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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义:大唐气象与文化自信

更新时间:2021-04-23 07:05:54
作者: 刘绪义  

   辛丑牛年河南春晚上的舞蹈节目《唐宫夜宴》成功“出圈”、惊艳四方。该节目力求将盛唐的风采和少女的灵动搬上舞台,再现盛唐时期的大国气象和以“唐三彩”为代表符号的唐韵之美,令亿万观众神往。大唐气象,说到底是由文化自信铸就的。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所谓文化自信,本质上就是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对未来的信心。历史表明,越开放越包容,越包容越自信,越自信越进取。这种文化自信,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精神财富。

  

  

  

   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

  

   唐朝是承续隋朝而建立的,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就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新唐书》记:“隋文帝独孤皇后,高祖之从母也”),李渊袭封唐国公、太原留守。隋朝的建立结束了少数民族长期混乱中原的历史和长达270年之久的国家分裂。统一给民众带来的心理变化是巨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经过大冲突、大碰撞、大交融,形成了为大一统政权服务的新文化体系。其中心便是三教并行,多元、混合的意识形态。因此,在这一新生政权的面前,呈现的是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

  

   隋朝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暂,却为唐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文帝一面大力扶植和提倡佛教,改革佛教的管理,集政教于一身;一面从实用主义态度出发,要求儒学直接服务于社会,以快出人才,出可用之才。隋炀帝本身好学,又有文才,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尤其重视江南文化,为南北文化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唐朝建立之初,秉承隋代风气的余韵,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除了各地武装割据,重建统一秩序,恢复经济,安定社会,带来了民族大融合,营造出颇具生气的帝国局面。唐都长安成为世界最大城市,西域商人、日本遣唐史、朝鲜半岛各国留学生云集于此,据史家研究,前来朝觐、留学、进行学术交流和经济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真正是世界之中心。

  

   大唐疆域广泛、幅员辽阔,以开放的胸怀吸引各国来的人才,不少外国(族)人还在大唐做官,有的甚至成为名将,如李楷洛、李光弼父子(契丹人),安禄山(康居国人),哥舒翰(安西龟兹人),高仙芝(高丽人)等,同样,突厥贵族、新罗人在大唐做官也都备受优待。

  

   李世民非常自信地总结了自己一生文武兼备、仁爱公信:“我提三尺剑,数年之间,正一四海,是朕武功所定也;突厥强梁,世为纷更,今乃袭我衣冠、为我臣吏,殊方异类,辐辏鸿胪,是朕文教所来也;突厥破灭,君臣为俘,安养之情,同于赤子,是朕仁爱之道也;林邑贡能言鸟、新罗献女乐,悯其离本,皆令反国,是朕敦本也。酧功录效,必依赏格;惩恶罚罪,必据刑书。割亲爱、舍嫌隙,以宏至公之遗,是朕崇信也。”(《唐会要》卷七)李世民“华夷一家”的自信,是对其武力与德惠兼施的治理方针的自许,昭示了以大唐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由此形成。

  

  

  

   唐代承续隋代的制度和文化政策,思想上以儒家来维系政治结构和社会组织,同时,唐代皇帝认亲老子,追认其为李氏的祖先,科举考试中把《老子》一书列入其中,官员必须读《老子》,道家享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地位;唐玄宗还将《老子》列入学官,有不少名臣就是通过“道举考试”得以出仕。另外,唐代还承续了南朝时流行的佛教,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三大宗派。尤其是在初唐时期还发生了一起著名的佛教事件: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一位叫玄奘的和尚从长安出发,步行前往印度取经,历时17年,经历千辛万苦,其故事感动了当时的中国。

  

   文化上的兼容并包政策,造就了唐朝士人的包容心态,许多士人自由出入儒道释之间,他们的思想开放,精神富足。以诗歌为例,初唐的诗歌创作,主要是以唐太宗李世民及其群臣为中心展开,尽管梁陈宫体诗仍然是初唐诗歌的主流,重辞采声律,感情的纤弱、诗风的绮靡仍有很大影响,但是统一的新时代、新气象,启迪着诗人们寻找新的道路、新的表现方式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有的诗人有意识突破了宫廷诗的范围,把视野打开,将诗歌题材和内容伸向诸如离别、怀乡、边塞、市井、自然山水、理想抱负等,有的诗人多述怀言志或咏史之作,内容刚健质朴。如王绩、杜审言、宋之问等人的诗中出现一种质朴清新、宁静淡泊的境界,积极进取的精神。“初唐四杰”骆宾王、王勃、杨炯、卢照邻的诗,重视抒展一己之情怀,作不平之鸣,因此在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种昂扬壮大的情感气势,有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现实意识、生命意识和宇宙意识,在陈子昂、张若虚等初唐诗人那里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反映了初唐士人的精气神,眼界和胸怀非前人可比,他们注重生命体验,重视干预现实,开创了有唐一代的诗风,奠定了律诗的范型。这以后,诗歌更成为科举取士的重要内容。到了盛唐时期,各类诗人更是繁星闪耀,遍及社会各个层面,各显才华,各竞风流。

  

   到中唐时期,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之称的韩愈,又打起复古的旗号,引领了一场社会思想文化运动。韩愈认为,儒家的道统自孟子以后中断了,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汉儒以来的经学传统。因而,他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挽救世风和社会危机。以道统论为新思想,以古文运动为载体,以反对崇佛为武器,以弘扬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由,培育健康的精神生活为号召,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实际上是一场“儒学+文艺”复兴运动,展示出强烈的文化自信。

