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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踏实认识乡村,再寻乡村振兴出路

更新时间:2021-04-22 07:02:39
作者: 刘守英 (进入专栏)  

   一、关键:人的去与留

   庄胜春:乡村仍然是个难题。这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还是有中国的特殊性?

   刘守英:一方面,跟我们的国情有关,乡村的人口规模太大。另一方面,我们此前的发展战略里,为了保证城市的发展,乡村一直是服务的功能。比如我们把农产品的价格压得很低,大量农民进城的基本福利、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来讲也没有很好地解决。

   庄胜春:前段时间您也回了家,我看您的文章里有一句话,说把这些年的很多思考串起来了,怎么理解?

   刘守英:这个串起来的核心就是,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一定要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系统来对待。

   如果仅仅是从现在看到的乡村的问题来解决乡村问题,是无解的。比如说现在乡村老人多,那就让年轻人回来。年轻人为什么要回来呢?产业不行,那就振兴起来。怎么振兴呢?资本为什么要下乡?

   城乡的系统一定是一个要素互通的系统。进城的农民工开始打通这个系统,但打通以后制度上的“墙”没有拆,大量的人口如果还得回去,农业的要素重组就不可能发生。

   庄胜春:去留到底应该怎么选择?政策的导向是什么?

   刘守英:比如说40后、50后、60后,这些人多数肯定是要落叶归根的,就不能按让他们在城市落下来的模式来考虑。

   很多70后没有从事过农业,对土地的感情也没那么深。其中已经跟乡村关系疏远,跟城市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更紧密的人,应该作为城市化的重点。已经回到乡村,不会再在城市落脚的人,则作为回村的重点,要分别做政策设计。

   庄胜春:这次疫情也看到乡村的“蓄水池”作用。

   刘守英:疫情是近期一次非常难得的实验。去年农民不出村,今年过年在城里待着,最好别回去。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因为在乡村待那么长时间,就准备在乡村从事产业。很多农民还是选择更好地在城市生活下去。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城市落不下来,最后虽不情愿但还得回乡村,乡愁的“愁”就变成忧愁了。把在城市生活的公共服务等问题都解决了,他们就能在城市待下去了。

   庄胜春:还有很多说法。比如希望年轻人回到家乡,是因为建设家乡,帮助乡村振兴,跟您的这个说法矛盾吗?

   刘守英:不矛盾。未来乡村一定要有人去的,关键看产业回报、经济机会,能否实现价值。不能光用情怀。没有获得回报的话,情怀就会变成包袱。

   二、警惕:“浪漫主义”和“指标”

   庄胜春:乡村振兴提出来后,舆论场上出现很多声音。您觉得其中比较值得警惕的声音是什么?风险是什么?

   刘守英:我觉得现在有点过度“浪漫主义”,试图以一种脱离农村现实、理想主义的思维,去推进乡村振兴。

   现在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让更多年轻人回农村,还有一种就是需要培养更多新的经营者。但是新的经营者怎么培养呢?核心问题一定是要素组合,老人也可以组合到要素里去。

   产业方面,现在很多人说一二三产业融合——一产回报低,那就从事二产,还可以加上三产,比如乡村可以开发旅游。听起来非常完美的一幅图像,问题是怎么会发生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呢?没有需求就没有三产。

   庄胜春:不是所有的乡村都能开发旅游业。

   刘守英:一些乡村开发了很多旅游线路,开发了很多用于婚纱摄影的田地。能持续吗?谁去呢?一定要从浪漫的情怀里清醒过来,踏踏实实的,从乡村本身的状况出发,好好地认识乡村,然后再来寻找乡村振兴的出路。

   庄胜春:我注意到您有一个提法,说农村的产业有“内卷化”,“内卷”用在农业是想说明什么问题?

   刘守英:历史上,“内卷”这个概念是从农业出来的。就是说以家庭为单位的这些农民,为了提高产出,哪怕收入低也会多投入劳动。

   这些年我们提倡规模经营、土地流转、机械化、土地整治等,这些农户规模已经不小了,应该发生要素重组,就是增加机械、雇工、销售等。但是现实情况是,这些规模户不一定会进行更多的雇工,为了节约成本,宁愿更辛勤地劳动。

   庄胜春:规模化了但没有升级?

   刘守英:对,这仍然不是一个现代的要素组合发生变化的农业。这说明我们整个农业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不够的。

   庄胜春:所以要想做到这些,前提仍然是一开始说的要素流动。

   刘守英:对,还是回到系统工程。城乡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一起来设计。70后一定要在城市里留下来,他们的后代也在城市落脚。在城市的这拨人的土地经营权就能安全地转移给新的经营者。这样新的经营主体就能进入乡村,从事有规模的农业经营活动。

   比如说从事加工、服务、市场交易的经营者进来以后,整个农业经济活动的组织就开始复杂化。同样是小麦,可能做出各种小麦制造品,各种食品价值链也开始延伸,农业的回报就开始提升了,就会有更多要素进入乡村。城乡各个要素就开始对流了,城和乡之间就通了,城乡差距就会缩小。

   庄胜春:您1994年就到美国去做过乡村的调研,怎么看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三农问题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

   刘守英:我现在越来越常反思,发达国家走过的路,仅仅用城市化作为现代化排他性的指标是有问题的。城乡关系的正常化,比简单追求城市化更有意义。

   乡村的变革到底由什么力量推动?这是要好好思考的。如果想简单地通过行政力量,通过财政、项目等,解决几十万个村庄的振兴问题,现在开始就要对这种思想提高警惕。乡村的问题千奇百怪,而且复杂程度远远大于绝对贫困人口问题。乡村振兴的过程,一定是要有多方力量介入。

   庄胜春:所以您很担心成了下指标?但是乡村振兴一定是有指标的,怎么衡量各级政府呢?

   刘守英:乡村振兴到底效果怎么样,我觉得第一个指标就是体面,体面的居住、公共服务和人,还有整个乡村的民风体面,乡村治理好,大家到这里就很舒服。

   第二个指标就是效率——农业的现代化,农业一定是高效的、高质量的、高回报的。

   三、文明

   刘守英还记得,小时候他所在的村子有知识青年下乡,能不能分清韭菜和麦子成为笑谈。他认为,未来可能有很多乡村做自然教育,比如看麦子怎么种,猪怎么养。这也是文明的接续、传承,“未来,乡村的文明非常重要,和城市文明彼此共存、交相呼应。”

   在他看来,乡村振兴和让农村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这是共产党的本心。作为一名农家子弟,他希望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每一位农民都能根本改变自己的状况,改变农村的状况,“跟着国家一起进入现代化的征程”。

   庄胜春:您写过一本书《撞城》,三次“撞城”,从农村到城市的个人经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启发吗?

   刘守英:我个人的经历,实际上就是从乡村往城市变迁的一幅画面。这是一个漫长的变迁过程,而且是非常困难的。

   我现在也常跟学生们讲,苦难还是很重要的。现在无论农村还是城里的孩子,基本上是在中国最好的时候成长起来的,一路很顺畅。但同时他们成功的指标很单一,一直考前几名,就算成功了。

   在我看来,成功是跟苦难相关的,没有经历过苦难的磨炼,很难坚强。

   庄胜春:一开始说到今年是建党百年,怎么看乡村振兴对于建党百年的意义?

   刘守英:不忘初心。在中国,乡村振兴和让农村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这是共产党的本心,也是检验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

   图片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乡村发现转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1年04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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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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