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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翼鹏: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思想的内在理路

更新时间:2021-04-24 16:56:37
作者: 胡翼鹏  
只可应用间接的实验法,即比较法,来探求支配人类社会的一般法则。比较社会学以社区为研究单位进行文化比较,主要包括历史上不同类型文化的比较,或现代各种社区的比较,以及在若干年限之内持续比较一个同质文化中各个地方的差异。比较社会学的实地研究步骤,是从考察最简单的低等社会入手,然后渐次进入复杂程度较高的社会类型,而每一个被考察的社区即是一个试验区。拉·布朗强调,唯有应用比较法来考察一切文化,真正科学的社会学才有发展的希望和可能(吴文藻,2010:245)。

   紧承拉·布朗的功能主义立场,吴文藻一再强调,比较社会学与自然科学是等价的,社会学的比较法就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法,功能方法本质上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考察社会现象。比较社会学应用功能主义研究法,通过系统而精审的观察比较,以寻求社会文化领域内的一般法则(吴文藻,2010:253)。按照吴文藻的愿景,中国的比较社会学应用比较法对中国各地的社区进行细致而精审的考察,而由于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因此社会学就是社区的比较研究、文化的比较研究或制度的比较研究。吴文藻提出,中国的比较社会学必须建基于两项扎实的工作之上:一是介绍健全的理论和方法;一是提供正确的实地调查报告。理论与事实(即实地调查报告)互构共契,既可以使理论具有坚实的基础,也可以使事实具有科学的结构,所以社会学不仅仅是单纯的事实的科学,而且是必须以事实为根据的理论的科学(吴文藻,2010:4-6)。换言之,社会学不论是事实的科学还是理论的科学,都表明了社会学的一个本质属性,即社会学是科学。

   细审拉·布朗和吴文藻的表述修辞,他们所言的比较社会学并不是指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领域,而是强调社会学应当使用比较法实施研究,以获得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性。因此,尽管吴文藻未能从学理上阐明社会学的比较法与自然科学的实验法二者之间何以能够等量齐观,但是其说法的意图却在于竭力彰显比较社会学的科学性,尤其是在中国推广社区研究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等创建者就开始着力打造社会学的科学性,而直到美国社会学家将统计手段运用于社会学研究之中,才真正赋予了社会学以自然科学性格。然而吴文藻似乎并不看好致力于数字统计的社会学研究,而是竭力宣扬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才是科学的社会学研究。那么社区研究的科学性从何而来?吴文藻提出,社区研究在实地观察基础上进行的对照比较,就非常接近或类似物理学的实验法。简言之,比较法的科学性赋予社区研究以科学性。

   吴文藻刻意伸张社区研究的科学性,其实是为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品格正名。在中国社会学的早期阶段,对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学,或者说什么样的社会学才是有益于中国社会的,其实并不是一个十分明朗的问题。社会学中国化固然是一个大方向,然而在这个大方向之下,化什么、怎么化却是见仁见智。余天休注意到了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却没有拿出具体可行的实践方案(余天休,1922)。许仕廉的规划是借鉴国外的经典研究,重视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加强中国史籍资料的系统整理,最终建成适应中国社会的社会学课程体系(许仕廉,1925)。孙本文的思路是充分搜集并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材料,再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的经典理论,创建一种完全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孙本文,2011:298)。与注重历史资料和问卷收集的思路不同,吴文藻的路径是进行社区研究,通过深入考察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基层社区,以小见大、由点及面,最终认识中国社会的真相和全相,并由此推动社会学的中国化进程,建成中国化的社会学。在吴文藻看来,社区研究与革命家、改良家以及行政家急于求成的调查研究不同,这是一种“走远路”的办法(吴文藻,2010:462)。既然是“走远路”,则不能指望立竿见影发挥实效,与中国引进社会学的实用、急用要求有差距。反观当时风行天下的社会调查,社区研究多少有一些英雄气短,所以社会调查派自然而然地就被当作学术对手,成为社区研究彰显学术特质和优越性的标靶(吕文浩,2008:93)。

