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红岩:从阐释学到历史阐释学:何为历史的“正用”

更新时间:2021-04-24 16:45:21
作者: 李红岩  

   内容提要:人类知识在最初起源时便与阐释结合在一起。名辩逻辑与形式逻辑分别是中西阐释理性的基础。中国传统阐释学具有非形式逻辑特点,以“象”阐释传统体现得最为鲜明。中西阐释学遵循着共同规律,但西方阐释学完成了向哲学阐释学的转型,中国传统阐释学则没有脱离经学范畴。中西古典阐释学均以技艺性的语文学阐释为学术源头与基础。中国传统经学分“阐”与“诠”两脉。“Hermeneutik”虽是古语,但可译为“阐释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历史阐释由客观阐释向主观强制阐释转移,导致其与历史学的客观主义原则断裂。碎片化的背后是此在哲学。历史研究的全过程,都是对历史的阐释过程。阐释的内在属性与规律,在历史研究全过程中都发挥作用。历史阐释受制于阐释对象的约束最强烈,其对话性及主体间性的特点最突出,公共性要求也最高。

   关 键 词:阐释/阐释学/历史阐释/公共阐释

   作者简介: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近年来,张江教授提出“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阐释逻辑论”“阐诠辨”及阐释的“正态分布”等议题,带动阐释学研究呈现热络场面。相关研究具有元学科的属性,内含构建当代中国本土阐释学的旨趣,因而吸引了文史哲各界学者参与。这里也谈一些笔者的思考。

   对阐释学的基本认识

   阐释学(Hermeneutik)虽是外来术语与概念,但作为专门学问,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文明区域,都是存在的,而且伴随着人类最初的知识活动、认识活动而产生、存在和发展。因此,阐释学在不同的文明区域必然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或样态,从而标识出知识形态、认知形式的差异。既然它还是发展的,就必然又会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从而成为学术史的研究对象,表现出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形态性或样态性变异关系。

   一般认为,人类知识来自以劳动为基础的观察活动。“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①这是对人类最初认知活动与知识形成过程的一个很完整的描述。其始点是“观”,包含外观、内观两面及抽象化、范畴化的环节。“观”与“看”作为认知活动的启动、知识的来源、判断的前提及行为的先导,在自然与身体的关联行为中完成主客之间的完整交融。“婴儿把每一件事物都与自己的身体关联起来,好像自己的身体就是宇宙的中心一样。”②此后,便开始了符号化亦即形式化的思维行程,从而构成一个阐释行为。因此,人类知识在最初起源时,便与阐释活动结合在一起。有“阐释”,就有阐释学。上古或前轴心时代的星象巫术占卜等是最原始的阐释学。伽达默尔认为,在柏拉图的《伊庇诺米篇》(一说为赝作)里,阐释学与占卜术同属一类。③夏曾佑说:“中国自古以来,即有鬼神、五行之说,而用各种巫、史、卜、祝之法,以推测之,此为其学问宗教之根本。”④

   不同文明区域内知识与思想形态差异最集中的体现,便是阐释路径、方法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阐释形态、阐释学形态的差异。此种差异最终在轴心时代固化,从而“构成了人类的世界宗教的信仰准则,以及人类的哲学解释的准则”⑤。就中西而言,它造成了名辩逻辑(中国)与形式逻辑(希腊)的分野。这两种逻辑分别成为中西阐释理性的基础,是中西两种阐释路径差异的基本标识。⑥东汉以后,中国的古典阐释学又逐渐补充了因明逻辑的元素。

