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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第三次开放

更新时间:2021-04-20 15:28:12
作者: 郑永年 (进入专栏)  

   正如上述所言,近现代史上中国的第一次开放是被动的开放,国家面临生存危机。但中国人民在这次开放的过程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解决了国家的基本安全问题;第二次开放是中国主动开启的,通过借力全球化,显著提升了国人的收入水平,尤其是消灭了绝对贫困,可以说是成绩斐然。

   目前,中国开启了第三次开放,尝试优化与世界其他国家竞争和协作的模式。在分析中国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之前,这一节将从三个方面来更加系统地解释中国克服各种困难开展第三次开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

  

   历史经验证明了开放的必要性

  

   在对历史回顾中,我们回答的重要问题是,首先,不开放会怎样? 早在汉、唐、宋时期,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唐朝,被中外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一个世界性帝国,拥有超强的综合国力。之后,在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因为种种原因而闭关锁国的岁月里,欧洲先后开启了海洋时代、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

   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放弃了海上控制权,没有能够将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更错失了第一次工业化的浪潮,而事实证明“错过”这种时代机遇之后的追补异常艰辛。例如,中国初步补上工业化的这一堂课,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事了,距离在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已经百余年。在1958—1978的20年间,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中国才基本建立了第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而中国彻底实现工业化,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则是在第二次开放(1978—2018)期间实现的。这个经验证明封闭的路是走不远的,封闭的代价也是重大的,因此必须要以开放促发展。

   其次,不主动开放会怎样?中国的第二次开放是主动开启的,这使得我们摆脱了“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陷阱。但这次开放同时也是中国单向地、“迎合地”融入西方世界主导的规则体系的过程,代价很大。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赋予西方国家主导整个世界的力量。这种主导尤其体现为目前世界通行的规则大多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而中国则需要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国内的法律、法规,以及对决策体系进行改革,从而符合世界通行的规则。

   这就造成两个问题,一是在中国与世界多种制度接轨的谈判中往往沦为单方面的接受者,必须完全按照世界既有游戏规则来进行自我修订。这其中当然存在着一些必要的、有益的改革,或者可以称之为倒逼的改革,但也必然存在一些不必要的、过高代价的接轨。二是中国作为世界主流玩家当中的“外来者”,且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走出去”很容易被理解为是对既有规则的一种挑衅,尤其中国在第二次开放中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被认为是贸易往来中的“利益既得者”,技术交流中的“知产产权偷窃者”。

   这其实也是中美贸易战、技术战爆发的底层逻辑。西方的大部分指控都是关于中国没有完全遵守西方确立起来的国际规则的方方面面。换言之,没有规则制定权的条件下,纵使主动走出去,其实也带有一种被动的节奏,也面临更高的成本和风险。

   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但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闭门造车”。在美苏冷战年代,两大军事力量之间实行严格的技术封锁、武器禁运。最初,中苏蜜月期间,苏联在航空、导弹和核武器等尖端军事技术方面向中国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援助,促使中国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之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中断向中国提供技术材料,中国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孤独探索的研究阶段。虽然今天我们谈及此段历史总会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封闭式的技术进步令我们付出了高额的成本和惨痛的代价。

   如今西方国家在很多领域对我们有防备,甚至是打压,比如高端芯片的设计和制造,下一代通讯技术,以及很多可以运用在军事领域的技术。确实,在这些领域开展交流合作非常困难。对此,普遍存在两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认为,一切技术,即使是别人封锁我们,我们也一定能自己发展出来。哪怕曾经不能,随着我们的科研实力的增强和消费市场的扩大,我们不仅一定能做出来,而且一定能越做越便宜。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害怕被封闭,更没有必要为了求得人家对我们的开放而过度让步。西方对中国开放,是西方和中国的双赢;西方对中国封闭,也是“双赢”——中国赢两次。这种观点目前在国内还比较流行。

   第二种思路认为,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在相当程度上是依托全球市场和西方先进技术而实现的,中国以后所能取得的成就,依然少不了这些元素的参与,即便说对于外部因素的依赖肯定会有所减弱。因此,当下中国应该扩大开放,哪怕是单边开放;应该努力营造交流的氛围,累积合作的信任;应该老老实实地讲述双赢的道理,实实在在地把姿态落实为双方的现实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还是第二种认识更接近实际。经验地看,科学技术进步的本质是开放。如果不开放,最强大的科技也会走向落后。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代以来,大部分基础性的科学发现和原创性的技术发明都来自西方国家,而且这一局面至今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若是不能积极主动地对外开放,就会与西方的前沿科技成果脱钩,而这种脱钩对中国必然是有害的。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基础性的科学发现和原创性的技术发明并不能在短期内完全通过自力更生取得,自主创新应当是开放环境下的综合运用当前最新科技成果的创新,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

  

