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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敦华:激情和理智的貌合神离——以罗素在北大的课堂笔记为关节点

更新时间:2021-04-19 09:26:41
作者: 赵敦华 (进入专栏)  
如果逻辑学不提供这样的实在真理,那么激发罗素研究数学哲学的逻辑思想从根本上是错误的,那么他追求绝对确定知识的激情只是一个梦想。“从根本上说,这是罗素放弃数学的原因。”罗素的思想和人生步入我称之为中期的新阶段。

   从早期到中期的转变有近两年的过程。蒙克《罗素传》用题为“自由之路”的第20 章描写罗素转变过程,包括(1)哲学(2)朵拉(3)俄国(4)中国等四节。“哲学”这一节写维特根斯坦影响罗素的“第二次浪潮”,如上所述。

   从1919年6月开始,罗素与25岁的朵拉·布莱克相恋,朵拉是激进的反战分子和社会主义者,与罗素志同道合,更重要的是,她希望结婚生子,这让一直盼望有合法子女的49 岁的罗素为之入迷。罗素与原配妻子爱丽丝早已分居,但办离婚的法律手续至少需要一年。在此期间,罗素和朵拉以情人相处,准备结婚生子。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罗素在报刊发表几篇文章,他声称:“我属于这样一批人,他们在这场战争影响之下,以从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唯一的方法是对社会的经济制度进行彻底改造”,“布尔什维克分子强调这一点的做法是正确的:资产阶级民主是一种花招,诱导受害者对自己的谴责”;“布尔什维克——无论我们对其优缺点持何种态度——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一个充满活力的成功国家中加以实施”,“布尔什维克对世界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超过了雅各宾派在法国取得的胜利;我相信,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支持布尔什维克,都应该与他们合作”。罗素承认:“理性和激情在我身上进行着殊死搏斗,让我没有能力采取任何行动。我知道,离开了斗争,离开了铁腕、组织和纪律,就不可能获得美好的东西。我知道,为了采取集体行动,必须将个人变成机器。”[18]

   由于这些文章,罗素被英国政府视为苏联问题专家,1919年工党政府组织访问苏联代表团,邀请罗素作为官方代表,与工团主义代表共同组团。代表团于5—6 月访问苏联,参观彼得格勒、莫斯科、伏尔加河流域,受到待遇豪华和隆重接待,但不能接触民众。罗素通过敏锐观察和与几个自由知识分子私下交谈,觉得苏联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美妙。罗素获准与列宁会见1 小时,列宁毫不客气否定了罗素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思想,包括用行会社会主义避免独裁,英国工党的议会民主,不用暴力来实现社会主义,农民的自由贸易。列宁说,无论西方是否取消对苏联的禁运,布尔什维克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都是不可靠的;在国内,必须对农民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访苏经历使罗素对布尔什维克产生幻灭感。回到英国,他把在《国家》和《新共和》两本杂志上发表的两个系列文章合集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出版,表达了这样的主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布尔什维克开具的药方比它要医治的疾病更糟糕。他要在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暴力与和平、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亚洲与西方中间,找一条中间道路。

   正在此时,1920年6月底,罗素看到来自北京的中国讲学社的信,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访问讲师,为期1年。罗素欣然接受邀请。如果考虑到他正处在人生道路转折的关头,去中国讲学一举三得。其一,在哲学上,罗素正在逐渐恢复由于维特根斯坦攻击而失去的“理论热情”,但他在英国作的新哲学讲演,并没有得到哲学界的认可;他到中国讲哲学,听众对他这位“世界最重要哲学家”的欢呼,可以大大增强他研究哲学的自信心。其二,在政治上,在中国这个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国家,罗素鼓吹中间道路,可以赢得信徒。其三,对个人生活而言,罗素和朵拉同行,可以避免在英国离婚缓冲期对公开同居的约束,便于回国后结婚生子。

   罗素和朵拉于9月6日起航,经过5周,于10月12日抵达上海,一下船“就像国王和王后”一样受到款待,在第二天上海各界举行欢迎宴会上,罗素告诫中国人不要引进欧洲追求物质文明的错误经验,重蹈欧洲覆辙,而应重视中国文学艺术的固有文明的价值,注意保存,他愿把自己改造欧洲社会的原理,贡献给中国。宴会主持人致辞欢迎罗素先生和罗素夫人,希望罗素学说继孔子而风行我国。[19]

