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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论“行为正义”与“制度正义”——儒家“正义”概念辨析

更新时间:2021-04-20 07:02:27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上文谈到,在汉语中,与“justice”相对应的“正义”概念是由荀子率先提出的。这个“正义”亦即儒家的“义”概念,它也包含行为正义和制度正义两种涵义,其中“行为正义问题并不是正义论研究的问题。正义论研究的是另外一个‘正义’概念——‘制度正义’[20]。

  

   一种是“行为正义”概念,指的是行为符合既有的制度规范、因而行为正当。这里,“礼”先于“义”。如荀子说:“义者循礼;循礼,故恶(wù)人之乱之也。”[21] 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也是这种意谓。这不属于我们这里讨论的作为制度伦理学的正义论范畴。

   另一种意谓则是“制度正义”概念,指的是制度规范符合某种更为普遍的正义原则,这里,“义”先于“礼”,亦即“义→礼”结构。孔子所说的“礼有损益”就是这种意谓。《左传》已有“义以出礼”[22]、“礼以行义”[23] 的观念。冯友兰曾指出:“礼之‘义’即礼之普通原理。”[24] 所谓“普通原理”,就是普遍原则。……这才是正义论的课题。[25]

  

   为此,笔者系统地讨论过先秦儒家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制度正义思想。[26]

  

   (一)孔子的制度正义思想

  

   在谈到孔子时,笔者曾经指出:“儒学所关注的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生活秩序,即其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这就是所谓‘礼’”;“任何社会群体都必须有一套制度规范”,“任何人的行为都必须遵守某种制度规范,这是‘行为正义’问题,也是所谓‘道德’问题。但儒家同时认为,具体的制度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代而变动的”,“这是‘制度正义’问题,即正义论问题。”[27]

  

   这就是说,孔子所说的“义”也包括行为正义和制度正义:(1)关于行为正义,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28],主张“克己复礼”[29]、“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30];(2)关于制度正义,孔子主张“礼有损益”,他指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31]“所谓‘损益’是说:在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既有的礼制体系,应当去掉一些旧的规范(损)、增加一些新的规范(益),从而形成一套新的礼制。”[32]

  

   例如,孔子曾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33] 邢昺解释:“此章言治国者必须礼让也。‘能以礼让为国乎’者,为,犹治也。礼节民心,让则不争。言人君能以礼让为教治其国乎?云‘何有’者,谓以礼让治国,何有其难?言不难也。‘不能以礼让为国’者,言人君不能明礼让以治民也。‘如礼何’者,言有礼而不能用,如此礼何!”[34] 这个解释其实只讲到了“行为正义”层面,即用某种现有的礼制来治国,而没有谈到“制度正义”的层面,即治国首先需要建立礼制,然后才能用这种礼制来治国。[35]

  

   建立礼制,也就是儒家所说的“制礼”的问题,即制定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问题:因为“遵守社会规范的前提,是这个社会规范本身就是正义的。所以,‘立于礼’的前提是‘制礼’,亦即制定正义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36] 而“制礼”的根据即“义”,亦即正义原则。这就是儒家正义论的“义→礼”结构,孔子讲得很清楚: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37]

  

   这里的“礼以行之”之“行”,注疏讲成“君子之行”,即仅仅理解为行为正义问题,而不涉及制度正义问题。其实,孔子这四句话,除“义以为质”外,其余三句都用了一个指代词“之”,都是指代的“义以为质”之“义”,意思是说:礼以行义,逊以出义,信以成义。所以,朱熹引程子说:“‘义以为质’如质干然,礼行此,孙(逊)出此,信成此,四句只是一事:以义为本。”朱熹本人解释:“义者制事之本,故以为质干,而行之必有节文,出之必以退逊,成之必在诚实,乃君子之道也。”[38] 可见“义以为质,礼以行之”的意思是说:当“义”作为正义原则确立起来之后,这个抽象原则需要落实到具体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上,这就是“礼”。这并不是注疏所说的“文之以礼,然后行之”的行为正义问题即“循礼”问题,而是制度正义问题即“制礼”问题,也就是说,“礼”只是“义”的实行途径、实现方式。[39]

  

   这里的核心范畴是“义”,即是关乎制度正义的正义原则。且看孔子与其弟子的一段对话:“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40] 关于“徙义”,孔子还曾说过:“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41] 所谓“徙义”的字面意思,就是“走向正义”。注云:“徙义,见义则徙意而从之”;疏云:“见义事则迁意而从之”。[42] 这就是说,不能仅仅停留于仁爱,因为仁爱中的“差等之爱”可能导致利益冲突;要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就必须通过仁爱中的“一体之仁”而走向正义。所以,孔子指出:“行义以达其道。”[43] 所谓“行义”,就是前引孔子所说的“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这就是说,“义”的实行、实现,是落实于“礼”的建构上的;反过来说,“礼”的制度规范建构,其根据是“义”的原则。[44]