   雅斯贝斯说:“希腊理性包含一种奠定数学和完美的形式逻辑之基础的一致性。”⑦康德说,逻辑学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已不允许作任何退步”,同时“它直到今天也不能迈出任何前进的步子”,因为它“似乎已经封闭和完成了”。⑧类似意蕴爱因斯坦也有过表达:“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⑨西方哲学阐释学的学理渊源与根基,正在于此。而形式逻辑在中国“一直较受冷落”。“中国人缺乏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几何那样的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体系,后来在明清之际也未能形成以假设和实验为中心环节的近代实验科学方法,从而落后于西方。所以从逻辑思维方式讲,中国人有不同于西方人的弱点。”⑩以至韦伯认为“逻辑学的概念一直与中国哲学无关”,“这意味着西方哲学里的所有基本问题皆为中国哲学所无”(11)。这当然是极端性的看法,但大体揭示了中西阐释路径差异的逻辑根源。

   名辩逻辑对中国哲学及传统阐释学的影响,集中反映在下面一段话中:“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12)中国传统阐释学的非形式逻辑路径,即表现为以象(隐喻、象征)卦(符号)辞(说明)作为表达意义和理解意义的中介,而文本(书)与语言(言)是意义的载体。这是中国传统阐释学的形式结构与范畴系统。伽达默尔认为,古代阐释学的核心是寓意诠释(allegorischen Interpretation)(13),这在中国的“象”阐释传统中体现得极为鲜明。经学中义理、心性之阐明,须经过如此非形式逻辑的论辩逻辑结构通道。

   伽达默尔这里所说的诠释,原文是“Interpretation”。他认为,这个概念不仅适用于学术,而且应用于艺术的再现(Reproduktion)。(14)这里要特别注意“再现”一词原文中是“Reproduktion”,而不是“Wiedergabe”(15)。艺术再现不被说成阐释或解释,而被说成诠释;也不被说成表现,而被说成再现,即对艺术作品所要达到的目标的兑现,是对受众审美确定性期待的契合。因此,伽达默尔以再现与诠释相对应,而不是用超出再现界限、具有“表现”成分的“Wiedergabe”(即接着给)去对应。伽达默尔用“再现”对应“Interpretation”,即说明Interpretation是“诠”而非“阐”。

   中西阐释学虽然形态不同、逻辑基础有异,但遵循着共同的学术规律。双方都经历了传统的古典阐释学阶段,都以对经典的理解而展开,都具有丰富的语文学阐释传统,都具有信仰的指向。总之,都是由相对简单向相对复杂的进境发展。但是,西方阐释学完成了向哲学阐释学的转型,而辛亥之前,中国的阐释学则始终没有脱离经学的范畴。代表中国传统阐释学的经学,照周予同先生1936年的说法,乃“动摇于民国八年五四运动以后,而将消灭于最近的将来”。其后,如果还存在经学,也会发生整体形态的改变,即转变为“以治史的方法治经”。(16)“五四”后,中国阐释学确实保持了“以治史的方法治经”的基本特色,但依然没有生长出本民族的哲学阐释学。直到近年,建设具有本土属性的哲学阐释学才获得高度的理性自觉。

   强调了中西之间的差异,还要回到双方的统一性上。“所有事实都赞同人类是单种系起源,而反对人类是多种系起源。”(17)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服从于精神的共同性、共通性与普遍性。伽达默尔在分析兰克的史学思想时说“所有历史现象都是大全生命(Allleben)的显现”(18)。郭沫若说:“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19)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致的立论基点。钱锺书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20)。“心理”即精神,“道术”即方法。不同文明所共有的阐释活动,必有其最基础的可公度值,差异性只能在此之下。Hermeneutik的最大可公度值,就是“解经”。在西方是《圣经》,在中国是五经。因此,脱离具体语境,Hermeneutik是一个一般性(Universal)概念,包含解释(Erklrung)、诠释、释义、注疏、解经等层级或部分。每一部分与层级,都包含不同的学派与人物。

