有一所常平仓,灾荒对各乡造成的影响程度不同,且各常平仓储存谷物数量有别,因此,每乡不必整齐划一,而是要审量而行。在对灾民进行赈粜时,是将有灾保甲编定次序,按照日期轮流粜米。此可说明,在赈粜时,各乡皆有自己明确的边界,各乡中的灾民是按保甲编制、按照官府派定的日期到指定的常平仓平价籴米。这一按方位划分四乡实施赈济的主张并非张朝瑞一人独有,如屠隆在《荒政考》中也主张:“必也四境之内,照东西南北,分日择地,谕集该境饥民,躬亲查给,勿委人误事。”21

   常平仓是一种平时积储以备饥荒的预备措施,但因管理不善等问题导致每当饥荒发生,仓储的效用很难满足。因此地方官时常会制定一些临时性的措施,如设置粥厂即是其一。由于灾民众多,对如何保证施粥有序进行,保证公平,明代许多士人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中,王士性的《赈粥十事》流传颇广。他提出了十条建议,详细阐述了赈粥过程。在第一条“示审法”中,为了核实贫民和灾民,他提出:“州县官先画分界,小县分为十四五方,大县二三十方。大约每方二十里,每方内一义官一殷实户领之。如此方内若干村,某村若干保,某保灾民若干名。”22这样“日散粟散粥,亦俱照方举号,挈领提纲,官民两便”。23在第二条“别等第”中,他主张将所画方内居民按财产多寡分别等第,划分清晰,并确定哪些人愿意赈粟,哪些人愿意赈粥。24第三条“定赈期”则提出按照方位所编定的次序,随日期轮赈:“如初三日开仓,则初一日出示:初三日赈东方灾民,仰天字号地字号若干方保甲,带领应赈人赴县;余方不许预动。初四日赈西方亦如之。南北亦然。如东方至者,亦视其远近以为次第,庶无积日空回之弊。”25这里王士性将东、西、南、北四方与赈期结合起来,分别开仓赈粟,且提前告知,这样官府和灾民皆有预备,至期灾民在地方保甲的带领下至县即可领到粮食,不至于空手而返。而对于那些愿意赈粥的灾民而言,王士性在“分食界”条中提出更为细致的方法:

   今既每方二十里,则以当中一村为爨所。州县出示,此方东至某村,西至某村,南至某村,北至某村。但在此方之内居住饥民,已报名者,方得每日至村就食,令保甲察之。不在此方内者,申令还本方,不得预此方之食。26

   此处,王士性进一步将“方”中的四界具体至某村。规定在“方”中心一村之中设立爨所,而后,“方”中已报名者每日至此村中就食。同时令保甲监察,凡是不在本“方”中的民众不得来此食粥,即“不得预此方之食”。对于如何管理前来就食的饥民以及从此处路过的流民,王士性在“登日历”条中作了进一步的规定:

   监爨官署一历簿,送州县钤印。如今日初一日起,分为二大款:一、本处饥民。照其坐位,从头登写花名:赵天、钱地、孙玄、李黄。有父母、妻子病在家下不能来者,公同保甲查的,即注于本人下:父系何名,妻系何姓,不得冒支。前件以上若干人。二、外处流民。又分作东、西、南、北四小款:一、某处人某人某人系欲过东者;一、某系欲走西走南走北者。其下即注本日保甲某人送出境讫,违者连坐保甲。前件亦结以上共若干人。27

   在本处居民身份已确定的前提下,登记花名,不能来之人也要标注明确。对于流民,亦按照东、西、南、北划分,原籍何处,从何方来,往何方去,皆要咨询仔细。

   从张朝瑞、王士性的主张来看,在赈灾中无论是常平仓还是粥厂,其赈济范围皆有明确的边界,尤其是王士性的方法,对于界限内外是特别注重的。正是这种“赈界”的存在,在后期赈灾中,会有四方之间相互救济的事例,也会有因居民“赈界”的内外而出现纠纷。如道光年间的安庆府桐城县,在赈灾时,即出现东南乡与北乡相互调剂的现象:

   又桐城昔有水旱之灾,四乡捐赈,各保其乡。道光二十一年,东南灾重,蒋侯因北乡捐金稍多,始议分贴,并谕北乡倘有旱虐,东南成熟,亦当捐金通拨,此诚调剂通融善法。去岁,明府亦仿旧行之尚,愿以此意明白晓告,著为定法。28

