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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继武:私有信息、外交沟通与中美危机升级

更新时间:2021-04-27 16:16:46
作者: 尹继武  
美国决策者的理性分析涉及诸多情境,比如对中国与美国实力对比的总体判断,从而倾向于从较低基础出发评估中国的冲突能力和决心,认为中国敢于对抗美国的现实可能性较低。理性分析也包括对中国的战略反应时机的判断。美国是从军事行动和战略抉择能否取得最为有利的结果出发,分析中国的外交信号是否可信,考察其是否在最佳时机发出,这造成了美国对中国私有信息的接受度存在差异,影响了美国对中国决心信号的准确解读。当然,这也是因为中国的战略决心在动态变化。此外,理性驱动也包括对于利益的判断,即美国认为自身打破现状的进攻性举动并不影响中国的国家利益,不会引起中国更为激烈的反应。这体现出美国对自身战略举动的感知与中国的安全威胁感知之间的不一致。其次,美国之所以存在低估偏差也受到直觉驱动的影响。这种经过认知捷径形成的直觉包括很多维度,比如作为强者的认知盲区,即美国对于自身行为对他者尤其是弱者所造成的利益损害和情感反应缺乏敏感性。在这种认知盲区和盲目自信的作用下,美国对自身利益边界的认定其实是一种主观的自我建构而非客观的理性认知。中美冲突的情境还往往发生在双方打交道之初。由于缺乏实际交往经验、文化差异以及战略敏感性不足,美国决策者会从“自我中心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简化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评估过程,例如引用各种历史类比、选择相似性较高的历史案例作为参考。从政策合理性来看,美国低估中国的冲突决心的目的在于否认中国敢于对抗美国的可能性,这反过来有助于证明美国相关政策的合理性,反映了决策者自满的性格特点。将中国的冲突信号看作“虚张声势”则进一步固化了美国对华意图的认知,强化了相关政策的合理性。美国决策者对中国的低估包括冲突能力和决心两方面。这两方面相互联系,但在具体案例中也存在差异。比如,当中美之间在权力差距较大时,由能力推论决心的低估就成为显著因素;在权力优势下降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的安全威胁感会上升;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冲突上,美国会低估中国维护主权的决心。尽管中美之间的权力差距一直存在,但在危机期间,美国通常并未忽视和低估中国的冲突能力,更多是轻视中国的冲突决心。基于此,本文关于中美间私有信息认知偏差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冲突决心这一维度(见表2)。当前的主流研究大多是把中美双方关于意图和决心等私有信息的认知放到“可信承诺”的理论框架,认为权力转移过程中时间等因素会导致崛起国的和平承诺不可信。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尽管中国的和平信号难以克服战略竞争,但可以有效阻止霸权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说明“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避免的。

  

三、私有信息、外交沟通与中美冲突

   美国对华认知偏差的形成有诸多原因,包括双方的利益认知偏差以及在外交沟通中的信号传递失效。具体的影响因素包括领导人个性及其决策团队的特质、国内政治因素、基于力量对比的结构性错误知觉、意识形态的负面作用和文化差异导致的行为归因错误等。本研究并不打算详尽讨论到底存在多少种影响中美战略沟通、导致错误认知的因素,而是从形成决策者认知的心理机制的角度,讨论这种认知偏差背后的认知过程,并辨析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进而分析美国的认知偏差带来的冲突效应。

   (一)认知偏差的形成机制

   美国对华私有信息的认知偏差特别是对中国战略能力和决心的低估,既受到决策者及其团体的认知偏差机制的影响,也与决策者的愿望思维紧密相关。在一定意义上,美国对中国私有信息的低估是结构性的,只要相关影响因素和机制存在就可能出现。

