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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桂林:生计与风水:清代湘南地区的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

更新时间:2021-04-24 20:24:59
作者: 曾桂林  

   摘    要:

   湘南地区毗邻赣、粤、桂三省,地理位置特殊,是一个复杂的地理单元。及至清代,湘南地区已是湖南省乃至全国铜、铅、银等矿业生产的主要区域。长达数百年的矿产开采与冶炼,促进了地方社会的经济发展,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深远影响。由此,湘南官绅民各界对矿业开发引发的环境问题亦有因应,“坑冶十害论”和“九嶷山封禁案”即为其集中体现。开矿采砂本为解决贫民生计而采取的措施,但因破坏风水、污染水土等一系列影响环境的后果,以致出现开矿与禁矿之争,使得湘南地区矿业开发一度出现波折。这两例个案亦折射出在“重本抑末”的传统社会中地方官绅士民在生计与风水之间的离合关系。地方社会以保护风水为由严禁矿冶,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恶化,不过,其在环保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不宜被高估。

   关键词:清代; 湘南地区; 矿业开发; 生态环境;

  

   “湘南”是一个区域地理概念,一般泛指今湖南省南部的永州市、郴州市。历史上,它们曾同隶于衡永郴道(衡永郴桂道)、衡阳道和湘南行政区。本文所论“湘南地区”,即为清代的永州府、郴州直隶州、桂阳直隶州(初为衡州府桂阳州,雍正十年升为直隶州),具体范围包括零陵、祁阳、东安、道州(今道县)、永明(今江永)、江华、宁远、新田、郴州、永兴、宜章、兴宁(今资兴)、桂阳(今汝城)、桂东、桂阳州(今桂阳县)、蓝山、临武、嘉禾等3州15县。从地理区位来看,湘南地区处于南岭山脉北麓,又为湘、赣、粤、桂四省交界地,地势险要。近二十年来,湘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军事、文化、民族诸问题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并取得一些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1湘南地区素为湖南矿产资源蕴藏最丰富之区,自汉唐即已开采,至宋明矿冶业渐趋繁荣,入清后继续发展。此前,学界曾聚焦于湘南地区的矿业问题,或考察矿业兴衰及原因,或叙述矿产分布与产销,或论析矿政、矿区管理等。2这些论著对笔者进一步探究多有裨益。本文考察的对象亦为清代湘南地区的矿业开发,但研究取向主要是环境史的路径,兼及社会经济史的视野,希冀在探析有清一代湘南地区铜、铅、银等矿产开采历程的基础上,以“坑冶十害论”和“九嶷山封禁案”为例来透视矿业发展中官绅民各界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态度及其认识,进而管窥清代湘南地区的环境变迁。一、自然与人文:湘南地域社会的环境景观湘南地区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山高邑远,且接壤赣、粤、桂三省,地理空间相对封闭,社会经济发展也相对落后。千百年来,它在世人的印象中似乎是一个偏远荒蛮之地,一个贬谪流放之所。如唐宋时期柳宗元、秦观等迁客骚人的诗文辞章中,虫蛇遍布、烟瘴弥漫、谷幽榛翳、山重水绕即为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形象描绘。但由此也可略见,湘南地区呈现为一种自然混杂与人文多元的复合体。从自然地理来看,湘南地区处于南岭山脉中西段的北麓,总的地形地貌是山峦重叠,群峰环抱,但并不全是单一的山地,也有许多低矮的丘陵,中部还横亘着郴道盆地,岗原交错,地势较为平坦,南高北低,东、西高而中间低,是一种典型的梯级过渡地带。而且,湘江上游三大支流———潇水、岿水(今舂陵水)和耒水水系纵横其间。在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下,人文的多元性也很明显。湘南地区在历史上为百越、三苗、瑶等少数民族的生息地与聚居区,秦汉以降,汉民族开始进入并开发,使其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统辖的政区。宋元以后,又有客家移民自粤赣迁入南岭北麓的桂阳州、宜章、临武、蓝山、江华等州县。3由于南北各族群的迁徙融合,这一区域内的文化愈益彰显出多元性。流传于潇水上游的女书,作为一种独特罕见的文化遗存,即是湘南地区民族融合进程中原生态多元文化的鲜活体现。

   湘南地区界连赣、粤、桂三省,南依五岭,4地势险峻,扼守着由湘入粤桂的咽喉,为岭南与中原沟通之重要通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清初,郴州知州陈邦器在方志中述郴州的形势时指出:

