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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德:中国拉丁美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更新时间:2021-04-26 14:32:42
作者: 王晓德  

  

   内容摘要: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经历了百余年的历程,但只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逐步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创办了本领域的专门研究刊物,研究机构增多,研究队伍迅速扩大,成立了为研究人员提供学术交流平台的两个全国性学会——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和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对拉美历史与现状的探讨不断走向深入。如果把中国的拉美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话,那么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到现在这门学科的确已经茁壮成长起来,而且日趋成熟,正在满载着丰硕的研究成果稳步向前推进。然而,在总结成绩时尤其要看到不足,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依然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拉美地区很多国家在研究中基本上还属于空白,与拉美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尚未深入开展。回顾过去,总结得失,认识不足,展望未来,必然有助于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大踏步地向着更高水平迈进。

   关键词:拉丁美洲研究 研究队伍 拉美史研究 现状研究 学术交流 “拉美热”

  

   中国与拉丁美洲远隔重洋,地理位置遥远,文化差异巨大,历史上很长时期中国人对拉美地区并没有深入了解,只是对诸如墨西哥、巴西、古巴、阿根廷和智利等与中国交往多的国家的历史与现状有所涉猎,远不足以满足国家与拉美地区发展对外关系的需要。对拉美地区很多国家的研究长期得不到政府和学界的重视,对这些国家历史与现状的了解基本上是浮光掠影,更谈不上深入了。拉丁美洲与中国的交往有着很长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很多拉美国家与中国恢复和建立了外交关系。拉美国家与中国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有着共同的切身利益,存在着广泛合作的空间。尤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拉美地区在中国对外战略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友好关系成为历届中国政府的不二选择。学术研究尽管不是服务现实的“奴婢”,但总是很难脱离现实的需要。政府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外交政策,显然离不开对交往对象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入了解,与拉美国家友好往来的持续显然需要双方的相互认同,消除产生误解的根源,实现这一点无疑是要建立在学术研究达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出现了迄今方兴未艾的“拉美热”,成绩瞩目。不过,毋庸讳言,中国的拉美研究现状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还不是很适应,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学术研究依然只是关注拉美地区的一些大国,很多拉美国家在学术研究中尚属涉猎很少的“空白”。2020年是中国与智利建交50周年,智利为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南美国家,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过程中智利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在拉美国家中,智利是第一个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的国家,还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智利与中国的关系无疑是非常密切的,但中国学术界对智利的研究多局限于现状,对智利的历史与文化从整体上涉及很少。对智利的研究折射出中国拉丁美洲研究的现状。回顾过去,总结得失,认识不足,展望未来,必然有助于中国拉丁美洲研究“更上一层楼”。此外,中国拉美研究尽管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所取得的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受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一一列举,只能择其要者,把重点放到改革开放之后的研究成果,以期能够展现百余年来中国拉美研究走过的曲折历程。