   几天以后,周作人发表文章,批评罗素第一场演说就“劝中国人要保存国粹,这必然很为中国的人士自遗老下至学生所欢迎的”,他写道:“罗素初到中国,所以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我希望他不久就会知道,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中国人有自大的性质,是称赞不得的。我们欢迎罗素的社会改造的意见,这是我们对他的唯一的要求。”[20]

   张申府随即纠正国人对罗素的两个误解。其一,“保存国粹”只是国人联想。并非罗素讲演本意。其二,布莱克小姐不是罗素夫人。张申府转述罗素致上海报馆的信说:除了法律认可外,罗素与布莱克小姐与夫妇无异,而英国婚姻法律“腐旧不适用”,有识之士当废弃之。[21]罗素申明他和朵拉是事实上夫妇,堂而皇之否认了英国法庭认定罗素与朵拉的“私通”关系。借张申府的澄清,罗素还避免了他是否提倡国学的争论。

   罗素是聪明绝顶之人,立刻领会到最受中国人欢迎的是他的社会改造论。他在上海的第一讲是“社会改造原理”,鼓吹在俄国和西方之间选择“最好由同业工会的组织自谋发展”的经济制度。[22]几天之后在南京讲“教育之效用”,鼓吹“唯教育为中国之急务”,“教育应注重社会不应专重个人”。[23]接着游览杭州,沿江而上经武汉到达长沙,发表“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的讲演。罗素迎合中国听众中大多相信布尔什维克式社会改革的心理,只讲他在访俄之前而不是之后发表的观点,“若要来实行共产主义,也许大家都要受点损失。不过物质上受了损失,在精神上却得了好处……为着将来的社会的福利和发展及人类精神,都有莫大的利益,还是实行共产主义才好!”[24]当然,罗素不忘鼓吹用和平方式改变社会。听众中26 岁的毛泽东写道:“本人反对罗素的观点,我的态度可用寥寥数语概括出来,他的说法和理论相当不错,但是实际上却无法做到。”[25]

  

   四、从北大讲课笔记看罗素中期思想

   1920年10月31日,罗素到了北京,开始在北大讲授哲学课程,课名是他已经发表或即将发表的书名,用的是他在美国和英国多次使用的公共讲演稿。如他所说,到北京去是讲哲学的,但是哲学讲义,他已经预备好了,不必再要他劳神,所以这几个月里,他预备一面讲哲学,一面去研究社会事情。[26]从11月初到次年3月初,罗素在位于红楼的北京大学三院,讲授5 门课,工作量满满。罗素讲课由赵元任翻译,中文记录在《北大日报》《罗素月刊》及时发表。现在无法与罗素英文讲稿对照,但从罗素发表的英文著作判断,赵元任的口译准确无误,现在出版的罗素在北大讲课的“五大讲演”是理解罗素思想的可信历史资料。

   与罗素同时访华的杜威向中国公众隆重推荐罗素这位“现代三大哲学家”之一,他说:“詹姆森和柏格森底哲学,都从心理学下手,注重人事一方面……而罗素则从最近法式(指皮亚诺、康托尔——本文作者注)最抽象的数学下手,他不信心理学,以为心理学与哲学无关。”[27]杜威对罗素哲学的认识,还停留在十年前。从罗素在北大讲哲学的课堂笔记看,此时的罗素离开了数学和逻辑学的抽象思想,在哲学上也是从心理学下手,在政治上注重人事一方面。罗素在讲课中不时批评柏格森和詹姆森,但与两人的“心理学”哲学体系相比,罗素的“心理学”笔记显得松散凌乱,缺乏章法。盖因罗素思辨数学和逻辑学基础问题的信心,深深被维特根斯坦的批评所伤害,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已经放弃了对技术哲学的研究,而是转向了心理学的判断理论和符号理论。

