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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从自信到恐惧: 逆转美国国运的“失去的20年”

更新时间:2021-04-21 07:16:39
作者: 章永乐  

  

   2003年,在美军已经占领伊拉克与阿富汗的背景下,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的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出版新著《帝国》,重述大英帝国的历史功绩。在后殖民史学持续鞭挞殖民主义数十年之后,弗格森公开认为,大英帝国在促进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方面的贡献首屈一指,而且向全世界推广了西方的法律、秩序和统治模式,并具有其他帝国极少有的道德反思力。与大英帝国相比,如今统治世界的帝国(美国)经济军事实力更强,却不愿称自己为帝国。弗格森主张,美国只有向大英帝国学习领土型帝国的建设经验,主动向伊拉克、阿富汗输出资金、人口与文化,平定动荡不安的“边疆”,才能够赢得真正的安全与和平。这些主张与我们熟悉的一种“美国例外主义”论调恰恰形成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对称结构——后者宣称,美国始终支持人类自由的事业,而非像旧大陆帝国那样,谋求建立领土型殖民帝国。

   从2002年到2021年,美利坚帝国的内外状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无论是尼尔·弗格森对于美帝国的批评,还是美国例外主义论调对美国“自由”形象的粉饰,都越来越难以符合美利坚帝国的演变轨迹。美国固然并非像一些美国例外主义者宣称的那样自外于领土扩张与征服的帝国逻辑,但将作为领土型帝国的大英帝国树立为美利坚帝国的榜样,多少有些时代错置。在21世纪学习领土型帝国的成本是高昂的;更重要的是,美国长期遵循一种更“俭省”的帝国逻辑,并获得了比大英帝国更广泛和深入的全球影响力。然而,美利坚帝国本身的成本和收益在其“本部”并不是平均分配的,虽然一部分美国人口从全球性帝国的建设中获益,但有很大一部分人口认为自身利益受损,由此形成的对立,必然会反映到美国的选举和日常政治。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帝国与其“本部”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激进的调整,以重新分配全球性帝国的维持成本,特朗普的继任者又有着什么样的选择空间呢?

   美国是领土型帝国吗?

   “帝国”(empire)是一种通过扩张形成,在内部保留了政治与法律身份的多样性乃至等级性的政治体。一个政治体是否为“帝国”,与其主体部分(“本部”)实行何种政体没有必然关系。领土型帝国(territorial empire)以对领土的直接支配为特征,其对立面是以间接支配为特征的霸权型帝国(hegemonic empire)。与19世纪的大英帝国相比,今日的美国具有更强的“霸权型帝国”的特征,但它其实并不缺少领土型帝国的历史经验。

   正如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家罗伯特·卡根指出的,从北美殖民地时代开始,殖民者就致力于对外扩张,甚至北美独立战争都可被理解为一场殖民者反对英国王室对殖民地的扩张限制的战争。美国独立建国之后,以联邦制的方式向西部扩张,由于统一的美国公民权的存在,人们往往不会将美国的联邦体系视为一个帝国体系。但如果考虑到印第安人法律地位的不断变动,“西进运动”无疑具有强烈的帝国扩张色彩。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更是控制波多黎各、关岛、夏威夷、菲律宾等地,事实上已经建立了一个领土型帝国。

   “二战”中,美国军事力量的投放,带来了一个更大的临时的领土型帝国。到了1945年,美国军队控制的海外人口,已经超过了美国本土的人口。美国的精英们还认真讨论过是否要永久占领日本。但是,美国并没有继续领土扩张,而是允许菲律宾独立;美国军队从大部分占领的地方撤出,只保留了一些军事基地。这成为“美国例外主义”津津乐道的故事。但如果仅以美国的价值理想来作解释,就会掩盖更深层的历史动力。

