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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哲学:动员思想的全部可能性

更新时间:2021-04-25 16:09:46
作者: 赵汀阳 (进入专栏)  

  

   答/赵汀阳  问/陈鹏、程广云

  

   陈:我比较完整地读的是您写的一本书,叫《走出哲学危机》,我看了以后的一个基本感受就是您真正把握住了哲学思考和哲学思想,我以前很少读过这样的书(国内的文本很少以这样的方式对问题作一种根源性的纯粹的探讨)。可能我的定位有些极端,我当时觉得在国内您是真正以哲学方式去思考的,如果要说有哲学家的话,您就是这样一个唯一正确的趋向。不知道您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赵:谢谢,你过奖了。“如何去思考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倒真是个问题。所谓的哲学问题和思考,人们从来就不陌生。人人在生活中都会被逼着去思考哲学问题。不是“遇到”哲学问题——直接遇到的是具体事情,而是被各种事情“逼”着去想那些深刻的哲学问题。比如说,社会不公就会让人想到公正问题,社会混乱就让人想到规则和秩序问题,大家有不同意见就会想到知识、理解和一致等等问题,即使是规模比较小的事情也会导致哲学问题,比如说朋友之间有了麻烦就会想到“什么算做朋友”的问题,生活中的小事情会一步步逼出大问题,如生死问题、道德问题、生活意义问题,诸如此类。经典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对话也无非是设想一个问题,然后穷问死辩。当然,自发的讨论方式往往不大靠谱,虽然讨论了哲学问题,但由于不得法而没有效率,所以就发展出所谓专业性问题和方法。

   于是有了两种问题:一种是那些人人都会想到的,并且跟每个人关系都特别大的问题,这是自发的,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就一定要想到的一些问题;另一种就是俗称的“学院派”的那种非常专业化的问题,是必须读了很多书以后才会想到的,比如你不会平白无故地去想到什么叫先验自我或者先验论证,这种问题在生活中是想不到的,而是读了康德什么的才觉得这好像是个问题。这种专业化的问题,一定是在特定文本背景下才变成一个问题的,如果你不读康德就不会想到,读了康德你顺着它走,你的脑子变成了康德的脑子,最后你发现那个“先验自我”确实就成了一个问题。

   这里我不打算褒贬哪一种哲学问题,事实上所有哲学问题都需要,除非是个坏的问题。坏问题说的是那些没有被正确提问的问题,由于提问方式如此的糟,以至于误导了思维,使得各种可能的解决都是愚蠢的或者无聊的。有个电影写的是丢了钻石,小警察对一个全知全能的电脑提问说:“世界上有谁对钻石感兴趣?”电脑回答:“每个人”。老警察教育他说要正确提问:“在如此这般的万无一失的防护条件下,谁能偷走钻石?”电脑回答:“没人”。只有电脑是个明白人。我们不需要明知故问的哲学提问,比如要不要自由?要不要道德?要不要良心?这些就像钻石;也不需要过于苛刻的提问,比如分析哲学所喜欢想象的各种奇怪条件。

   你刚才说到“根源性的”思考,没错,哲学问题从一入手就是根源性的,真正的哲学问题都是这样的,人人都直达问题,但并非人人都在进行哲学思考。我是说,哲学问题虽然人人可及,但并非人人能够对付,关键在于把握哲学问题的方式,如果在思考哲学问题时被许多华丽语言所感动,那么就完了,你不会有任何进步,思想不会有任何进展,你因为感动而停留在感动中,在华丽语言中流连忘返,这样你所得到的仅仅是你自己小小的“一份感动”,而不是得到关于世界的理解。听说许多人喜欢房龙之类的思想散文,我相信这类东西虽然好看,但对哲学有害无益,因为制造了太多感动,感动就不走了,对某种情况过于感动以至迷恋,就对别的东西不感兴趣了,还怎么能够思想?哲学的正确方式,也许是唯一正确的方式,就是要动员思想的全部可能性。为什么哲学思想本质上是个“对话结构”?就是因为对话是个不断开发各种可能性的过程,充分的对话就是所有思想可能性的展开。哲学是思想的生死之战,你必须开拓所有的可能性去逼死思想,当然,思想终究是逼不死的,但只有在这种思想总动员的思考中才能够看到问题的底牌,哲学就是千方百计把问题的底牌全亮出来,问题的底牌都是硬道理,是残酷的,是没商量的,这就是为什么思想不能因为华丽的感动而走神。哲学要寻找的是与世界存在一样不可动摇的道理,不讲道理的绝对道理。老子是最早明白这个道理的,他知道天地不仁,知道必须以身观身,以天下观天下,自己的眼光只能看清楚自己的事情,世界的眼光才能够看清楚世界。既然哲学需要“千方百计”,所以,除了直接想到的直观问题之外,还需要有专业性技术以便提高破解问题的能力,因此就有了专业性问题。但是对于那些专业性问题,一定要小心,有些是伟大的想象,有些是伟大的幻想,比如说,先验论证是重要问题,而先验自我就有些可疑。