   一、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拉美研究

   中国与拉丁美洲的交往在很长时期内都受到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的限制,信息不通,互不了解。只是到了明朝万历年间,通过菲律宾的转运贸易,中国与处在西班牙殖民统治初期的拉丁美洲的往来才始见于史籍记载。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有关拉美国家的记述较早见于明季刻印的《职方外纪》。该书成于1623年,是意大利来华传教士艾儒略用中文所著。《高厚蒙求》是中国学者自己编撰的一部最早记述包括拉丁美洲内容的著作,系清朝人氏徐朝俊撰写,1807年刻印问世。全书四集,第二集《海域大观》中的《五大洲记》一节记载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经过及美洲名称的来历、西班牙人入侵之前古代秘鲁和墨西哥人的社会状况以及西班牙殖民者征服拉丁美洲的过程。林则徐撰写的《四洲志》中也记载了智利的阿劳坎人对西班牙殖民者坚持数十年的英勇斗争。19世纪中叶以后,关闭多年的中国门户突然在西方列强的隆隆枪炮声中被打开,一向故步自封的天朝大国竟然被“蛮夷”之师打得一败涂地,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画押。这种出乎意料的结果必然引起有识之士的深刻反思,他们迫切地希望了解外部世界,更希望通过介绍外国的历史与现状来消除天朝夜郎自大的昏聩意识,促使国人在蒙昧中幡然醒悟。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后,有关外国史地的编著大量问世,其中不乏拉美地区的记载。魏源编辑的《海国图志》最初刻印于1842年,初为五十卷,后经多次补订,终成一百卷本,在许多卷中收集了有关拉美历史与现状的资料。《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是清末人氏王锡祺穷毕生精力编撰的一部鸿篇巨制,包括了19世纪末以前中国有关拉丁美洲记载的大部分史地著作,成为当时中国拉美资料最为集中的一部丛书。这部丛书初刊于1891年,后又多次补编,由上海着易堂刊印出版,其中有关拉美各国记载的著述多达50余种。《西国近事汇编》是采用编年体编译的一部巨著,记述了从同治十二年到光绪二十五年(1872—1899年)间世界各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共分108册,由上海机器制造局刊印发行。关于这一时期拉美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书中都有记述,如各国的政治经济概况、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扩张、一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各国相互间的战争等,书中特别记载了华侨同古巴人民一起共同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历史事件,这一资料尤为珍贵。《埏纮外乘》成于1901年,系严良勋和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等编译,上海制造局刊印,其中卷十六《丕鲁志略》,卷十九《墨西哥志略》,卷二十《巴西志略》分别简述了秘鲁、墨西哥和巴西三国的历史与现状。除了上述专门的史地著作之外,在《清史稿》《清季外交史料》《筹办夷务始末》等书中保存了很多拉美历史与现状的资料,甚至在清代出使拉美各国的使节的日记和家书中也能发现不少有关拉丁美洲的描述。清朝期间中国史地著述中有关拉丁美洲历史与现状的资料虽称不上丰富,但零零碎碎也不算少,记载拉美国家的书籍到清朝终了之时已不下百余部,其中绝大多数成书于19世纪中期以后,这显然与中国急欲了解世界息息相关。这些著述尽管多为资料汇编,泛泛而谈,译名也是杂乱无章,但中国人正是通过这些著述,第一次对拉美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有了初步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在中国拉丁美洲研究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对中国人初步认识拉丁美洲起到了启蒙的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尽管动荡不宁,但与拉美国家的交往却呈现出扩大之势。与清朝建交的拉美国家仅为5个,到1939年增加到9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作为反法西斯联盟的一个重要国家,与联盟内国家的关系不断增进,这自然加强了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外交关系。当中国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出现在国际社会时,这种地位势必有利于与拉美国家外交关系的扩展。到了二战结束之时,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增加到13个,拉美地区的主要国家基本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外交关系的拓展推动了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各个领域联系的加强,从而促进了中国人对拉丁美洲历史与现状的了解。在民国时期数以千计的报刊中,有关拉丁美洲国家的记载也算得上俯拾即是,特别对拉美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给予详细的报道和评述。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0—1917年)与中国辛亥革命发生在同一时期,代表了这一时期不发达地区日益觉醒的一次重要革命,故易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许多报刊对墨西哥革命进行了重点介绍。如这一时期的《东方杂志》每年都给予详细报道,从第8卷第1号(1911年3月15日)到第23卷第10号(1926年5月25日)共发表23篇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墨西哥革命爆发的原因、过程及其影响。颇有意思的是,最初的文章视墨西哥革命为“内乱”,不久才有文章称之为“革命”。称谓的变化反映出辛亥革命之后人们观念上的巨大转变,表明帝制的倾覆解除了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使他们对墨西哥革命的认识更加符合实际。据统计,民国时期《东方杂志》刊登有关拉丁美洲国家的文章110余篇,其他如《国闻周报》《青年杂志》《新青年》《学生杂志》《正谊杂志》《中华杂志》《中华实业界》《雅言》《国民月刊》《海军杂志》等杂志也不乏拉美问题的文章,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世界知识》介绍拉美的文章更多。这些杂志刊登的文章涉及内容广泛,几乎囊括了这一时期拉丁美洲地区所发生的具有一定影响的事件,如巴拿马运河、拉美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拉美国家间的纠纷与冲突、西方列强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泛美会议、美英等国在拉美的争夺等。这些文章多是对所发生事件的直观描述,尽管作者也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但很难谈得上“研究”。不过它们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对拉美问题“探讨”的主流,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人对拉丁美洲历史与现状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今天看起来很少有“参考价值”但也有若干资料意义的文章在中国拉丁美洲研究发展过程中具有特定的历史地位。

   在1949年之前,中国学术界发表的有关拉美的文章主要集中于现状,但历史和现实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因此许多文章在论述现实问题时自然少不了对历史背景的介绍。不过有些学者也开始对拉美地区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探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讨论。“中国人发现美洲”这一观点是由法国汉学家歧尼1752年提出的,成为国际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个“世界之谜”。早在民国初年,章太炎在国内首次提出了“法显发现西半球说”,但论证不足。朱谦之根据文献学、民俗学和考古学的史料,从证人、证地和证事三方面撰写了《扶桑国考证》一书,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结论是公元五世纪中国僧人发现美洲“决无可疑”。当时韩振华则撰写“扶桑国新考证”予以否定。这是国内对此问题的首次讨论。总的来看,民国时期中国对拉丁美洲的了解和认识无疑取得了进展,这充分反映出中国与拉美地区关系日益加强的现实。然而,中国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落后,均处于国际主流社会的边缘,再加上中国内忧外患,与拉丁美洲之间的交往依然障碍重重,从而也制约着中国学术界对拉美地区的了解走向深入。因此,与晚清相比,民国时期尽管对拉美地区的认识更趋丰富,范围更加广泛,对个别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就整体而言,国内拉美问题的研究,既缺乏专业人才,更无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园地,所取得的进展自然就十分有限,而这一切得到彻底的改变只能等待时代的变革。

拉丁美洲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对拉美各国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人们似乎在拉丁美洲发现了“革命”的“新大陆”,对拉美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与研究开始受到重视。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拉美研究开始步入正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高校历史系先后开设了拉丁美洲史课程,1961年7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拉丁美洲研究所正式成立,数年之后拉丁美洲研究所划归中共中央联络部。1964年,在毛主席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指示推动下,中国高校成立了研究拉美的专门机构,如南开大学拉丁美洲史研究室、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武汉师范学院巴西史研究室等。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还招收了中国第一批拉美史的研究生。这是中国拉美研究机构的初创时期,学界对拉美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与现状相结合的问题上,出版和发表了相关论著。代表性的论文有罗荣渠的《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美国早期扩张主义思想的发展》、乔明顺的《墨西哥独立战争前社会矛盾初探》、冯纪宪的《论亨利·克莱对拉丁美洲政策》、郭力达的《早期门罗主义的性质和作用问题》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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