   战后美利坚帝国之所以发生这一转向,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战”后全球反帝反殖民斗争的高涨,大大提高了殖民统治的成本。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战”后也曾经支持原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境内一系列民族的独立或复国。苏联更是支持了欧洲之外一系列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包括中国)的反帝反殖民斗争。欧洲的殖民宗主国,不断对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做出让步。

   其次,新的技术和统治方式的出现,使得原有的领土型帝国的做法不再是最经济的选项。比如,19世纪殖民帝国进行海外领土扩张的重要动力,是获取石油、橡胶等原材料。但在“二战”期间,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投资,建立了一系列全资国有企业,成功地实现了大规模生产合成橡胶,这就使得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橡胶种植园对其意义下降。美国通过飞机和无线电的广泛运用所确立的制空权,更使其无须直接统治也能实现许多战略目的。

   更重要的是,美国已经有丰富的行之有效的“非正式帝国”的经验。在19世纪,美国一边推进“西进运动”,一边与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在拉丁美洲展开博弈。英国很早就支持一系列西班牙与葡萄牙殖民地独立,对它们采取了“非正式帝国”的策略。这种“非正式帝国”本质上是“霸权型帝国”的一种类型,甚至可以不采取一般“霸权型帝国”的法律和政治形式,而是在形式上尊重中南美洲新生国家的主权,但通过贸易、金融等手段建立起实际的支配。美国学习了英国的“非正式帝国”统治手段,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以资本和商品为前哨,对拉美国家进行低成本的控制,既可以不断从这些国家汲取利润,同时避免承担沉重的直接统治成本。

   19世纪末,美国将“非正式帝国”经验运用到东亚。美国政府对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反对列强瓜分中国,实际上是为美国资本和商品进入中国提供政治保障。美国试图向中国输出金融资本,获取修筑铁路的权利,这都是其曾经在拉丁美洲多次实践过的“非正式帝国”建构经验;退还庚子赔款推行亲美教育,则是“非正式帝国”的建设在文化方面的体现。

   美利坚帝国与全球化时代的主权形态

   在“二战”之后,美国的“非正式帝国”统治策略更趋成熟。美国通过一系列形式上平等的条约,在欧洲和东亚建立自己主导的军事联盟体系,在全球拥有几百个海外军事基地。原来大英帝国控制的海上交通枢纽,基本上都落入美国手中。布鲁斯·卡明斯将这些海外军事基地称为“帝国的群岛”(archipelago of empire),可谓形象之至。军事力量的强大,使得美国可以不必像大英帝国那样高度依赖“离岸平衡”的方式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

   以强大的军力为后盾,美国建构了比“英镑霸权”更强的“美元霸权”。尤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放弃金汇兑本位,建立石油-美元体系,对全球的财富收割能力进一步增强。当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时,美国本土的美元通过购买全球的商品或者对外投资,向全球流动,推动全球资产价格集体上涨,美国资本因此获得大量增值回报;当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时,大量海外资本带着已经获得的增值回报回流到美国本土,而美元流出地通常会出现货币贬值,偿还美元债务的成本大大增加,资产价格下跌;等到美联储重新进入降息周期时,美国投资者可以拿着美元低息贷款,轻松收购其他国家跌到白菜价的优质资产。拜登政府最近的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本质上就是增发美元,调用全球的财富来为美国经济“输血”。

   进口国外商品或服务是对外输出美元的重要途径,美元霸权使得美国长期保持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但这个消费国同时也凭借自己的科技霸权,主导全球产业链,它可以将本土的制造业外包,可以将一些重要技术转移给信任的盟友,但总是以极大的警惕,防止其怀疑的任何国家染指核心技术和产业标准,确保美国及其盟友的公司占据产业链的顶端,获得超额利润。对产业链的牢牢掌控为美国资本的对外投资提供了稳定的利润保证,也使得通过美元霸权的周期性财富收割屡试不爽。

