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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翼鹏: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思想的内在理路

更新时间:2021-04-24 16:56:37
作者: 胡翼鹏  
吴文藻最终选择了功能学派。功能学派的核心思想是,不论是社会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抽象的社会存在,还是工具、器物等具体的物质存在,都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即具有特定的功能。任何一种文化要素与其他文化要素都是彼此关联、互相作用的,不同文化要素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共同维持整体社会系统的有序运转。探求不同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分工合作机制,即是功能学派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吴文藻认为,功能学派是理论与方法兼擅、富有独到见解的学术流派(吴文藻,2010:202),其思想主张对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和调查,具有非常积极的引领和借鉴价值。因此,自1935年起,吴文藻开始重点引介宣传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盛赞功能学派是社会人类学中最先进、亦是其时学术界中最有力的一个学派,声称功能主义是一种普适的理论方法和时代精神(吴文藻,2010:209)。

   正是由于这种深度认同和由衷欣赏,功能学派对吴文藻影响深刻,特别是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方法,是其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其社会学中国化的理念立场与实践取向深受拉·布朗和马氏的影响。在吴文藻看来,功能学派最大的贡献是实地研究方法论,以及综合描写民族志材料的技术(吴文藻,2010:225),其中方法论是他最为倾心的内容,所以借用为实施调查研究的方法准则和立场。吴文藻引述马氏的话说,“功能的方法,自实地工作始,以实地工作终”(吴文藻,2010:211),又认定拉·布朗的方法论也是“以实地研究始,以实地研究终”(吴文藻,2010:239)。实地研究就是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现场,通过参与观察、互动交流,来体验、理解和记录研究对象的生活状况。人类学曾经是“摇椅里的学问”,人类学家坐在书斋里,借助历史文献或二手资料,拼接原始部族的生活画卷。而马氏、拉·布朗借鉴前辈学者的实践经验,走出书斋转向生活,与原始部族长期共同居住生活,亲自观察、体验、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和文化,自始至终全部研究工作都在田野现场完成。相对于历史文献和二手资料,实地工作所获信息更为真实准确。因此,吴文藻不仅接纳了马氏、拉·布朗的实地研究方法论,而且沿用表述马氏、拉·布朗之方法论的修辞和句式,来表述自己的社会学中国化主张,其“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与马氏、拉·布朗的“实地始,实地终”理念一脉相承。

   当然,吴文藻的“假设始,实地终”立场是对马氏、拉·布朗之“实地始,实地终”原则的中国化改造,即增加了理论假设维度,而且在逻辑序列上是理论假设先行,实地证验随后,凸显出理论假设在调查研究过程中的引领地位。不过,这一中国化改造亦与马氏、拉·布朗的思想主张不无联系。马氏强烈反对“崇拜事实,躲避理论,搜求古董”的取向,提倡兼用事实与解释的叙述法,将理论性质的抽象描写与真实事实的客观陈述融合在一起(吴文藻,2010:220)。与马氏兼顾理论抽象与事实呈现的立场一致,拉·布朗同样主张理论与实地研究必须相辅而行,理论研究必须兼顾应用价值(吴文藻,2010:248)。吴文藻称赞马氏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拉·布朗的《安达曼岛人》是两部划时代的经典著作,两书的突出优点是“使完善的理论观点与精细的实地观察打成一片”(吴文藻,2010:215),有效克服了此前人类学家割裂观察与假设而偏执一端的流弊。

   总之,吴文藻明言其方法论立场来自功能学派,并一再强调功能学派的方法论“起始是实地工作,至终还是实地工作”,“理论必须依据事实,事实必须符合理论”(吴文藻,2010:203)。其“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理论与事实糅和在一起而获得一种新综合”的说法,与功能学派的理论假设与实地观察交互建构、往复前进的方法论立场,不仅遣词造句极为相似,而且在精神实质上并无不同。

   三、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促使吴文藻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命题的两个因素,无论是对欧美社会学的“食洋不化”,还是对数据统计的“偏执误信”,其实都与中国社会学所涉的“材料”密切相关。“材料”事关重大,它决定着社会学的学习、研究与应用究竟是“关心谁、为了谁”的大问题。因此,关注材料问题、解决材料问题是其时许多中国社会学家特别倾心的工作,也是吴文藻力图从根本上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关键。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的部分社会学家“有鉴中国社会材料之缺乏”,于是组织成立了北京社会调查社,“专实地调查北京社会情形”(记者,1925)。孙本文在其《社会学原理》一书的例言中向学界朋友致谢,特别感谢他们帮助自己“对于社会学材料之讨论”(孙本文,2012a:2),并对自己在《社会学原理》《社会心理学》以及《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等著作中能够尽量使用中国本土材料颇为自豪(孙本文,2012b:474),甚至认为由于大量使用历史资料与古典文献,《社会心理学》已经相当中国化了(孙本文,2011:138)。而杨开道为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所写的简短序言中,有近半文字谈论材料问题,尤为批评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几乎成为一个只用美国材料,而不用中国材料、不用欧洲材料的趋势”(杨开道,2005:1)。

   在民国社会学家们的学术话语中,“材料”一语是指社会事实、社会实际。当时社会学学人发掘的本土材料主要为两种:一是源自历史文献,一是来自问卷调查。将中国社会事实填充融汇到西方社会学理论中,乃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人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方式,然而吴文藻对这两种方式都不满意,认为应用中国史料来印证西方理论、借用西方问卷来填入访问资料,都不能充分反映中国社会实际(费孝通,1999c:377)。吴文藻希望另辟蹊径,寻找到更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事实和材料,以了解中国国情,认识中国现代社会的真相和全相,为解决问题、改造社会奠定基础。

