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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青: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更新时间:2021-04-23 06:47:31
作者: 赵春青  
1991年正式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是多元一体的,或者说是如一个重瓣花朵般的,而不是简单的多元化模式”,并倡导运用聚落考古的方法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研究[43]。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明确写道:“我想文明的起源应当有一个过程。仰韶晚期(包括大汶口文化和红山文化晚期等)大概就已经迈开了走向文明的步伐,龙山时代大概出现了许多酋邦或城邦国家,那大概也可以算是一种初级文明,到夏商则应进入了比较成熟的文明。”[44]这种三阶段划分法,后来有所改动[45],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末,严文明将中国文明的起源过程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相当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期、大溪文化的早中期和大汶口文化的早期等,年代为公元前4000-前3500年,这一阶段在一些较发达的文化中心,已率先迈开了走向文明的步伐。第二阶段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红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良渚文化、大溪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等,年代为公元前3500-前2600年,该时期文明化程度更高,文明社会的色彩更浓。第三阶段即龙山时代,年代为公元前2600-前2000年,文明化程度又提高一步,与此相关的还有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已进入文明社会。赵辉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明化的过程稍作调整,基本也持此三段论的观点[46]。

  

   关于研究方法,严文明早在十年前就提出,要以考古学为基础,实行多学科合作,以便进行多角度和全方位的研究中国文明起源[47]。

  

   三、新进展与新问题阶段:2000-2011年

  

   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以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改变了以往单干的局面,各地纷纷成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其中,北京大学率先成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并编辑文明研究《通讯》,组织出版了《古代文明》第1~6卷。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也编辑了中心《通讯》,出版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要览》,该书收集了20世纪发表的有关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分类摘编专著和论文约八百种,集中展示了20世纪中国文明研究的历史[48]。

  

   探源工程实施过程中,田野考古方面,以河南灵宝西坡发现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大墓和墓地,山西陶寺发现陶寺文化中期的墓地、城墙、所谓观象台和原始宫殿遗址,河南新密发现古城寨和新砦龙山文化城址,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龙山文化大城,浙江余杭发现良渚文化城址、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发现崧泽文化墓地等重要考古发现最具代表性。

  

   这期间,有关文明起源的著作新出了几部[49],其中,卜工的《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重点研究中国古代礼制在新石器时代的表现,他认为中国史前史的主要内容应是礼制,中国文明的核心问题正是礼制的形成和发展等观点似夸大了礼制的作用。

  

   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各种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如赵辉提出中国史前社会由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50],他还提出各地区文明化的道路不尽相同[46]。李伯谦也指出中原地区的文明化特点不同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国文明的模式至少可以分成王权为主和神权为主的两种模式[52]。王巍认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国大范围的气候变迁给中国各地区文明化过程带来不小的影响[53]。

  

   自严先生中国文明起源的三阶段说以来提出的最近10年,又有一系列的新发现,比如前文提及的西坡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大墓、良渚文化城址等,而且龙山时代又陆续新发现一些城堡,使得龙山时代城堡林立的景观更加突出[54]。尤其是在良渚文化大城确认之后,包括严文明、张忠培在内的多数学者都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回顾60年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现在我们认识到:

  

   (1)中国文明是本土起源的,这既有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也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关,形形色色的中国文明外来说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

  

   (2)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多元一体有核心。所谓多元是指中国文明起源不是从某一地区开始发生然后向周围传播而是在中原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西辽河流域等地各自发生,然后形成于中原地区的多元一体模式,不过,在多元起源当中,中原地区扮演了打熔炉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文明既是多元的又是有核心的,不是满天星斗或一盘散沙。

  

   (3)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中国文明的形成不是一码事。某些文明因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之前,可是初级文明社会的形成似乎只能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

  

   (4)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每位学者对这一过程的上下限和阶段的划分,不尽一致,我个人认为,或可把中国文明起源过程大致划分为起步阶段(公元前4000-前3500年)、古国阶段(公元前3500-前2600年)、邦国阶段(公元前2600-前2000年),此后,进入青铜时代的王国阶段(夏王朝时期,即公元前2000-前1700年)。

  

   (5)就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方法而言,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于摒弃以前那种从概念出发,先辨明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文明要素,然后再开始拿考古学材料往概念上套。现在普遍主张从各大文化区内部的考古学材料出发,总结出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然后,放到这个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背景中去总结、提炼出中国文明起源的特点、过程、原因、背景机制等,当然,这些难题都不可能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一个如此复杂、庞大的课题,虽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仍然面临着一道道待解决的难题。例如,关于原始城址的研究,目前发现的数十座史前城址,绝大部分都是仅仅画出了一个城圈而已,对于城内的布局和城外附属遗迹、聚落的研究远远不够,而史前城址大小不一、功能有别、有的为都邑,有的系围墙聚落,如果不开展长期、持久的发掘研究,是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

  

   关于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原地区的特殊性,其实质是宣扬新的中原中心论,可是,目前为止,无论是城址规模、出土遗物的技术含量和规格,夏商周所在的豫西地区内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当中不见比良渚、陶寺更高级的发现,这究竟是为什么?是考古工作没有到位?还是历史本来如此?

  

   开展文明起源研究的主力军只能是考古学,田野考古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夏代早期文明的确认之所以发生困难,就在于在夏代早期的地域内缺乏夏代早期文字、青铜器和规模宏大的城址的发现,尽管夏代早期都城已有线索,今后应该加大对豫西地区龙山文化、仰韶文化晚期的调查、发掘和研究。

  

   目前,在文明起源研究当中,已有不少学者自觉地认识到要主动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当时,怎么结合?这样才能克服考古学和其他科技手段两张皮的状况,仍需要很好的总结。探源工程,相对而言在专项研究上,容易得出新的认识,可是在宏观上如何就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地点、过程、原因等做总结性的概括,更不容易,有待不断地解读、探索。

  

   参考文献

   [1]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三联书店1997年, 第276~309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科学出版社1994年, 第16、108~109页。

   [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 科学出版社1959年。

   [4] 河南省博物馆等:《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 《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 文物出版社1977年。

   [5]安金槐:《试论郑州商代遗址——隞都》, 《文物》1961年第4、5期合刊;邹衡:《郑州都城即汤都亳说》, 《文物》1978年第2期。

   [6]徐旭升:《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 《考古》1959年第11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8]主张为早商者, 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1965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1974年第4期。主张为夏者, 见邹衡:《试论夏文化》,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1980年, 第95~182页。主张二里头一、二期为夏, 三、四期为商者, 如殷玮璋:《二里头文化初探》, 《考古》1978年第1期。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 《考古》1984年第6期。

   [10]赵芝荃:《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都邑》, 《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

   [11]高炜等:《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 《考古》1998年第10期。

   [12][23]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 文物出版社1985年, 第95、79~106页。

   [13] 赵春青:《中原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再分析》, 《洛阳考古四十年》, 科学出版社1996年, 第95~115页;韩建业:《王湾三期文化研究》1997年第1期。

   [1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 《文物》1983年第3期。

   [15]余波:《国家文物局在登封召开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 《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第23页。

   [1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 《文物》1983年第3期。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1980年1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 《考古》1983年第1期。

   [18]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 《文物》1986年第2期。

   [19]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上) , 文物出版社2006年, 第1~683页、694~702页。

   [2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 《文物》1986年第8期。

   [21]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 《文物》1984年第6期。

   [22]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 《文物》198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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