   为了使社区研究在社会学学科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吴文藻除了借助拉·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为其社区研究造势,还将拉·布朗对社会调查的含蓄批评进一步发扬光大,以此表明社区研究是独具科学性的。他一再声称社会调查家、社会服务家如何如何,又宣称社会学家怎样怎样,两厢对照,话里话外将社会调查排除在社会学之外。社会调查在认识中国、改造社会的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些力不从心的缺陷,而在吴文藻及其同道看来,这些缺陷正是社区研究能够有效避免或克服的。拉·布朗声称社会调查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文件的汇集,而比较社会学却能够对所研究的社会提供一种寻常社会调查无法企及的“内察”(拉·布朗,2002:302)。吴文藻也刻意将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区别开来,再三强调社区研究的优越性:社会调查只是社会生活见闻的收集,而社区研究是通过对社会事实的考察来验证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假设;社会调查是社会服务家为改良社会而做的浮泛调查,而社区研究的目的却是要发现社会、认识社会和解释社会;社会调查侧重于定量分析,而社区研究则强调深入社区,所求材料不求大而求全,注重资料的定性分析;社会调查所了解的社会是横断面,是局部的静态结构,而社区研究把社会生活理解成纵贯的、连续的、全型的和动态的过程(吴文藻,2010:206、435、448、451、464)。

   吴文藻郑重划定社区研究与社会调查的差别,意在维护社会学学科的科学性和纯粹性,即调查研究并不是想当然地、随时可以轻易上手的信息搜集活动,社会学也不是常识的集中营而是一门科学。那些社会调查只是以数字游戏呈现生活见闻,于深入了解国情、认识社会无益,于建设社会学的科学性则有害,所以不能归诸社会学学科。因此,吴文藻一方面将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研究并列对举,视之为直接观察现代社会的两种不同方法,另一方面将其倡导的社区研究划入比较社会学范畴,宣称社区研究属于社会学研究,有些以社会学之正宗或正统自况的意味。当然这种刻意贬抑社会调查的立场并非客观。

   另外,吴文藻还反复强调社区研究者的专业素养与能力要求,也间接表达出他对社区研究之科学性的期许。在阐述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与主张时,吴文藻强调,“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吴文藻,2010:4),将专业人才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必备条件。在解析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时,吴文藻认为,社会科学的实验比较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严格控制实验条件,至多只可以将被调查对象施加一定控制之后,“由受过充分训练的研究员,来作精密的实地观察”(吴文藻,2010:254),特别强调只有受过充分训练的研究员才能驾驭实地试验法。在规划中国社区的研究框架时,吴文藻主张,应当效法人类学家的驻地研究,运用社会学的“局内观察法”进行实地的精密考察,特别说明局内观察法必须“由受过严格训练的人来应用”(吴文藻,2010:464),否则不能获得有价值的资料。

   吴文藻一再强调的“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受过充分训练的”“受过严格训练的”人才,并非一般意义上能够实施调查研究的人才,而是具备科学素养、能够进行比较实验的社会学专业人才。由此,研究人员的高标准,彰显出社区研究的严要求,从而也间接表明了社区研究的科学性。如若科学的社区研究能够深入开展实施,并发挥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真相与全相的实效,在吴文藻看来,也就意味着社会学彻底中国化了,或者说中国化的社会学真正建成了。