   程:您对康德感兴趣有没有受到李泽厚老师那本书的影响?

   赵:那倒没有。大学的时候我对李泽厚老师的了解还很有限。只听说他大名鼎鼎,他的许多书是后来读的,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在一些德国哲学研究者看来不太忠实于康德,应该说确实有许多借题发挥的想法,但那些想法很有见地。我喜欢康德却是因为一个同学——盛晓明,他是我们班的康德专家,研究得很清楚,跟我讲过其中一些难点,使我大感兴趣。刚开始看的时候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正因为晦涩,所以特别有吸引力。初学者喜欢拿费劲的东西吓唬自己。

   程:您好像曾经在什么地方提过您和康德一样不关心娱乐,比如说您多年都没有看电视,是这样的吗?另外,您真正吃透的是哪些书呢?

   赵:事实上是我不喜欢看那些东西,确实娱乐不多,但也没有那么夸张,还是看过一些电影,塔伦提诺的片子都看了。还听说一些时髦片的名目,虽然没时间看,听说还是应该的。康德说了,做个时髦的蠢人比不时髦的蠢人强。

   至于读书,万万不敢说读透什么,因为总会有新发现。最早喜欢读的应该是康德的三大批判,读后觉得哲学应该就是这样的,康德是我最早的榜样。受他的影响,我一开始想做的是那些非常专业化的问题。但功力还不够,想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怪,晦涩得自己也看不懂,后来发现了卖弄晦涩难懂的语词和概念只能证明自己没有想清楚,只能证明自己还没有入门,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能说明。康德之后,我对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同时特别感兴趣,尽管它们南辕北辙。其中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的书读得比较多,大概都看了,当时有本维特根斯坦的书叫Zettle,没有找到,过了好多年才看到的。真正的好书可以反复读,总有新发现。尤其是那些经典,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等。

   程:我认为您是近20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位真正以哲学方式去思考问题的人,比如拿您和李泽厚老师相比,他可能主要是一位思想家,您可能主要是以哲学方式来思考问题,您是怎样觉得呢?

   赵:在中国语境里,思想家意味着更广阔的关注,比哲学家广博。你说李泽厚是思想家,他会喜欢的。李老师曾经或真或假地批评过我喜欢搞专业化、学院化,所以只知道哲学,是精英主义,不关心现实。这个批评很重要,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广阔的关注,后来有所改进。我确实曾经追求专业意义上的艰深。有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研究的这些东西写出来自己看就行了,反正没有人看的(笑)。但后来随着自己功力的慢慢增长以及思考问题的逐渐成熟,我突然发现所谓学院化专业化跟高深不是等同的,而往往是一些坏习惯造成的假象。一个专业自己会形成一套坏习惯,故意把话说得特别费劲,以便获得话语专利,这样不好。功力增长以后才发现,真正深刻的思想是清楚明白的。这样便又慢慢地想起那些朴素的问题,发现那些问题看上去好像简单、好像是所有人伸手都能够接触到的,而并不是在什么楼阁里的问题,但那些朴素问题反而是最难最艰深的。维特根斯坦讲到:凡是能够说的,科学都已经讲清楚了,可当科学说完了所有能说的问题之后,关于生活的问题仍然还没有触及。是这样的,生活问题才是最要命、对于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那些与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的问题恰好是份量最重的问题,因为它涉及所有人,事关所有人,这还不够重吗?当我发现我们把这些最重要的问题遗忘得太久而花太多的时间去琢磨那些别人都不想看的东西的时候便开始了转变,这种转向的一个结果就是写了《论可能生活》。