  

   (二)孟子的制度正义思想

  

   笔者曾经谈到,孟子所说的“义”同样有两层不同的意义,即关于行为性质之价值判定的行为正义与关于制度规范本身之价值判定的制度正义;后者的判定依据当然不能是既有的制度规范本身(这就犹如被告不能充当法官),而是先行的正义原则。[45]

  

   例如,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46] 这是以“正”释“义”,即是“正义”之意。笔者区分了孟子的“属于行为正义的‘正己’”与“包括制度正义的‘正物’”[47]。

  

   关于“正己”,孟子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48] 这是一种譬喻,是讲人的行为应当遵守“礼”,犹如“射”这种活动应当遵守“射礼”。这就正如孔子所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49]

  

   关于“正物”,孟子说:“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50] 这是说,先要“正己”,然后才能“正物”。这看起来似乎还是在讲行为正义的问题,其实不然,因为“正物”包括矫正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循礼正己,这是行为正义问题;然而正物所包括的对制度规范的矫正,则是制度正义问题。

  

   (三)荀子的制度正义思想

  

   继孔子与孟子之后,荀子的正义理论是最为系统而成熟的。笔者曾指出,荀子所讲的“义”或“正义”也有两种不同的用法,即行为正义与制度正义的区分。[51] 前面提到,汉语“正义”这个词语就是荀子率先使用的。《荀子》全书共有三例“正义”[52],分析如下:

  

   例一:“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53] 笔者分析,此处的“正义”是指的行为正义,而非制度正义。[54] 这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所说的是“事”与“行”的问题,即“行事”的问题,也就是行为的问题。这两句话是采取的“互文见义”的修辞,“行”即“事”,“正义”即“正利”。那么,何为正义?杨倞注:“为正道之事利,则谓之事业,谓商农工贾也”;“苟非正义,则谓之姦邪”[55]。这其实就是讲的“行事”应当“循礼”。

  

   例二:“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56] 笔者分析,此处所谈的大儒的“正义”已经超越了行为正义的范畴,进入了制度正义的层面。[57] 这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谈的“张法而度之”、“一制度”的问题,即是制度建构的问题。

  

   例三:“《传》曰:“从道不从君。”故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谏争辅拂之人信,则君过不远。”[58] 笔者分析,这里的“正义”也是制度正义的范畴。[59] 这里的关键是“从道不从君”,即“谏、争、辅、拂”四种“社稷之臣”之所以是“正义之臣”,就因为他们“从道不从君”。这个原则,荀子在另一处讲得更为全面:“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60] 这里也是采用的“互文见义”的修辞方法,“道”和“义”是同义的,“道”就是“义”,亦即“正义”。荀子意谓:应当遵从的是“道”“义”的原则,而不是关于“君”“父”的一套伦理政治规范。

  

   荀子还有一段话,也是区分行为正义与制度正义的:“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61] 这里的“正身”是讲的使“身”(行为)具有正义性,而“正礼”则是讲的使“礼”(制度)具有正义性,“意味着追问既有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是否正当、是否适宜,意在建构一种正当而且适宜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62]。

  

   三、关于行为正义的深层分析

  

   当笔者说“根据正义原则来进行规范建构和制度安排才是制度正义问题”时,读者或许会产生疑问:“进行”规范与制度的“建构”和“安排”难道不是一种行为?这岂不正是“行为正义”问题?确实,“实际上,制度规范本身也是一种行为的结果,因为制度规范的建构活动本身是一种行为”[63]。这样一来,岂非“行为正义”涵盖了“制度正义”?这意味着必须对“行为”作出更为深入的分析。

  

   (一)道德与制度之关系

  

   其实不难看出,在正义问题上,存在着两类不同层次的“正义的行为”:一类是“遵循”既有的制度规范的行为,另一类则是“改变”既有的制度规范的行为。前者所根据的是现行的制度规范,此即通常所谓“道德行为”(moral behavior);后者所根据的是更为根本的正义原则,可称之为“创建行为”(establishing behavior),因为“判定这种行为的正义与否,根本上当然不是现行既有的制度规范,而是正义原则,否则就会陷入吊诡”[64],即犹如由被告充当法官。

  

   显然,关于行为正义与制度正义的区分,涉及一个极为重大的理论问题,即道德与制度的关系问题。对于现实生活当中的善恶现象,人们常将其归因于道德问题,即以为社会上的善是由于道德意识上的善,而社会上的恶是由于道德意识上的恶,诸如“道德滑坡”、“道德沦丧”之类。殊不知,特定的道德观念正是在某种特定的制度化的生活方式中养成的。

  

这也涉及上文谈到的“两种伦理学”问题,因而也涉及“道德”(morality)与“伦理”(ethics)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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