   罗素在北大讲课的内容,比他在英美讲座或同名的书简单得多,但听众仍然听不懂,第一次听众1500 人,以后人员渐少,北大师生组织“罗素学说研究会”,一个自称研究哲学多年的成员抱怨说,“我发现罗素讨论班仅仅局限于技术哲学,这使我很失望”。[28]而罗素在自传中说,讨论班上除了一人是满清皇帝的侄子,他们全是布尔什维克分子,常常一个一个地悄悄溜到莫斯科去。[29] 罗素的揶揄反映两个事实:第一,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北大流行;第二,罗素没有指望学生理解他的技术哲学。实际上,罗素在北大的“五大讲演”,几乎没有涉及他的技术哲学。如果概览罗素的“五大哲学讲演”的笔记,我们看到的是一点哲学史,一点当代心理学简介,一点他自己的心理哲学,如此而已。只有第五次课程“社会结构学”的5 次笔记才是他发力的重点。

   《哲学问题》十二讲,基本上重复了休谟的知识论,罗素新命名为“中立一元论”。无论物质还是意识,都是既是物质也是意识的经验材料;经验材料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分为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物理现象是对外部环境刺激的反应,先有感觉的预期,后有经验的证实。总之,“很通行的先天必然关系的说法已过去了”,“无一成不变的物质和真理,我们求知识只可以从经验上造成多分比较的真理”。[30]

   《心的分析》十五讲介绍了当今的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罗素自己的心理学把人的本能习惯分析为欲望(desire)的循环运动,这是感觉(sensation)、想象(image)、信念(belief)和情绪(emotion)的行为循环;想象是过去感觉的复制,想象的联想、直觉、记忆、内省构成经验和思想;“记忆是知识的起点”,而信念的感情是回想,它的语言内容可用“这个之存在”(existence of this)表述,“这个”(this)是记忆-想象(memory-image)的范本,“存在”(existence)表明“真实”的感情,而“之”(of)表示这个和存在的关系。罗素最后开始讲到逻辑原子论,但没有信心地说:“这个记忆的分析也许是极错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修正它。”[31]此课到此结束。

   《物之分析》六讲与1927年发布的同名著作没有关系,而是1925年出版的《相对论ABC》的一个简本。罗素使用了数学公式、图表甚至实物模型,讲解相对论基本原理。虽然是科普,但对当时既不懂数学也不懂科学的“文科生”来说,无异于“对牛弹琴”。

   《数理逻辑》一课也是如此,虽然是只讲一阶逻辑的基本演算规则。这门课的中文笔记可能不是赵元任翻译的,而是由记者按照黑板上的板书“仓促记了大意”。[32]

   《社会结构学》五讲笔记传播最广,每一讲的讲稿交给日本《改造》杂志刊出。罗素回国后以这些讲稿为基础,与朵拉合著《工业文明的前景》(1923)。之所以合作,因为两人朝夕相处,时常交流,虽然两人都是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者,但对工业产业的态度不同。罗素在中国再三提醒要保持中国固有的文学艺术,但也要适度发展产业实业;朵拉全盘否定产业的功效,她说:“我从心里仇恨金钱,仇恨战舰,仇恨工厂,仇恨不停转动的机器。这些东西泯灭我们所有的创造性本能,泯灭美好的东西,将力量交到罪恶的手中……让我们废弃工业吧,即便不得不过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也在所不惜。”[33]大概由于朵拉的“枕边风”,罗素讲这门课充满“但是”,要发展工业,既不能采取资本主义,也不能采取共产主义;中国的实业不能交由外人,而要由国内行业工会来发展,还要警惕日本的侵略;不能过度开采资源,但也要满足国内物质需要,如此等等,面面俱到。《社会结构学》计划十讲,到第五讲时因病住院戛然中止。

离开中国时,朵拉怀有5个月身孕。罗素夫妇回国途中顺访日本,在东京火车站被记者追拍,朵拉一个踉跄,差点跌倒,罗素顿时火冒三丈,挥舞手杖,追逐那帮记者。罗素后来回忆说:“我当时产生的激情肯定与印度的英国人在哗变中的感觉不相上下,或者与受到反叛的有色人包围白人不相上下。我那时意识到,在人可以出现的欲望中,保护家人不受外族伤害的感情可能是最疯狂、最强烈的。”[34]从这个插曲可以看出,罗素的中国之行完成了他的人生转折的道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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