   可见桐城县往昔赈灾时是“各保其乡”,为更好地应付灾荒,在道光二十一年时(1841),蒋侯因东南灾重而“始议分贴”,即在乡之间相互帮贴,进而著为定法。

   上面的讨论表明,明代中期以后,在赈灾过程中,一县之内形成了四“乡”及各“方”的边界意识。在赈灾中,对于地方官而言,为了让救济有序进行,必须要将灾民所属的区域清晰地划分出来,让一定区域的粮食资源服务于特定的人群。对于民众而言,其所处的区域规定了他接受救济的范围,同时他也必须明确,哪些人有权享受自己区域所拥有的有限资源。在此过程中,边界意识得以确立。但边界意识从产生到固定,需要有一个过程。四乡能最终成为一个具有固定边界的区域,与明代中后期保甲制的推行密不可分。

   三保甲制的推行与四乡界限的确立

   由于界限不明,在灾害发生后,在确定赈灾对象时,往往会产生纠纷。特别是里甲制和保甲制并行时,让赈灾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成化九年(1493),章懋为福建提刑按察司佥事,在其任内,辖区内的蒲城县发生了灾荒,蒲城县政府按照是否具有本地户籍而确定赈济对象。在此过程中,由于地方官员的贪腐,使得许多为县内大户坊长冶铁的外籍铁匠“关支仓谷而去”,而本地户籍的“近仓居民不得关支”,引起本地户籍居民的不满,告到前来巡抚的章懋处,最终以“将各坊长问罪,追还冒支仓谷”而平息了事端。有论者在引用这则材料时,认为这是预备仓本身的弊端所造成的。29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但背后反映的实质性问题则是明初的户籍制度与现实中赈济实践之间的矛盾。明初实行里甲制度,黄册开载民众里甲户籍,作为佥派的各种力役凭证。赈灾时按照这一户籍标准确定赈济资格,原本并无问题。但由于谋生的需要,流动人口始终大量存在,如在蒲城,以冶铁为生的打工者大有人在,且极有可能居住此地已久。一旦灾荒发生,这种户籍不在此地的打工者便没有了生活保障。为了照顾这些人,当地的坊长便设法利用预备仓为他们谋得一些救济粮食,但此举与制度相悖,在粮食极度缺乏的情况下,本地户籍民众对此十分不满。而且具有本地户籍的民众并非全部生活于本地,也并非全部是贫民,这让赈济变得复杂起来。

   对于里甲制与赈灾之间的矛盾,万历时人冯应京即指出其弊端:

   初以相邻相近,故编为一里;今年代久远,里甲人户,皆散之四方矣。每见里长领赈,辄自侵隐;甲首住居窎远,难以周知。及至知而来,来而取,取而讼,讼而追,追而得,计所得不足偿其所失。是故强者怒于言,懦者怒于色,只得隐忍而去。甚有鳏寡孤独之人,里甲曰:“彼保甲报之,我何与焉?”保甲曰:“彼里甲报之,我何与焉?”互相推诿,使其转死沟壑,无与控诉者,往往有之。30

   在他看来,由于人口的流动,人户的逃离,使得在赈灾中赈济钱粮常被里长冒名支领。即便被官府发现追回,由于甲首住居偏僻,距离县城较远,往往追回的钱粮不足于抵偿所费财力。而且,里甲中有些鳏寡孤独之人,在赈灾中,会出现里甲与保甲互相推诿的现象。面对此种情形,他提出:“不若立为画一之法,俱归保甲,盖凡编甲之民,萃处一处,责之查审,其呼唤为易集,其贫富为易知,其奸弊为易察也。”31并认为:“弭盗救荒,莫良于保甲。二者相须并行,方克成功。盖保甲为弭盗而设,是以治之之道编之也。民情莫不偷安,故其成也难。为赈饥而设,是以养之之道编之也。民情莫不好利,故其成也易。”32在他看来,与“弭盗”的功能相比,保甲在救荒中的功能,使其更易于成功,因为弭盗的本质在于治民,而救荒的意义则是养民。对于如何编排保甲,他给出了具体的解释:

   先将城内,以治所为中央,余分为东南西北四坊。如东坊,以东一保、东二保、东三保等为号,每保统十甲,设保正、副各一人。每甲统十户,设甲长一人。南西北坊亦如之。东坊自北编起,南坊自东编起,西坊自南编起,北坊自西编起,至东北而合。坊不可易,而序不可乱。大约如后天八卦流行之序:自东方之震起,驯由南方之离,西方之兑,北方之坎,至东北之艮止。次将境内,以城郭为中央,余外乡邸,亦分东南西北四方,各量山川道里,即令在城四方保正副分方下乡,会同该乡保正副,量村庄为界编之。其编亦如在城法。大村分为数保,中村自为一保,小村合邻近数处共为一保。一保十甲,听自增减甲数,因民居也。一甲十户,不可增减户数,便官查也。或余二三户,总附一保之后,名曰畸零。此皆部分土著流寓,而一体编之也。其在乡四方保正,俱以在城保正副分坊统之。如在城东一保,统东乡几保;在城东二保统东乡几保。以至南与西北,莫不皆然。33

   按照他的解释,保甲先自城中编排,其方法即按照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坊编排而成。随后按照此方法编排四乡,且以村庄为界。编成之后,各立保正、副,且以城中保正、副按照方位次序统领各乡保正、副。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

   盖计坊分统,内外相维,久之周知其地里,熟察其人民。凡在乡户口真伪,盗贼有无,饥馑轻重,在城皆得与闻。或有在乡保长抗令者,即添差人役,助在城保长拿治之。此法行则不烦青衣下乡,而公事自办矣。有司唯就近随事觉察在城保长,使不为乡邸害耳。此盖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之意,亦待衰世之微权也。而于弭盗赈饥,尤为切要。编完以在城四坊保数,及所统在乡保数,要见在城某坊一保,统某乡几保,某保坐落何地名,及各甲数,并保正副甲长姓名,俱要开为真正书名,不许混造排行。34

在他看来,此法不仅能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而且还能让政府对地方民众的详细情况了然于掌,对于“弭盗、赈济,尤为切要”。由此可知,赈灾之所以在明代能以四乡为单位顺利实施,保甲制居功甚伟。与里甲制相比,保甲制是一种按照民众居住的实际区域编排而成的制度,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能够以村庄确定实际边界,从而对四乡居民分别赈济而不致出现混乱。前述张朝瑞提出的赈济之法,正是他于万历年间任金衢道期间,在金华府、衢州府施行的记录。他的事迹也被镌刻在石碑之上,立于金华县内,后人将碑文收录刊刻后才广为人知。他推广的常平仓,在金、衢境内也留下了记载。35万历年间,周孔教巡抚苏州时,恰值该地发生饥荒,他便参照林希元在嘉靖八年(1529)条陈的《荒政丛言》,制《荒政议》一文,详细记录了他实施赈济的措施:“五曰先编保甲。……夫是法也,为弭盗而设,是以治之之道,编之也。民情莫不偷安,故其成也难。为赈饥而设,是以养之之道编之也。民情莫不好利,故其成也易。今遇灾赈,正编行保甲之一机矣。……大概先将城内以治所为中央,余分东、南、西、北四方。如东方以东一保、东二保、东三保等为号,每保统十甲,设保正副各一人;每甲统十户,设甲长一人。南、西、北方亦如之。”可见,周孔教正是利用了编行保甲的机会,利用保甲来编划赈济的范围。陈龙正因此认为周孔教的做法是“法贵因时,故特以寓兵于农之意”。36这些措施并非仅是具文,而是将之颁行,在苏州府加以推广。钟化民在河南的赈灾措施也类似。万历二十二年(1594),河南发生大荒,他受朝廷委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负责赈灾。他采用的方法,即是“谕各府州县正官,遍历乡村,集保甲里老,举善良以司粥厂……人以片纸图貌,明注‘某厂就食’印封”。在对贫民进行“散银”时,“正官下乡亲给,分东、西、南、北四乡”。与周孔教一样,钟氏在河南的赈灾中,也是以保甲编民,按四乡划分,其过程“俱详《赈恤事实》中,活饥民四千七百四十五万六千七百八十有奇”。不论这一数字是否真实,他的这次赈济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致于他在万历二十四年去世时“士民号泣罢市,争捐赀建祠”。37俞森将其赈灾措施辑录汇册,取名《赈豫纪略》,即表明这是对赈灾活动的记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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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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