   郴古三苗地,左章贡,右南韶,以间关蕞尔之区,插江广交戟之内,高山为限,三面如壁,独西北一角枕衡岳,潴洞庭,可顺流而通楚,故为楚属郡,实则距楚几二千里而遥矣。山川逶迤,自贵州、粤西而来,盘旋奇变,如桂东胸堂山、兴宁八面山、桂阳百丈峰、郴州五盖山、黄岑山、宜章大莽山、漏天山,皆鼪鼯窟穴之乡,足音罕闻之地,非牵绳不上,非扪萝不行,窃以为宇内异常之险也。而幽林丛箐邃壑,长鸡、三苗、顶板等猺犹竟错其中,桃花山连二十余峒,从不通德教,赖角斗剿定之后,凿山通道,威宣德怀,而诸蛮始为底定,山薮始获肃清也。(3)5

   在陈氏笔下,郴州崇山峻岭,苗瑶杂处,治理尤难。而在地理空间上,桂阳州实与郴州连为一体,形胜相似。王闿运所撰《桂阳直隶州志》即谓:“州地界郴永之间,控引五岭,居湖南上游……岭北一岩险壮州也。郴桂同阨岭,郴之宜章、桂阳之临武俱在岭南,然临武、蓝山实兼制广西形便。”6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如此描述桂阳州的地理形势:“州翼带湘江,连属越峤,山川奇胜,甲于湖南。经营楚粤间,州亦襟要之地矣。”7此外,他还将桂阳州与郴州视同一体,谓:“(郴)州北瞻衡岳之秀,南当五岭之冲,控引交广,屏蔽湖湘。项羽谓怀王曰:‘古之帝者必居上游。’乃徙义帝于郴。《形胜记》曰:‘州在五岭以北,万山之内,湘楚上游也。’汉建初八年,郑宏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宏奏开零陵、桂阳峤道,至今为常路。此桂阳于楚粤之交,有咽喉之重也”,并称“知守岭北始足固岭南。”8可见,郴、桂二州乃楚粤间之咽喉要冲,“南通交广,北达湖湘”,9在形势、交通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至于永州府,自明初以来就是湖广省一大郡,为湘桂往来之孔道。据《永州府志》载:“永之为郡,列地千里,介在南陲,山川奇秀,形胜险阻,控百越,扼五岭”;10又言:“永阳盖南楚一大都会也,踞水路之冲,当楚粤之要,遥控百蛮,横接五岭。潇湘之水,南北汇流;九疑诸山,左右环列。周秦以来,列于荒服者,盖以征发期会,每多远阻也。汉晋之后,繁华殷阜,而世远人遐,无能深考。”11缘此,自汉唐以降乃至清前期,永州常被朝臣视为荒州僻壤、盗薮蛮地,类于化外之地。

   由上而见,湘南地区的地理位置颇为特殊,一方面地处偏远,另一方面却位居要津,这使得其在传统社会的交通体系中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宋人周去非称,入岭南之途有五,其中三条皆在湘粤桂之间,即“自湖南之郴入连”“自道入广西之贺”“自全入静江”。12这些湘粤桂间的孔道,至清代仍是商贾络绎的通衢要道,如东线的骑田岭道、中线的南风坳道、西线的潇贺古道。此外,又辟有数条支路。相关通道大抵水陆相衔,便于商旅。故而,湘南各府州县与省内外之间人员往来密切,商品流通频繁,这也为湘南地区矿业开采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湘南的永州府、郴州、桂阳州大部分属县,向为瑶民生息繁衍之地。明初杜回子之乱后,朝廷为加强对湘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管治,洪武后期大规模添兵增设卫所及巡检司,如拨永州卫在永明设枇杷所(守御千户所)、桃川所,析宁远卫在江华设锦田所,调茶陵卫在郴、桂一带分别设立广安所(今汝城土桥)、宁溪所(今蓝山所城)。13同时,还在各重要关隘筑设屯堡,以便军屯戍边。这种卫所制度一直因袭至清前期里甲赋役改革后才正式裁撤。14也正缘于此,瑶民土著在明代以前占据着各山区丰富的资源。及至明末清初,随着“江西填湖广”,大量移民迁入,山间棚户增多。湘南地广邑众,民风习俗刚柔不一,教化之缓急亦有别。如方志称:“永之所属,如祁、东则田少而户多,其民率挟资而走四方,从事于贸迁者居半,故狡狯日甚而朴茂之风荡然;若永、江则界连富、贺,有可耕之地而猺獞时警,高山箐林,防御殊难焉;宁远为舂陵故地,新田又属宁远分隶之乡,接壤峒寨,习于斗狠,急之则入山林而为猺,缓之则出山而游食;零陵附郭,稍知自好;道州淳悫,有周子之遗风。风尚之不同,守土者所宜留意也。”15祁阳、东安居湘水之畔,又有湘桂间驿道,上通两粤,下达衡湘,水陆两便,商贾之风自然稍盛。而新田、嘉禾两县的析置增设,则是明王朝在崇祯年间弹压临武、蓝山矿夫及瑶民之变后加强地方社会治理的结果。16清初三十年间,又迭经南明抗清及“三藩之乱”,永州府、郴州直隶州屡遭兵燹,疮痍满目,至康雍之际加意抚绥,耕桑之业方始安集,“而弦诵日盛于党庠”,17地方人文蔚起。