   五、吴文藻之“化”的本真内涵

   最近几年,关于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到底是伪问题还是真问题、究竟应当窄化还是应该宽化,多位社会学人各抒己见,展开了新一轮商榷论辩(谢宇,2018;翟学伟,2018、2020;王小章,2020;周晓虹,2020)。大体而言,学者们论辩的焦点问题归根结底仍是“化”的问题——何为化、何故化、何由化等等。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化”的理解和界定颇不一致,导致本土化、中国化成为一个内涵与外延极为丰富多样的范畴(周晓虹,1994;叶启政,2006:98;汪琪,2016:7),就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思想与实践而言,目前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五种不同的理想类型(李宗克,2015:96;谢立中,2017)。由此可以预见,这一轮商榷论辩最终仍将难以根除分歧。纵观多年来关于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商榷论辩,在广度与深度不断得以拓展的同时,论辩引出的诸多连带议题也使得“化”本身变得更为繁复。在山重水复之际回望历史,再认识孙本文、吴文藻那一代学人的中国化思想与实践,或可化繁为简,为我们重新理解和认识“化”开拓新的思路。

   正如前文所示,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立场——“试用假设始,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与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的方法论理念别无二致,而且吴文藻并不讳言化用、沿用功能学派的立场和宗旨。既然来自西方社会学的功能主义方法和理论并未改变,而是继续作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与假设,说明从西方社会学到中国社会学并不是在理论与假设层面发生转化和转换。既然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假设被吴文藻继续用作社会学中国化的立场和宗旨,那么西方社会学被“化”了什么?细究吴文藻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表述,“理论和事实糅和在一起获得新综合”,其中的“新综合”应当就是“化”的最终成果。在“理论+事实=新综合”这个格局中,理论是一个未发生变化的恒定项,则造就新综合的关键因素是事实,即真正发生转化的因素是经过理论渲染的事实。换言之,吴文藻将西方社会学划分为理论与事实两个部分,运用功能主义社会学原理开展本土社区研究,保持外来的功能主义理论不变,而理论施用的对象则由域外事实改换为本土事实。因此,社会学中国化之“化”的核心与关键是中国社会事实。由是,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思路是,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西学理论作为认知工具,帮助研究者分析与解释中国社会事实,而本土事实只有借助域外理论才得以最终呈现与澄明。因此,吴文藻所谓的“化”,就是借助域外理论“发明”本土事实,经由本土事实“接洽”域外理论,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创造,改变西方社会学的某些旧元素,增加中国社会事实的某些新内容,两者“糅和在一起”,最终从量变到质变,“获得一种新综合”,按照吴文藻的愿景,这就是“化成”,就是社会学中国化,既是西方社会学转化的过程,也是化成中国社会学的过程。

   其时创建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理论的诉求还未提上日程,吴文藻也没有表现出建构中国本土理论的明确意图,他的首要目标是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来认识中国社会,使域外理论与本土事实互构共契,并在中国建立起比较社会学,实现他所设想的社会学中国化愿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诉求和相应的认知状态,超越具体时空情境去评判前人的思想与实践,难免会产生不合实际的拔高或不切实际的苛责。我们不应以当下的理想诉求来衡量前人的成果,要求前贤做出超越时代的成就;也不应当将当下的宏伟目标投射到前人身上,假借前贤的成就为当下的目的背书。实际上,吴文藻的中国化理念与他的落实行动,很难说是完全自洽圆满。他要求理论与事实相互校验,但他对功能主义理论和方法似乎并未有过明确质疑。他希望在社区研究中贯彻他的中国化思想,但他似乎并未亲力亲为开展社区研究。不过,即便如此,这些微瑕也丝毫无损他在社会学中国化探索方面的积极影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果将吴文藻的“试用假设”理解为吴文藻对西方理论不信任、怀疑或警惕等立场,其实是一种误解或误读。按照吴文藻的提示,“试用”是功能学派的研究原则,也是他本人欣赏认同的方法准则。因此,吴文藻的审慎态度并非出于西方与中国的差异问题,而是顾虑理论与特定社会事实的契合问题。或者说,吴文藻警惕的不是西方社会学,而是具体理论工具与特殊社会事实的契合程度。从吴文藻的思想主张和学术实践来看,他并不排斥西方社会学,而是将其作为认识中国社会的工具箱,尽力从中挑选出符合自己需求和口味的理论工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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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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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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