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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国强:中国当代史研究方法论两

更新时间:2021-04-26 09:30:22
作者: 董国强 (进入专栏)  
当然,多次访谈肯定会遭遇大量重复性的内容。不过随着接触面的不断扩大,随着对历史背景情况了解得越来越多,访谈会越来越有效,对访谈对象的选择余地也会越来越大。

   再次,访谈总是带有特定的意图和关切,总要在事先草拟一个问题清单。不过如果我们机械地按照问题清单进行“审讯式访谈”,访谈对象往往会用“是”或者“不是”简单作答,访谈就很难自然、流畅、深入地进行下去。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鼓励访谈对象按照他们自己的记忆和关注讲述“亲历、亲见、亲闻”的故事。我们只在适当时机和关键节点提出一两个问题,旨在引导访谈对象讲出一段更加精彩的故事。对照问题清单整理访谈内容,看哪些问题得到解答,哪些问题还有待深入,是访谈结束后的工作。这种“开放式访谈”的最大好处在于,访谈对象有可能说出许多我们原来不知道的事情,从而衍生出更加重要的研究议题。访谈口述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工作,而是存在一个逐步推进、动态调整访谈重点的过程。

   最后,在访谈中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会有不同的收获。一些访谈对象的个人经历可能是平淡无奇的,然而由此可能接触到更加理想的访谈对象,或者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重要的历史文献。例如笔者在刚开始进行专题研究时,访谈对象都是群众运动中的边缘人物,但他们的访谈内容提供了很多重要线索,使笔者能够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接触到那些群众运动中的关键人物,还搜集到一些访谈对象保存的较为系统、完整的地方群众报刊资料和个人工作笔记。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访谈都是有价值的。访谈的过程,也是搜集各种历史文献的过程。

   在笔者看来,导致访谈口述资料内容同质化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研究者头脑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多元的社会关系结构的清晰图景,选择的访谈对象缺乏多元性和典型性;第二,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不够明确、具体,访谈提纲本身概念化和模式化,访谈过程中又缺乏必要的动态调整,结果得到一些可以预期的“标准答案”。在刚开始进行访谈时,由于我们对很多相关情况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访谈提纲的概念化和模式化倾向在所难免。不过随着访谈的不断深入,这个困难是可以逐步克服的。如前所述,有效访谈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访谈过程也是各种历史文献资料(如散落民间的官方文件,个人工作笔记、日记、信函,个人揭发批判材料和申诉平反材料等等)和其他资料(如照片等)的搜集过程。阅读消化这些历史文献资料,有助于更多地了解历史背景和访谈对象的具体情况,进而引申出更多与访谈对象直接相关的具体问题。换言之,如何找到选题设计与访谈对象的个人经历之间的关联性,使访谈口述内容具体化、个性化,是克服访谈口述资料同质性的不二法门。

   关于访谈口述资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问题,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如前所述,“新史学”对史料概念的反思,使我们意识到所有类型的史料都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都带有特定个人和群体的主观介入。档案资料如此,特定时期的群众组织出版物如此,访谈口述资料亦如此。所以能否克服访谈口述资料的主观性问题,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了解访谈对象的实际情况和主观偏好,能否预见他的主观偏好会影响到对哪些问题的叙述,能否对访谈口述内容加以正确取舍。此外,还可以通过比对其他人的访谈口述资料、档案资料和其他历史文献,对特定访谈对象口述内容的真实性作出评估。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尽管访谈口述资料越来越受到研究者重视,但对访谈口述资料的定义和作用,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在笔者看来,进行访谈口述是开展专题研究工作的重要有机构成,每次访谈都隐含着特定的研究思路和内容指向。进行访谈口述是一种直接接触,我们不但可以听到访谈对象的陈述,而且可以看到他们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后者对于理解陈述内容也很重要。所以一般而言,研究者不应当轻易采用别人采编的访谈口述资料。例如澳洲学者陈佩华为研究红卫兵运动采访过一些人,法国学者潘鸣啸为研究知青上山下乡也采访过这些人,尽管访谈对象存在交叉重叠,但由于两人的研究选题侧重不同,访谈内容不同,他们的论著后来都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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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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