   国际格局凸显了开放的重要性

  

   从国际格局,或者国际体系这个更为宏观角度出发,多极世界最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而中国只有继续扩大开放,才有利于营造多极化的国际体系。之前提到中国第三次开放的大背景是世界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所谓百年未有之变局在二十一世纪就集中体现为,二战后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以及冷战结束后美国独大的单极格局,正在走向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印太等既彼此合作又彼此制衡的多级格局。

   对于这种趋势,美国自然是不乐见的,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美国第一”(American First)的外交政策,现任国务卿提出“以美国人民为中心的外交政策”(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虽然他们所属的政党是对立的,但他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本质是高度一致。在他们的盘算中,单极世界当然是最理想的,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霸权,有能力命令全世界跟随其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这对在价值观念上与美国存在根本差异,且想要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说显然不利)。如果说这种高傲的美式单极世界实在难以维系,他们就要制造一个美国与其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相互对峙的两极化格局,然后尽可能地把世界上实力强劲的国家拉到自己一极,把自己的竞争对手孤立在另一极。

   由于如今被美国确立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日益显现出的强大实力,美国还对原本简单的两极模型做了调整:除了巩固与欧洲各国、日韩、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的关系;怂恿或者胁迫东盟等中间力量“选边站”,美国还特地拉拢了下一个可能崛起的亚洲大国——印度,让它加入自己所谓的“印太战略”,从而围堵中国。

   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各种办法,或者诱导,或者逼迫,从而在国际上把中国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实际上,俄罗斯是一个自身实力早已不能匹配其雄心的国家,而且因为克里米亚问题而被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敌视。关键是这就意味着,只要把中国跟俄罗斯绑定,美国就确保了欧洲的一众国家,不仅仅是其传统盟友,还包括一些东欧苏联国家坚定在站在美国那一极,从而形成美国反华力量所希望的“世界队”来对付“中国队”。

   我们常说很多国家“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乍听起来这让人情感上不舒服。但换个角度思考就会发现,其实这类“骑墙派”越多,就越可能在中美之间形成新的一极。新的一极包括的国家可能比中美任何一个都要脆弱,但是只要中国多释放一点回旋的空间,他们哪怕只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也会在中美之间多充当多一会儿缓冲的区域。这未必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肯定比另一种关于未来的构想要好得多,即今后的世界将逐渐演变成“一个世界,两套体系;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在那样的两极世界中,任何极端的情况都更容易爆发。

   总结来说,即从中国的角度出发,美国独大的单极世界中,中国难以有所作为;而中美对峙的两极世界中,中国的处境将会更加凶险,因此通过向世界各国开放和促进各国之间彼此开放,中国可以构建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既符合中国的发展需要,又符合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美国对华的全方位遏制体现了开放的迫切性

  

   国际格局的变化促使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开放,但中美关系的恶化却让这个第三次开放必须尽快提到议程上来。目前看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暴风眼,就在于中美之间全方位的博弈。美国社会如今在诸多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但是唯有在对华政策这一领域,国会两党,乃至整个美国的主流精英阶层都达成了罕见的一致。美国对其不断被强化的对华态度中,已经开始采取全方位的对华遏制举措。只有坚持主动的、积极的对外开放,中国才有机会在各个方位上迎接这些挑战。

   为了压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启动了一套在新时期遏制中国的战略,而拜登执政以来的一系列举措已经将这一遏华战略继承和发扬,并进一步形成了可以被简单概括为“四分”和“四全”的策略。

   “四分”指的是:

   第一,美国企图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分裂开来,这是从最根本的层面分化中国的策略。

   第二,美国企图把中国共产党与它的领导集团分裂开来,这是分化中国最致命的手段。比较关心中美关系的人最近可能都注意到了所谓“更长的电文”(the Longer Telegram)的事件。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2005)向华盛顿发回了一封八千多字的长电报,提出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奠定了冷战期间美国对苏战略的基本思路。2021年1月28日,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 以The longer Telegram: Toward a new American China strategy为题,用一万多字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内遏制中国的战略,其中特别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

   第三,美国企图把中国的汉族跟少数民族区分裂开来。美国最近几年在新疆问题上动作频频,甚至还试图在内蒙古的问题上煽风点火,这都是瞄准了中国的民族问题。

第四,美国正在尝试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就是把“中华”和“中国”分裂开来。海内外的中国人,无论政治见解和法律身份如何,文化上都能接受中华和华人的概念。但是美国现在的新策略想要将“中国”打上政治标签,而将“中华”打上文化标签,进而将两者区分,比如中国大陆是“共产中国”(Communist China);相应地,大陆人以及海外亲共的华人,就都是Communist Chinese;与之相对,港澳台、海外的华人社会中不亲共的,尤其是在欧美接受了系统教育的华人则是“英华”(Anglo-Chines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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