   陈:您到现在大概回顾了一下您整个的治学过程。我觉得您现在谈天下的问题跟其他人的功力和背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读您的《天下体系》就知道一定是哲学家在谈,这种分析背景的方法需要一种专业化的准备。所以我觉得专业化是您整个治学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提出哲学问题时必须要有一个专业化的深度,然后还要能跳出来。这里有两个方面(编者按:下面只说了一个方面),一是在专业上、气质上能不能达到这个高度。这就有很多人达不到,比如好多人都在读康德,但不一定都能从他那种论证结构方式里面抓住本质性的东西。这里就是一种顿悟和体悟,必须要在经过一系列专业性的训练之后学会这种哲学方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大部分人可能是没有通过这一关。

   赵:专业化的训练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仍然坚持用专业技艺去做普遍的问题。不过专业化应该强调的是思想的技艺,而不是思想的复述。我感兴趣的不是复述胡塞尔、海德格尔、康德说了什么,而是“瞧人家的活是怎么干的”。每个人的绝活不一样,这非常需要研究,所以方法是我的专业化兴趣所在,例如怀疑论的技巧、康德的先验论证、维特根斯坦的游戏分析,老子的无我角度,等等,这些对我来说是很有用的。

   陈:我感觉我们可能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比如说读康德是带着问题去读的,不是说他要说什么,我一开始想要攻克的问题是如何去学哲学。我的脑海里一直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哲学,它所思考的那些问题是什么?我之所以对您写的东西反应很强烈是因为您每一部分的讲解都是我想追寻的问题:哲学是什么、语言是什么、思考是什么。您不是简单地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不是下结论的,而是追寻结论应该怎么下或是我们的问题应该怎么思考。这就是一种方法论,是哲学反省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一种应用。按照这种思路我觉得哲学要是想达到一种专业化就应该达到这种状态,要回到一切的开始,一切是怎么运作的。那么,专业化就反而不专业化了,也就是说一个专业哲学家要学会怎么样回到起点,这就是高深和不高深的一种区别。大部分人停留在一个中间或更低的层次上,但一个真正的哲学家要能够站在历史的起点,那么他就是非常专业、非常高深、跟普通人不一样的。也正因为如此,您在谈天下问题、谈文化问题的时候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别人可能不是站在那种无立场的角度的。其实无立场就是一个开端的立场,是一个起点,也是一种立场。以上是我对您在谈问题的时候之所以区别于他人的原因的探讨,不知道我的这种理解对不对?

   赵:你说得挺好的。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那些所谓专业性的问题而恰好是我们人人关心的问题,而最好的分析方法则是专业化的方法。这大概是我写《论可能生活》阶段比较关心的一个事情,就是能不能用专业的手法、技术来讨论那些朴素的问题。

陈:您在《走出哲学危机》中提到:“哲学是观念的艺术”,我对此非常感兴趣,认为这牵涉到对哲学的理解问题。今天我特别想跟您探讨一下哲学思考的本质性。通过拜读您的作品,我概括出哲学的三个特征(编者按:以下只说了两个特征):一、分析化的特征。这种分析不是把整体化成部分的分析,而是专业的分析已经不能带有自己的特征了,要站在一个中性的立场上。这在您的作品中体现得非常充分。我曾经研究过冯友兰,因为他的关系,我接触过分析哲学,我看了您的东西之后觉得您分析哲学的背景是比较浓厚的。您认为哲学要回到事物本身,比如您提到要“以物观物”、“消解观念”等。二、建构性的特征。您提出 “哲学是观念的艺术”,这就涉及到整体的建构性,哲学肯定是要建构一个东西而不是总停留在分析解剖的层面上。哲学最重要的就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提出一些命题、概念,比如海德格尔的“沉湎”、中国哲学中的“空”、“无”。这些概念是具有建构性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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