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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继武:私有信息、外交沟通与中美危机升级

更新时间:2021-04-27 16:16:46
作者: 尹继武  

  

  

【内容提要】:战争起源的理性主义解释假设国家有意错误呈现或隐藏自身能力与决心等私有信息;经典的错误知觉理论则认为国家通常会高估对手的能力决心与敌意,进而产生非本意冲突。在中美间冲突及其升级过程中,中美围绕私有信息的外交沟通呈现出不同于理性主义和错误知觉理论的特性,即中国并非有意隐藏或歪曲自身的能力和决心,而是试图通过沟通、信号和冲突等方式向美国证明其可信性,但美国仍然低估中国的冲突能力和决心。既有研究并未系统剖析外交沟通中由低估认知偏差所引发的中美两国走向危机及危机升级的机制。朝鲜战争和1995—1996年台海危机这两个极端案例展示了美国对中国能力与决心的低估认知偏差以及中国通过外交沟通和危机升级向美国展现决心并形成政策底线和敏感性共识的政治过程。系统分析和总结中美在走向危机的过程中所存在的对能力与决心的低估认知偏差及其冲突效应,改进理性主义和错误知觉理论关于私有信息引发冲突的逻辑,这对于避免中美双方的战略误判、增强中国对美战略沟通成效可带来一定的政策启发。

   【关键词】:私有信息;冲突决心;外交沟通;朝鲜战争;台海危机

  

一、引言

   战略能力与决心是国家意图的核心内涵,也是关乎冲突与战争起源的国家“私有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的核心内容。私有信息是理性国家在战略互动中的微观战略偏好,包括国家能力与决心等重要信息。在国家间战略竞争与博弈的情境中,理性国家将私有信息看作战略互动中的重要资产,要获取战略优势,就必须隐藏乃至歪曲呈现自身的私有信息,而国家间外交、谈判、沟通以及信号传递的核心任务则是认知、推断对方的私有信息。本文重点探讨国家关系变化过程中双方关于私有信息的战略互动及其冲突效应。在意图的各项内涵中,最为重要的是能力、意愿和决心。因此,本文试图回答如下理论问题:在决定双方关系走向的外交沟通与谈判中,对于对方对抗能力、意愿和决心的不同认知会如何引发双边关系的危机及其升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倾向预设国家意图,或者假定意图不可知,转而以实力和行为作为判断依据,又或者强调制度和观念的作用;国际冲突研究则更关注意图上本无战争意愿时高估对手敌意等负面因素对于非本意战争的作用,近来也有专门阐述“面对面外交”对于正确认知意图的重要性的理论。在理性主义者关于冲突与战争起源的解释中,能力与决心是国家的私有信息,对私有信息的有意隐藏形成了信息不对称,其与承诺的不可信性和议题的不可分割性都是战争起源的重要解释变量。关于私有信息的“错误知觉”研究则认为,国家本身并没有战争意愿,而是认知相符、历史类比、诱发定势等错误知觉导致了非本意的战争。这类研究强调,即使国家呈现了全部的战略意图信息,但由于决策者的认知偏差,还是会形成战略误判并引发非本意冲突。其倾向于国家会高估对手的敌意,即高估对手的冲突能力和决心。综合理性主义战争理论和错误知觉理论,高估国家冲突能力和决心这两类私有信息以及隐藏与错误呈现私有信息以获取战略优势是上述主流理论关于私有信息与国际冲突关系的主导逻辑。

   从经验上来说,回顾中美关系中冲突与合作的历史所产生的问题是,为何不同时期美国的对华意图认知会产生令人困惑的冲突效应。冲突效应中最为典型的案例是: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与美国的对华认知偏差有重大关系,美国低估了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和决心,从而引发了本来可以避免的直接冲突和长期敌对;在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美方由于国内政治和领导人偏好等原因,对于中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敏感性产生错误认知,低估了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意愿、能力和决心。在这种错误认知指导下,美国挑战现状的行为引发了第三次台海危机。

   研究者所持理论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这也决定了它们对中美关系是走向冲突还是合作的不同预期。例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者就有不同的冲突观,社会认同、认知偏差等心理学路径更是强调冲突的非决定论和条件性。根据理性主义战争理论的解释,中美冲突的根源在于国家有意错误呈现和隐藏能力、决心等私有信息,试图以此获得战略优势,从而造成另一方的战略误判。这种理论逻辑成立的前提是:理性国家会有意隐藏或错误呈现重要的私有信息,从而产生信息不对称、引发错误认知。根据错误知觉的主流研究,中美关系走向危机的根源在于高估了对手的战略能力与决心,从而引发冲突。然而,与上述两种理论逻辑不同,中美双边战略意图沟通与互动过程体现的是一种较为独特的因“低估战略意图”而引发国际冲突的逻辑。其现实表现是中国试图尽力通过外交信号向美国传递自身的利益敏感性和决心,在此种战略沟通无效的情况下,才不得已采取行使武力的“高成本”方式,以证明自身私有信息的可信性。这不同于将行使武力看作为了增加谈判筹码而导致危机中不稳定性增强的观点。为了克服中美走向冲突及冲突升级的经验现实与理性主义和错误知觉理论的不一致,本文着重经验归纳而非理论演绎,系统梳理了美国在对华战略意图上的认知偏差,进而分析其形成机制;再以朝鲜战争和第三次台海危机为案例,比较分析中美战略沟通中对冲突能力与决心的低估偏差,剖析其导致国际冲突的政治逻辑;最后,结论部分提炼了本文的理论价值及其对理解当今中美战略沟通和意图认知的启发。

  