   吴文藻开辟的新路径是,秉承功能学派的方法论立场,坚持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正如拉·布朗所言,“实地工作有了理论的根据才有科学的意义,理论有了事实的基础才不至于空泛”(赵承信,1936)。因此,吴文藻指出,一方面,若要使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发挥效用,必须首先使社会科学的理论得到充分的发展,而若要生成健全的社会科学理论,则必须进行大量系统的实地调查与研究;另一方面,若要深刻认识与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功能和变迁,只有进行全面系统的实地调查与研究,舍此之外别无他途(吴文藻,2010:464)。在吴文藻看来,实地调查研究既是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路径。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的事实材料,既有实用价值,可以给社会计划提供切实的数据;也有理论价值,可以给历史学提供可靠的现代史料。此外,通过实地调查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具体的调查对象,也可以触类旁通,深刻把握对与调查对象相类似的同类型对象,为社会改革家和社会服务者提供坚实依据。

   借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研究和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分析方法,吴文藻将实地调查研究聚焦于中国境内的各种社区。《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一文被吴氏弟子视为吴文藻提倡社会学中国化的代表作品。正是在这篇文章中,吴文藻将社会学中国化思想由一种理念设计落实为行动指南。“社区”是吴文藻及其弟子们对Community一词的创造性翻译,是在理解、转译英文原词基础上创制的一个新概念。在他们的用法中,社区以社会为参照系,社会是一个抽象的大概念,而社区是一个具体的小概念,社区是从属于社会的次级存在,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民构成及其生活形态与文化特质(吴文藻,2010:432)。因此,社区并非仅是一个地理区域指涉,更为核心的所指是其文化特质。文化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的总成绩,包括物质的、概念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环境,社区的文化特质主要是指社区之内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社会活动方式及其结果。吴文藻强调,社区之前冠以“现代”一词,重在明确社区的“时间性”,因而社区本质上是文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综合体。一方面,文化是历史的产物,社区生活离开时代背景就无从了解,所以对社区时间性的认识比地域性更为重要。另一方面,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脱离不了社会,所以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文化就发展到何种程度。

   由是,吴文藻尤为注重对社区之文化特质的考察研究,他的观点是,“明白了文化,便是了解了社会”(吴文藻,2010:339)。那么何以才能“明白文化”?根据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的启示,功能分析是理解文化的根本途径。因为任何一种社会活动,不论是风俗、信仰还是制度,都有其独特的功能,而且只有发现它的功能,才能了解它的意义。功能分析的逻辑过程是:首先,要以整体视角来审视社区,将社区视为一个由不同文化元素构成的统一体系,即在社区是一个整体的立足点上,来考察它的全部社会生活;其次,要以联系的视角来审视社区,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的,是这个统一体系的不同构成要素,若要正确了解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必须要从这一方面与其他所有方面的关系来探索穷究(吴文藻,2010:6);最后,要以综合的视角来审视社区,即风俗或信仰等任何一种社会活动的功能,就是它在社区这个统一体系的全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也就是其能够满足社区这个统一体系适应外部环境、维持内部整合的需要(吴文藻,2010:466-467)。

   根据吴文藻的观察体验,中西文化接触带来的西洋文化急速侵入,使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变动猛烈、新旧交替的时节,各种社会问题急需解决,其中核心问题是社会组织解体,因此社区研究既可以作静态的分析,以了解社会结构,亦可以作动态的考察,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兼顾社区的静态与动态两种状况,同时并进以全面了解社会的组织与变迁。吴文藻接受派克与拉·布朗的建议,主张中国社区研究主要应以村落为对象(吴文藻,2002:13;布朗,2002:304)。一方面,我国的乡村人口多、村落同质性高、便于考察:绝大多数中国人是终身在村落中生活的;在村落生活中潜伏着一种高度“有机的统一性”;村落是面积较小的社区,便于调查员在一两年内完成一种精密考察的工作(吴文藻,2010:469)。另一方面,根据科学方法论通则,研究任何同类现象都应先从简单处入手,而功能主义理论和方法适用于研究工业前期的各种社会(吴文藻,2010:463)。中国农村的组织结构简单,工业化程度较低,以村落社区为研究对象,既符合科学方法论通则,也与功能主义理论和方法恰成匹配。因此,村落是最适当的实地调查研究单位。

   按照吴文藻的设计,在中国不同地区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不同类型的村落,通过运用“拣样精察法”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再根据考察结果来分析判断不同地区之间社会文化的关系,然后再以国内各种社会文化类型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文化进行比较,经过反复比较检核,最终就可以得到中国社会的真相和全相(吴文藻,2010:464),也就意味着“现实的社会学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了。

   四、中国化社会学的学科愿景

   吴文藻积极宣传介绍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大力培养本土社会学人才,并深入开展农村社区研究,最终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进程,根本目标是建成能够有效认识中国社会的社会学学科,正如他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中的声明,出版发行该系列图书的宗旨之一,是促进社会学的中国化,以发挥中国社会学的专业特长,由此在中国建立比较社会学的基础。

比较社会学本是拉·布朗对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的重新定位。拉·布朗主张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开展社会学的实地研究,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吴文藻,2010:210)。在拉·布朗看来,比较社会学之所以能够被视作一种自然科学,是因为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一样受到科学法则的支配,社会事实的复杂性和社会研究的挑战性,并不足以证明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有根本不同。二者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人类社会中不能应用直接的实验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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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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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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