   美国诱导其他国家按照美国主张的标准建立金融体系,并推进金融自由化,这样美国金融资本就可以长驱直入。由此形成了一种非常高效的财富转移机制:按照美国主张的标准建立金融体系有助于财富的集中,金融自由化则有助于美国对集中起来的财富进行周期性的收割。而这些国家的政府负责维护社会稳定,在必要的时候为美国的财富收割“背锅”。在保持外国政权的“驯服”方面,美国的大量基金会、非政府组织(NGO)和媒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能够进行舆论造势,组织社会运动,即便美国的财富收割机制造成当地经济社会动荡,美国仍有能力动员当地民众将矛头指向自己的政府。这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运作流程,而且往往屡试不爽。

   这种“非正式帝国”运作的前提,就是表面上尊重各国的国际法律主权(international legal sovereignty),运用形式上平等的条约,将实质上高度不平等的利益分配合法化。但是,相关国家的中央政府究竟是否能够有效号令地方势力,是否能够对外排斥国外政治势力的干预,是否能够有效控制资本、货物、人员和信息的跨境流动,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为此,美国经常动员地方势力、反对党或所谓“公民社会”对抗相关国家的中央政府,用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来限制相关国家中央政府的决策,用保护贸易与金融自由化以及美国国家安全的理由,削弱相关国家中央政府对资本、货物、人员和信息的跨境流动的控制。如果相关国家进行反制,美国用国内法建立“长臂管辖”的丰富历史经验,马上就能蓄势待发。

   美国的帝国模式能够稳定获取巨额利润的关键,就在于将形式上的国家主权和实质上的对内对外控制力分开,借助形式上“独立”的主权,制造其他国家对高度失衡的利益分配安排的“同意”。这种安排使得美国不必直接面对相关国家民众的不满,而是可以一边收割财富,一边让相关国家的政府来“背锅”。这是一种非常“俭省”的帝国治理策略。弗格森想用英国经验“教导”美国,殊不知美国早已实现了更为高级和隐蔽的帝国形态。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征服实际上偏离了这种“俭省”的帝国治理传统,及时止损才是对这一传统的回归。弗格森反其道而行之,事实上会带来更大的治理成本。

   帝国的成本及其承担者

   正如历史上的各种帝国一样,美利坚帝国本身的成本和收益在其核心地区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与全球化资本密切关联的产业、区域和人群获得较多的利益,在与全球化资本关联较弱的产业、区域和人群中近年来却产生了较强的相对剥夺感。正是这种相对剥夺感,将特朗普送上了白宫的宝座。

   美利坚帝国给它的“本部”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成本呢?虽然美国可以通过印刷美元,廉价地获得其他国家的商品和服务,稀释对外债务,但各国对美元的旺盛需求使得美元汇率长期保持高位,推高美国商品出口成本,抑制海外市场对美国商品的需求;在周期性的美元回流之中,美国国内的资产价格也会不断上升,拉大美国国内贫富差距,同时也导致制造业的成本居高不下。

   有两个办法可以降低制造业成本:一是引进更吃苦耐劳的移民,但这需要保持开放的移民政策,接纳大量有色人种移民进入美国,允许他们最终成为美国公民;二是将制造环节外包,直接在其他国家完成产品的制造。冷战的终结,使得美国资本可以在全球驰骋,许多跨国公司将制造环节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帝国“本部”的制造业工作机会因而日益削减。

这两种做法都有显著的政治社会后果。制造环节外包带走工作机会,移民流入改变族群文化的构成。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新政自由主义”之下,美国人有一份普通的制造业工作就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使得“美国梦”保持着很强的吸引力。但在后冷战时期,制造业的工作在加速消失,一大批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正在下坠。另一些群体在经济上未必受损,但其传统的“美国”身份认同受到了全球化时代的冲击。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中区分定居者(settler)与移民(immigrant),认为美国虽然在历史上接收了大量移民,但是长期保持了定居者带来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主流地位,其他移民或者融入这一主流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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