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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青: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更新时间:2021-04-23 06:47:31
作者: 赵春青  

  

   1928年发掘殷墟揭开了用考古资料探讨中国早期文明的序幕。但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展开的, 可以划分三个阶段:早期阶段,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研究的热潮阶段,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新进展与新问题阶段, 2000-2011年。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 开展文明起源研究的主力军只能是考古学, 田野考古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对国外考古学研究文明起源的成果缺乏深度了解也阻碍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进行。目前已有学者自觉地认识到要主动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探源工程, 相对而言在专项研究上, 容易得出新的认识, 可是在宏观上做总结性的概括则有待不断地解读、探索。

  

   中国人很早便有四千年文明史的说法,那是从文献记载夏代的始年算起的。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要早于夏代是不言而喻的。可是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鼓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文明西来说,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中国学者因疑古书而疑古史,虽说动摇了流行两千多年的五帝夏商周帝王世系说,却有意无意地造成东周以上无古史的尴尬局面。光破不立,显然无助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随着考古学的传入,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考古学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1928年发掘殷墟揭开了用大型聚落遗址类考古资料探讨中国早期文明的序幕。不过,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殷墟遗址的发掘是为了证明商王朝的存在,并不是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在史前研究领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者的主要精力是究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和甘肃地区仰韶文化与河南仰韶文化的关系这两个基本问题[1],也谈不上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因此,我们说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展开的。

  

   新中国成立不久,郑州商城的发现使商代早期的文明昭示于天下,紧接着,早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更早的龙山时代、仰韶时代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使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探索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遗存当中,并取得了越来越深入、全面的认识。

  

   纵观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早期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立即恢复了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1950年春,在洹北发掘区的武官北地王陵区发掘了一座带两个墓道的殷代大墓(编号50WGKM1)[2],丰富了殷墟的时代晚期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从1952年发掘郑州二里岗遗址[3],最终确定了早于殷墟小屯文化的二里岗文化,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它可以分为二里岗上层和下层两个阶段,是为早于殷墟文化的时代早期文化。1955年秋,在商代遗址中部首次发现了商代城墙,最终发掘出比安阳殷墟还要早的、规模宏大的商代城址[4],尽管学者们对该城是商汤都城还是仲丁隞都有不同看法[5],但它是一座商代早于殷墟的都城级别的都邑遗址,体现了较高的文明,则是毫无争议的。这就从考古学材料上把中国文明史往前推进了好几百年。

  

   中国人探索文明起源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在商代。1959年,徐旭升开展豫西考古调查,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寻找夏墟[6]。他坚信文献记载的夏朝应该在豫西晋南一带,他终于发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翌年,就进行正式发掘,最终确认了比郑州商城年代更早的二里头文化,特别是较大规模地发掘二里头遗址,发掘出第一、二号宫殿遗址以及大量遗迹墓葬和珍贵的各类文物[7],这样,大家同意至少在二里头文化晚期,这是一座都城级别的遗址,它建有大型的宫殿建筑和10000平方米以上的铜器作坊遗址,这种迹象表明,二里头文化特别是它的晚段已进入文明时代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二里头遗址是商还是夏还是先夏后商,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8]。直到1983年在洛阳偃师县城西边、西距二里头遗址不远的尸乡沟,发现一座晚于二里头而与郑州商城年代相近的大型都城[9],二者位置接近而文化面貌不同,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相近,只能属于商文化系统,二里头文化则不能同属于商文化,因此,连原本认为二里头为商代汤都的学者也转而承认二里头遗址为夏都[10]、二里头文化主体为夏文化[11]。

  

   二里头遗址自发现以来,经过多年的发掘,已出土用青铜做成的礼器、兵器、工具和装饰品,拥有大型的铜器作坊,拥有规模宏大的宫殿,因此,二里头文化,至少是它的晚期已经进入文明的阶段,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12]。

  

   在河南中西部地区,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是王湾三期文化,也有人叫中原龙山文化(或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13]。那么,龙山文化有没有可能发现更早的夏文化呢?1977年上半年,安金槐根据文献记载,在颍河上游进行考古调查,最终在传说为王城岗的地方发掘出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小城堡[14]。那时候,龙山文化发现城堡是不可思议的事,虽说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在山东日照城子崖遗址和河南安阳后冈遗址都曾发现过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墙,可是皆因不相信龙山时代会有城墙而未置可否。安金槐坚持认为这座面积仅1万多平方米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堡不仅有城墙,而且还发现了大片夯土基址、用人奠基的祭祀坑等,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禹都阳城。1977年11月,在河南登封召开现场讨论会,以夏鼐先生为首的会议参加者最终肯定了王城岗是城址[15]。1979-1980年,在传说为“太昊之墟”的豫东淮阳平粮台遗址,又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城堡[16],该城城内中间部位有用土坯砌筑的分间式房屋、炼铜遗迹和复式地下排水管道等,显示出较高的建筑规格。以后陆续发现的数十座龙山城堡促使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与龙山城址发现相媲美的是龙山时代墓地的发现。从1978年开始发掘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面积达300万平方米,那里的墓葬非常明显地分为大、中、小三类,其比例大约是1:10:90[17]。大墓不仅面积很大,而且随葬鼍鼓、陶龙盘、大石磬等大量高档次的物品,小墓的死者则一无所有,可见其社会已经存在等级分明的金字塔结构。