二、美国对中国冲突能力与决心的认知偏差

   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偏差可以分为高估和低估两种类型(见表1)。美国对中国能力与决心的认知偏差在信息情境上也分为两种:其一是信息不对称情境,即中国为了获取战略优势,有意隐藏或扭曲呈现相关关键信息;其二是信息充分情境,但美国仍对中国的私有信息产生了认知偏差。

   (一)对冲突能力与决心的认知偏差

   梳理中美战略沟通和危机管理案例可以发现,在中国需要维护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冲突情境中,美国较大概率低估中国的战略意图,而在中国确立融入国际社会的改革开放政策后,美国较大概率高估中国挑战国际体系现状的意图。从意图的基本内涵来看,其包括冲突/合作的能力和决心两个基本维度。在美国的高估和低估偏差中,最为核心的维度是中国的冲突能力和决心。

   第一,美国相对低估了中国的冲突能力和决心。在这种情境下,美国认为中国在相关冲突议题上没有核心利益,也不具备干涉能力,因此没有重视和认真考虑中国通过外交活动和军事准备发出的信号,反而认为中国是虚张声势。低估偏差较多发生在中美走向危机和敌对的过程中,在中美战略沟通缺乏相应经验时尤其如此,例如突发危机或者没有先例的情况。这一类案例包括朝鲜战争和第三次台海危机等。在这些案例中,美国所认为的中国政策基线并不是中国自身的真实信息,而是美国决策层基于自身分析和既有信念而选择的参考点,这导致美国忽视了中国的政策底线、冲突基线和利益敏感性,从而形成了对中国冲突决心的低估偏差。由于冲突能力相对容易评估,美国对中国能力的评估其实偏差不大,其对中国私有信息的评估偏差主要反映在对冲突决心的评估上。

   第二,美国相对高估了中国的冲突能力和决心。美国认为中国的对外战略主要是针对美国,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进行了全方面战略布局。因此,中国在全球和区域层面的负责任外交行为、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深入参与、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安全格局的重要建设性外交都遭到忽视。相反,中国的外交战略、在地区安全格局中的维权行动则被美国放大,被认为是挑战现状的战略。正因如此,中国外交中的“示善(reassurance)”策略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这类案例突出表现为近年来中美关系朝着战略竞争的方向变化。美国关于中国意图的认知框架包括中国的“进攻性外交论”“中美修昔底德陷阱论”以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中国威胁论”。其背后的理论逻辑是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和权力竞争理论以及近些年来强调地位竞争等非物质要素博弈的理论。从其依据的信息和参考点来看,美国高估了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融入国际体系以及塑造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等领域的政策基线。美国对中国正在挑战现状、决心与美冲突的判断是一种高估中国战略能力和决心的认知偏差。

   低估或者高估对手的冲突能力与决心是国家间关于私有信息的两种错误知觉类型。对此,从逻辑上看,首先要辨析一国是否对另一国的能力与决心存在高估或低估。为了在经验中辨析和操作中美关于私有信息(尤其是冲突决心评估)的认知,需要在理论上说明相关认知是否存在偏差的分析标准。

   其一,对国家冲突能力的评估主要是从军事角度进行。国家可能会有意隐藏重大核心技术突破,以此制造不确定性,除此之外国家间关于军事实力的认知相对较为客观,不容易出现偏差。这些能力包括军事技术能力、军事规模、战略投射等决定战争结果的能力。在该领域,一定程度的高估和低估一般有其特定理由,比如自我优越感过强和领导人的傲慢心理以及为了获得战略突袭的优势而有意隐藏军事动员和战略转移能力等信息。

   其二,冲突决心本质上是动态的。国家的冲突决心会随着危机的发展而变化,所以具有一定的情境性。这种情境性特性也是对手评估时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中国的冲突决心随着其所面临的危机形势而变化,这一情境变化性是美国评估中国决心时出现认知偏差的时间性因素。除了上述时间不一致性维度外,是否存在认知偏差的最重要标准是双方是否就一方的冲突决心基线形成了一致共识。中国在处理国际危机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冲突决心基线,这一基线由客观的中国国家安全状况及其威胁界定和底线认知所决定,同时也与特定时期领导人的个性以及内部决策团体的共识塑造有关。如果美国低估中国的决心基线,就是低估中国的冲突决心,反之则是高估中国的冲突决心。在经验分析中,辨析和归纳中国政策基线的重点是了解决策者和决策团体对危机情境、安全威胁和可接受底线的认知。

   其三,需要比较美国决策者依据的信息。判断美国对中国冲突决心的评估是否存在偏差,需要比较决策时所依据的信息与当时可获得的客观信息。如果决策者视为依据的信息与当时的客观信息不匹配,就存在认知偏差。这种不匹配如果表现为忽视中国传递的决心基线信息,就存在低估偏差;如果过高估计中国的决心基线,即高估中国的决心信号与敌意信号,则存在高估偏差。

   总体而言,美国对中国的冲突决心等私有信息的评估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原因在于危机局势、中国的决心信息、决策者的自身因素和决策时的信息差都是不断变化的。

  

(二)冲突情境中的低估偏差

   在冲突情境中,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权力不对称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冲突能力和决心存在低估偏差。按照理性主义冲突理论,美国对中国战略能力与决心的低估源于信息的不对称,具体而言就是中国会为了在战略竞争中获取信息优势而隐藏关于自身冲突能力与决心的信息,从而让美国低估中国。但是实际上,基于有限的中美间冲突案例,中国并未有意隐藏或扭曲呈现自身的私有信息。2015年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大辩论的结论是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和对美外交中实施了“战略欺骗”,即为了获取战略优势,中国有效地掩盖了自身挑战现状的能力与决心。这一结论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解释。

美国低估中国能力与决心的背后有两种认知驱动力:一种是理性的分析、判断和算计,另一种是直觉的依赖、简化与套用。在理性驱动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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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wang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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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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