  

  

   与世界的交流和国力的强盛提振了唐人的文化自信

  

   唐朝人的文化自信离不开强大的国力特别是经济的支撑。唐朝经济实现了类似于今天的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两相结合的双循环模式。

  

   内部,唐朝实行土地公有制,即授田制,历史上叫均田制。隋朝末年因为战乱产生大量无主田地,使均田制得以施行,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农业的发展。政府依户籍授田,区分公私两区,公私折中。连和尚道士、尼姑女冠都有授田。土地买卖的限制也有所放宽。同时,唐朝还实行职分田、公廨田和公廨钱制度。职分田就是将一部分土地授给士兵和官员,士兵依靠种田取得军费(府兵制),官员根据职分在职分田内领取俸禄。公廨田是为保障地方官员的生活和幸福感,按官署等级划出一片田地供官员租给农民耕种,以所收地租充作办公经费。这种自给自足式的养兵养官模式虽然有弊端,但确保了政府财政收入和官员的需求,也有利于生产力的复苏。

  

   财税制度上则实行与授田制匹配的租庸调法。租庸调按丁征收,政府为民置产,因其产而缴税,没有重征累民之弊,又防止兼并之风。同时,土地与户籍挂钩,开征户税和地税。地税是按调交纳粟、麦、稻二升,充实义仓;户税则根据户内丁男多寡分成九等开征。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严重,逃户增多,财政出现危机,唐肃宗时宰相刘晏实行赋税制度改革;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将租庸调法改为两税法,按田亩的多少收地税,按户等的高低抽户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唐朝整体税负较低,大约只有隋朝的三分之二,相当部分财富集中在民间。

  

   唐朝农业发展较快,粮食产量有了较大增长,天宝八载(749年),官仓存粮达9600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时的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每斗价仅十三文。饮茶的习俗,从南方传到北方,逐渐普及,唐代中期建立茶税,成为重要的税源。手工业有了官营和私营之分,唐代主要手工业有纺织业、陶瓷业和矿冶业。丝、麻为主要纺织对象,白瓷、唐三彩等特色陶瓷业发展成熟。金银器制造业汲取了西域的一些技术有了长足进步。

  

   交通方面,陆路以长安为中心,水运以洛阳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运河贯通南北,驿站、邸店(相当于物流中心)成为重要的配套设施。出现了城市商品经济和长安、洛阳、苏州、扬州、广州、成都等商业中心。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雏形“飞钱”出现。尤其是江南经济持续发展,开始超越黄河流域,一枝独秀。即使是“安史之乱”后,华北残破,但唐政府仍可以依赖江南经济而持续其统治。

  

   更引人注目的是旅游成为唐代人满足精神文化生活的一种需要。官员宦游,富商市游,僧道玄游,士人漫游,平民郊游,形式多样。由于唐代社会氛围相对宽容,节假日众多,鼓励休假游乐,因而出现了许多旅游达人,如唐玄宗、李白、刘禹锡等。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节假日郊游,成为唐代一景。由于严格的户籍管理,唐朝政府“斥远游,主近游”,因此,城市的人文景观,周边的自然山水成为人们郊游的好去处,“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活跃了旅游经济。唐朝甚至还出现女性游乐的风景,女性出游之风遍布了都市和乡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是由于男女平等的风尚显然激发了女性的自信。唐诗中不乏丈夫对妻子的关怀,女性争取爱情的例子也并不鲜见。

  

   对外,唐代海外贸易兴盛。从广州经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达印度、锡兰、再西入波斯湾、亚丁及红海地区的航路,成为主要运送丝绸的海上丝路。《新唐书·阎立德传》记载:贞观年间阎立德在洪州造“浮海大船五百艘”。唐代海外交通所能抵达的范围,已及于新大陆发现之前的世界大部分地区,犹太人、波斯人以及阿拉伯人等中东商人纷纷来唐经商。唐朝江海沿岸的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扬州等城市,因海外贸易的繁荣,快速兴盛起来,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政府特别设置“市舶使”,管理蕃船的进出以及征税事务,不仅尊重外籍商人的习俗和信仰,而且一些境外货币还可以在唐朝流通。有研究表明,直到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仍然有12万人以上。陆上丝路在汉代基础上继续向南北扩展,唐代贾耽《皇华四达记》中记载有安东道、渤海道、大同云中道、回鹘道、西域道、天竺道、吐蕃道等10余条商路,直到“安史之乱”才被迫中断。经济“外循环”与“内循环”互相促进,扩大了唐朝与世界的交流和国力的强盛,提振了唐人的文化自信。

  

   天生我材必有用,愿得此身长报国

  

   唐朝的建立最初是依靠关陇贵族势力的支持,统一后,唐太宗为巩固政权,一面打击关陇势力,一面兴科举起用寒族士子。这样,门阀制度的衰落,科举制度的初兴,迅速激发起士人上进之心。

  

虽然唐朝承续了秦汉以来的身份等级制,并且形成了严格的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但是,到唐朝中期,由于商业的发展,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强,不服法令自动迁移者越来越多,成为政府关注的一件大事,人称为“逃户”。大历元年(766年),唐政府不得不承认逃户的合法性:“逃亡失业,萍泛无依,时宜招绥,使安乡井。”因此,人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造成“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社会对富人的容忍度大大提高,富民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士”主要就在富民阶层中兴起,地方精英、文官家族,大部分来自富民,士转型成为世家大族。新兴士阶层之崛起,出现新型伦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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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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