   一是认知机制。这里的认知机制主要是认知相符。美国对中国的意图分析中总有一种潜在的先验认知结构。这种认知结构可能源于美国的传统外交理念与世界观,例如现实主义世界观把实力作为判断意图的依据、把联盟作为判断实力的依据、将决策时机作为分析中国政策基线的依据。所以,重点在于把握美国为何形成、在何时形成对中国的意图认知结构,美国对华战略判断的基线是什么。既有信念也包括美国对于自身行为是否威胁到中国安全利益的判断,其同样遵循“自我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通常,美国并不认为自身的战略举动会影响中国的安全威胁认知,也不认为相关战略行为会触碰中国的底线,因此中美两国在冲突决心的基线问题上存在认知不一致。而且,一旦美国形成了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结构,就会不断接纳与这种先验判断一致的证据、不断地自我证实和强化,而忽视其他与之明显相悖的依据。

   二是愿望机制。认知偏差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认知相符机制的影响,还受到领导人、决策者和国家的愿望的推动。换言之,美国之所以低估中国的战略决心,是因为这种低估是美国决策者和国家所需要的;而美国高估中国的战略意图,也是受到决策者偏好和国内政治需要的驱动。这种低估或高估还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美国国内对华敌意的增长可能会导致美国政府高估中国的战略意图。美国决策者忽视中国的战略意图与意志和战略决心信号是为了印证美国政策和行为的合理性。尤其是当美国国内政治中形成较为一致的对华战略负面认知时高估中国的敌意、战略能力或者低估决心往往会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这种认知偏差就会因维护政治正确和讨好观众偏好而更加固化。中美的交往经验也会影响美国决策者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评估,经验不足就容易导致认知偏差。一旦美国的相对实力增强,就可能低估中国的战略冲突意图;在面临内部政治经济危机或者国际地位下降时,美国就可能高估中国的战略冲突意图。

   (二)认知偏差的国际冲突效应

   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低估成为中美走向敌对、危机与冲突的重要非物质性动因。在低估偏差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过程中,认知惯性中的直觉机制以及对中国行为的理性推断机制是引发冲突的两大重要机制。

   第一,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低估偏差加剧敌对的前提条件。在冲突中,美国低估偏差的产生也是需要前提条件的,这主要有三种基本情境。第一种情境是中美权力的非对称性。实力非对称性是中美之间产生结构性错误知觉的重要物质动因。在拥有权力优势的情况下,美国很容易在冲突情境中相对忽视中国的能力、意愿和决心。

   第二种情境是中美之间的外交实践和交往经验不足。冷战初期,中美之间包括外交往来在内的战略沟通与信息传递一直处于非正常状态。其结果是,中美之间的战略信息传递与解读缺乏正常外交渠道,往往是通过第三方或者颇有信号特色的国家战略行为与言辞来进行。在这种非正常的敌对关系中,由于缺乏外交实践,双方均难以全面把握对方意图、行为模式和思维特点,更容易受到认知偏见的影响和意识形态、国内政治因素的干扰。

   第三种情境是中美之间虽然有较为丰富和长期的外交沟通,但由于特定时期形成的正式与非正式共识具有一定程度的虚假性,两国对部分重要甚至核心议题的理解与预期仍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关键议题上的导火索在达成共识时并未出现,双方的差异与矛盾也并未凸显和激化。这既有双方对中美利益和安全威胁认知的差异,也包括美国在部分重要议题上对于中国的利益、政策底线和原则尚未认知清楚。这种建立在战略需求之上、双方存在较大权力非对称性情境下的中美战略共识让美国产生了对中国意图的错误理解,忽视了中国在相关敏感议题上的利益、情感和政治关切。综上所述,中国和美国在权力不对称、交往实践不足以及积淀了虚假共识等条件下,美国容易因此产生低估偏差。这种对意图的低估偏差会对双边关系起到恶化作用,在外部因素爆发、国内政治催化以及国际格局等情境下,将进一步促使中美走向敌对和冲突。