  

   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热潮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中国文明研究的热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已经发掘多年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83年发掘出一座特大型房屋,它有前堂、后室和东西两个厢房,有人称之为原始殿堂[18]。此外,大地湾还有几座中型房屋和数百座小型房屋,整个聚落呈现出分化的现象[19]。

  

   有偶无独,在辽宁,从1983年开始发掘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的牛河梁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晚期规模宏大的贵族坟山和祭祀中心。那里有许多巨大的积石冢,每冢有一座主墓,随葬大量精美的玉器,上面还有一些陪葬的小墓[20,20]。还有一座“女神庙”,该庙塑像大小说明其地位不同,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存在等级差别,郭大顺等认为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已进入原始文明阶段[21],苏秉琦认为当时出“已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22]。

  

   1983年,夏鼐先生在日本发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学术讲演,1985年,以《中国文明的起源》为名正式发行中文版。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他从殷墟的发掘开始讲起,接着一直上溯到二里头文化晚期。然后,他又讲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的形成不是一回事,文明的起源还应该到新石器晚期去追寻,而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主要是黄河中上游、长江下游和山东地区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他认为,中国文明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但并不排斥一些外来影响。这篇著作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经典之作,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文明,怎样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12]。

  

   就在夏鼐发表这篇文章之后不久的1986、1987年,在长江下游,良渚遗址群发现了反山、瑶山两处贵族墓地,出土了数千件精美的玉器,在一些玉琮上面刻划有可能为神徽的符号[24]。1987年,又发现了莫角山这座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台城”,上面有数万平方米的糊涂基址,推测应该是宫殿或宗庙一类大型建筑的地基[25]。张忠培认为良渚文化已经是进入国家时期[26],严文明认为是进入了初级文明社会[27],苏秉琦则认为是古国了[28]。

  

   在长江中游,湖北天门石家河发掘屈家岭文化时期的120万平方米的城址[29],这时期不断发现史前城址,致使史前城址的总数达数十处。其中,河南郑州西山[30]和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31]的年代接近公元前4000年,是现今所知道年代最早的城址。史前城址的大量涌现成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最亮丽的引导风景线,刺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向纵深处发展。

  

   鉴于上述这些重大发现,1989年苏秉琦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把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当作今后10年的大课题来抓[32]。1989年9月9日在《考古》编辑部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学术座谈会上,徐苹芳提出要把文明要素的起源与文明社会的产生相区别,而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入文明社会,在会上就有龙山文化中期与二里头文化三期等不同的看法[33]。

  

   到了20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了几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著作。如苏秉琦主编的《中国通史·远古时代》[34],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35]、谢维扬的《中国早期国家》[36]、王震中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37]和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38]等,其中,以苏秉琦的研究最具独创性和启发性。他在区系类型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被归纳为多元论的条块说和满天星斗说,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裂变、碰撞和融合,以及文明起源的过程:古文化——古城——古国。其成果集中反映在1997年《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书中的基本观点有三条:第一,中国文明是多元起源而不是由某一个起源中心然后向周围扩散;第二,既然是多元,在各地文明化进程的内容与方式是不一样的,应具体研究。第三,以中国之大,各个地方文明化的时间有先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比较靠前,在那里首先产生了夏商周文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后来也陆续建立了自己的文明。这些文明不是彼此孤立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组成多元一体的结构,这种结构乃是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中国的基础。

  

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当中,严文明的研究值得重视。他先是根据20世纪70年代及其以前的龙山文化及其同时代文化的发现提出龙山时代的概念[39],继而于1984年提出可把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时代的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一千年间归入铜石并用时代,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变的过渡时代[40]。1987年根据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和史前文化发展的特点,认为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已经形成为一种重瓣花朵式的格局。中原区好比是花心,黄河、长江流域的其他各区好比是内圈的花瓣,围绕这个圈子以外的各文化区则是外圈的花瓣[41]。1989年重新调整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在分期的基础上讨论聚落的演变和中国文明的起源过程[4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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