   中西古典阐释学最突出的统一性,在于均以技艺性的语文学阐释为学术源头与基础。在西方,伽达默尔认为,神学-语文学的阐释学与法学阐释学区分开来,始于1654年J·丹恩豪威尔的《阐释学》。(21)可见,神学阐释与语文解释既各有单独线路,又结合在一起。直到施莱尔马赫,两者才开始脱离技艺学格局。所以伽达默尔又说,教父时代的神学阐释学与宗教改革时代的神学阐释学依然是一种技艺学,也就是服务于语文学家实践或神学家实践的技艺学。(22)阐释《圣经》的解经四则,第一条即为校勘文字,亦即根据所谓“直接意义”进行注释。其次才是阐明道德、探索寓意、宣示神意。希勒尔(Hillel)的解经七准则、以利沙(Ishmael ben Elisha)的解经十三原则,其最基础的部分都是语文性的。总体上,西方的古典阐释学乃围绕七个步骤或内容展开,即文字考证(小学、训诂学)、语言评断(文体学)、文献鉴定(文献学)、源流评断(史源学)、形式评断(文化形态研究)、编辑评断(文本结构研究)、历史评断(史学)。这与中国经学的注疏规则几乎一致。中国的古典阐释学始终与语文阐释结合在一起,无论汉宋,有偏重而无偏废。“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23)但是,语文性阐释毕竟只是阐释活动的基础部分。由于阐释者身份、知识结构、情趣爱好、志向高低的差异,他们会专注、偏重或停留在某个特定的阐释对象与步骤上,从而形成门户或流派,但义理阐释同样以语文性阐释为基础。

   语文性阐释的核心对象是“经”,其核心特征是权威性与神圣性。因此,将“Hermeneutik”译为“经学”,亦无不可。(24)中国传统经学乃至整个思想史,借助张江关于“阐”与“诠”的分疏(25),可以明显地区别为两大阵营:一派以“阐”为特征,注重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以发明义理为旨归。今文经学、宋明理学是其代表;另一派以“诠”为特征,注重文本意义的确定性,以揭发源流为宗旨。古文经学、乾嘉汉学是其代表。今文经学以义理为核心,属于阐。古文经学以史学为核心,属于诠。如此区隔,历史上诉讼已久的所谓汉宋之争、门户之别,即可豁然开解。当然,“阐”中有“诠”,“诠”中也有“阐”。

   提炼中西阐释学传统中所蕴含的内在统一性(即一般性),意在形成新的理论,以之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再以之考察中西阐释学史,这同样属于阐释循环。作为理论研究,它在学术史研究的基础上实行概念、范畴与理论的重建,实现有来源的理论原创,构造新的阐释学规则与框架。张江提出的“公共阐释论”(26)与“阐诠辨”,前者属于理论研究,后者属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学术史的基础。这与伽达默尔的学术进境是一致的。伽达默尔说,他对阐释学史的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准备性的、构成背景的任务”(27)。“阐诠辨”显然属于同一性质。

这里还需要回顾伽达默尔对西方阐释学史的基本看法,以澄清“Hermeneutik”的确切中文译名。钱锺书将其译为“阐释学”,汪荣祖认为这一译法“胜于常译之‘诠释’”(28)。伽达默尔认为自古以来便存在神学和法学阐释学,故他将阐释学的早期形式追溯并定位到《荷马史诗》的故事年代。不过,他又说阐释学产生于近代,从宗教改革运动开始,经过启蒙运动,至浪漫主义时代而兴盛。因此,他考镜阐释学的源流,以“历史学派的浪漫主义遗产”为真正始点。从浪漫主义阐释学开始,“Hermeneutik”开始具有“理解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的意义,从而突破了“理解是主体的行为方式”的传统意义。伽达默尔清楚地表明,“Hermeneutik”是一个“具有古老传统”的术语,原本并不具有“理解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的意义,那么,他何以还照样使用这个“已引起某些误解”的老术语呢?他的回答是:“我在我的语境中所使用的概念都通过它们的使用而重新得到定义。”(29)借恩格斯的话说,即这个词的意义不能“按照来源来决定”,只能“按照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来决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6201.html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