   第二,对战略意图的低估偏差引发国际冲突。由于美国忽视和低估了中国在主权承诺和地缘政治利益上的威胁感以及维护自身利益和荣誉的决心,其战略举动会进一步挑战现状。在触及中国底线和双边外交沟通无效的情况下,中国会通过进一步的危机升级来展示私有信息,重塑与美国在特定议题上的双边共识与利益平衡。具体来说,从低估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利益敏感性到引发中美冲突一般会经历如下三个阶段的政治过程。

   第一阶段,美国加剧挑战现状的战略举动。由于错误估计了中国在特定冲突领域和议题上的敏感性,美国自身行为的基线会进一步提高,以打破既有现状作为合理行为预期。在政治上,这可能进一步破坏中美传统战略默契、合作共识和政策原则;在军事上,美国会合理化自身挑战现状的一些举动,比如加强对台军售力度、加大与亚太盟友的战略合作深度和以直接军事行动加大对地区安全的干预力度。当这些举动直接挑战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民族情感时,就会引发中国较为激烈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反应,从而引发中美危机。当然,国际危机的发生也是有条件的,即必须触及中国最为核心、敏感和在意的核心利益或价值。这种核心价值一般与领土主权和民族情感直接相关,对其的侵害会让中国领导人承受巨大的政治和情感压力。

   第二阶段,中美的外交沟通与信号传递受阻。在现状遭到打破、美国的战略与军事举动更具挑衅性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着利益威胁、安全挑战以及国内的巨大情感和政治压力,其会通过直接沟通和一系列外交信号向美国表达对中美关系现状的不满和抗议。由于存在美国低估中国能力和决心的前提条件,其不会重视一般意义上的信号沟通。在交流较为充分的外交沟通中,美国尽管会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中国,但未必会遵守先前的双边承诺,从而会导致美国试图重塑和修复中美战略共识的外交活动效果不彰。在此阶段,中国并不会隐藏自身的能力和决心等私有信息以获取谈判和博弈中的优势,而是极力通过直接外交沟通、信号表达等方式尝试让美国理解中国的利益敏感性、威胁认知和政策底线。但此时美国的政策预期已经受到挑战,各种层级的常设沟通机制通常也并不能有效发挥化解危机、传递私有信息的目的。

   第三阶段,中国会通过危机升级甚至武力方式向美国“确认”自身的私有信息。由于包括中国的能力、决心在内的私有信息并没有被美国正确认知,美国会进一步挑战现状。在外交沟通被证明不能让美国完全而正确地认知中国的私有信息后,后者会选择通过更为激烈的方式向美国展示私有信息,包括行使武力等危机升级措施。这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方式,因此在证明中国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和敏感时极为可信。只有经过这种危机升级,美国才能认识到中国在特定议题上的利益、价值和原则是真实的,需要认真加以考虑。据此,美国才会相信相关冲突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中美之间的危机及其升级有助于促使美国认真考虑与中国的外交沟通,通过正式与非正式方式再次确认双方的战略行为边界和共识,从而达到稳定中美关系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美国低估了中国的对抗能力和决心等私有信息的情况下,中国会通过常规外交沟通与信号交流极力向美国展示自身私有信息的内容,但由于交往经验不足、文化理解差异、战略思维不同以及国内政治原因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双方外交沟通的效果并不明显,从而导致中国最后只能通过更为激烈、更高成本和代价的危机行为来促使中美围绕特定议题重塑共识。以上就是美国对私有信息的认知偏差导致中美双方陷入危机与冲突的政治过程。

  

四、中美危机升级的比较案例分析

   基于问题领域的区分以及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认知偏差类型,在案例分析部分中,本文将选取两组案例作为比较分析的对象。相对而言,美国高估中国意图的研究较为丰富,而且因高估敌意和冲突决心而引发冲突也符合主流错误知觉理论的预期。因此,本文重点分析低估私有信息的案例,聚焦于朝鲜战争和第三次台海危机,剖析低估偏差的表现、形成机制及其与国际冲突升级之间的内在逻辑。

(一)朝鲜战争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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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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