   述及湘南的人文景观,还不能不谈及九嶷山舜陵(亦称虞陵)。《史记》记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18两汉以降,“帝王陵寝,历代仰瞻,而山川更奇,则风气与景物双美……而吟咏与志乘并垂”。19唐宋时,朝廷又敕建祭祀舜帝的陵庙。自明太祖始,明清诸帝每逢即位或万寿等国家庆典,皆遣官致祭,拜谒舜陵;地方官员也每岁诣庙举行春秋二祭。20经千百年来历代文人墨客之吟咏以及朝廷玉帛钟鼓之化成,至清中后期,在地方官绅眼中,九嶷山不单“极楚南山水之胜”,已俨然是一方“灵淑钟毓,瑰材著焉”的风水宝地。21二、清代湘南地区的矿业开发据现代探矿技术勘测,“湖南矿产,种类之多,藏量之富,甲于全国”,22尤以锑、铅、锌、锡、钨、铜、铁、金、银等金属矿产为盛。依翁文灏等人的矿产分带法,湘南地区是锡钨带、锌铅带、铜带的重要区域,矿产分布较为集中。23至于湘南矿业的开发史,大致而言,两汉时期已有开采,但直至隋代都发展缓慢,唐中后期始获得较大发展,有铸钱炉7座。宋代,湘南矿业进入繁荣发展期,桂阳监(军)、郴州及永州设有监、务、场、坑、冶等矿业管理机构。元明以后,受矿变及税收等多重因素影响,矿业开发有些阻滞,屡试屡踬。24此外,湘南也是湖南主要的产煤区,明清时已开始采掘煤炭。总之,经过历代的矿业开采,湘南地区尤其是郴州、桂阳州已成为传统的矿业生产区域。清代湘南矿业的开发,便是基于以上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

   有清一代,矿业开采以道光末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其矿业政策有很大的变化。清前期,对采矿业总体上奉行禁闭政策。概而言之,康熙时“以禁为主,禁中有开”,雍正时则进一步强调禁闭,乾隆时又变为“以开为主,开中有禁”。由此也可见,雍乾之际是清代矿政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即由基本上禁矿的传统做法转变为大体上允许开矿的政策。25清后期,因国内外局势剧变,道咸以后矿禁大开,到同光年间更采取鼓励和支持政策。当然,不同地区不同矿种之间,矿政或开或禁存在一定差异。就湘南各府州县而言,该地区矿业开发颇受清代矿业政策演变的影响,呈现出发展的阶段性。此外,人口增殖、商品经济发展、灾荒等因素也是清代湘南矿业开发的社会经济条件。

   清初,八旗贵族虽定鼎中原,建立全国性政权,但湘南地区仍有南明王朝的抵抗力量,继而又成为吴三桂反清的前沿阵地。故而,迭经多年兵燹后,湘南各府州县大半沦为丘墟。为安定社会、恢复生产,清廷一方面致力于戡乱平叛,肃清反清势力,另一方面则采取招集流亡、鼓励垦殖的措施,湘南山区得到相应的开发。不过,此时清廷的经济政策偏重于农业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手工业,还不遑顾及矿业,采冶未曾列入廷议、奏疏中。及至康熙前期,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恢复,矿政有了新变化。

康熙十四年(1675),清廷初步制定开采铜铅之例。康熙十八年(1679),又覆准各省产铜铅处,“任民采取,征税银二分,按季造报,八分听民发卖。先尽地主报名开采,地主无力,许本州县民采取,雇募邻近州县匠役”。26但此时“三藩之乱”尚未结束,湘南各州县处于清军与叛军的交战区,此举显然还无法落实。及至翌年,叛乱基本平定,覆准衡州、永州等府属产铜铁锡铅地方“招民开采输税”。27在郴州,为鼓铸之需,也“复开葛藤坪、黄泥凹、柿竹园、白水垄、水浪石等处”。28但郴州所采各矿多出铅锌,而铜砂甚微,隐患却很多,朝廷遂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驱逐外来矿工,封禁所有无名小矿坑。第二年,奉户部文停止抽税,允许百姓自行采取。但因一些地方士绅极力反对开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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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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