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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 毕竞悦:论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基石——文化认同与政治承认

更新时间:2021-04-18 12:34:06
作者: 程广云 (进入专栏)   毕竞悦  
就是何以众多不同的个人聚在一起可以组成一个同一的社会?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在变得更自主的同时,却也变得更依赖社会?为什么一个人一方面更自力,另一方面却更依赖?答案就在于社会结合的变化,而社会结合的变化则在于不断发展的分工。[4]

   社会和组织只有在人们合作时才会运转,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不可能仅仅依靠法律来保证公民诚实和有责任地行事。那么合作的动因在哪里呢?就个体而言,合作可能是非理性的,因为合作需要某种妥协、损己利人。在《合作的进化》中,阿克塞尔罗德认为,合作是人与人多次相互作用的结果。合作的根源是人们对孤独的恐惧,而合作的基础则是人际关系的稳定性和持久性。[5]

   市场交易是一种常见的合作形式,其基础是互利。资本主义就是在这种交易的诚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需要在交易中建立一定水平的信用和公平,这反过来又需要法律和制度予以保证。社会契约是分工和交换的产物。契约的基本精神在于自治。契约关系的出现,是一种法律化和制度化的承认(组织认同)形式。这也就是市民社会(公民社会)。

   阶级认同是一种特殊的组织认同形式。阶级的划分标准是经济标准,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就是说,阶级是根据生产和分配的关系划分的。职业、收入状况只能作为参考,血统、政治思想不能作为划分标准。在阶级社会里,一般具有两个基本阶级和若干非基本阶级。基本阶级是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如奴隶社会的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封建社会的封建主(地主)阶级和农奴(农民)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非基本阶级是介于基本阶级之间、经济利益与它们间不根本对立的阶级,如平民阶级、小生产者阶级等。阶级认同的弱形式体现为等级认同、阶层认同等。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而等级则是一个政治法律范畴,阶层是按照职业、收入状况划分的。同一阶级可能属于不同等级、同一等级可能具有不同阶级;同样,同一阶层可能属于不同阶级,同一阶级可能具有不同阶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消灭等级,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形式平等;而社会主义社会则在于消灭阶级,实现“经济面前人人平等”的事实平等;至于共产主义社会,随着社会分工被消灭,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所取代,社会阶层也就被消灭。而阶级认同的强形式则体现为团体认同、政党认同、国家认同等。它们是三种普遍的组织认同形式。

   团体认同是政治认同的较低形式,人们在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精神的层面上分工合作,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政党认同是阶级认同的集中表现,每一政党都有各自的政见或意识形态,代表了不同阶级或同一阶级不同集团的利益和意志;国家认同是迄今为止政治认同的最高形式。国家是由氏族组织发展而来,除了氏族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权力性之外,国家还有阶级性;其对内职能包括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两个方面,对外职能包括国家安全(国防)和国际交往两个方面。国家之间构成国际关系,而跨国组织则形成了超越国家的组织认同,从国际化到世界化是处于正在进行时的全球化的历史性转折。

   前现代社会的大多数国家一般是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统治,人们普遍认可这种统治状态,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主要源于所谓“神授”,亦即所谓“君权神授”。近代启蒙以来,随着人们对这种统治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质疑,社会契约论应运而生。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假定,在自然状态中,每一个人都享有天赋自然权利,为了共同的政治生活,每一个人都许诺放弃使用暴力,共同缔结一个和平的社会契约,由此产生了社会和国家。根据社会契约形成国家,这种承认相较基于血缘和地缘的承认,从族性(ethnicity)转变到民族性、国民性(nationhood)。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人们失去的是自然自由,获得的是社会自由、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现代民族国家愈益超越传统的“族性”,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

   一个政治国家,其基础不仅是领土,更根本和重要的是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公民身份”(citizenship)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它使个人联合形成公民联合,从而使政治国家成为可能。公民身份表明公民主体间之作为政治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公民身份是西方政治文化的理念和实践之最为古老而源远流长的制度之一,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此后经历了古罗马、中世纪、启蒙运动和近代革命。

   从族群认同到组织认同,从文化认同到政治认同,反映了承认的不同层次和发展阶段。但这些层次和阶段却不是相互取代的,而是相互交错、同时存在的。对于构建国家的承认基础而言,显然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更加重要。在前现代社会,国家的承认基础以非政治认同为主,而在现代国家,国家的承认基础则以政治认同为主。政治认同是具有包容性和凝聚力的承认基础。而其他几种承认基础则具有排斥性和离散力,例如在以族群认同为基础的国家,同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族群歧视。而政治认同则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超越单一族群和同质文化的狭隘,解决多民族国家、异质文化的问题。

   与中国古代以文化认同为基础,以文化认同来构建国家认同相比较。欧洲现代以政治认同为基础,以政治认同来构建国家认同。

   欧洲早期现代的核心问题就是民族国家的生成。在欧洲的国家建构过程中,首先处理的问题就是民族国家与封建制度之间的关系。在安德森看来,当市场关系和绝对财产权利的观念取代了领地承担的封建义务的时候,绝对主义国家就诞生了;当用于征税和暴力的国家机器集中起来的时候,主权观念就得到了确认。[6]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君主的作用得到强化,马基雅维利、博丹等人的思想与理论体现了这一历史进程,并且为新型国家理念提供了系统论证。绝对的君主借助不断强大的民族主义,把原本分散的政治认同统一起来,形成了现代国家意识和现代民族意识。王权之所以是绝对的,是对比过去的封建权力分散而言的,并不意味着它专横暴政。与封建制相对应的是等级制,社会的阶层像梯子一样,一级一级,互相隶属,国王是总领主,总领主下面有大领主,大领主下面有小领主,直至佃农,每一层从上一层那里领有土地,对上一层负有义务。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则打破了封建藩篱,使国家主权直接建立在国民个人的基础上。

   “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说法主要强调了国与国之间关系区分的视角,忽视了国家内部的构建问题。但“民族国家”的说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西方国家的形成,近代西方国家的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罗马教会重新界定关系。现代国家的构建是一个构建国民身份和国民意识的过程。在国民心目中,不仅有封地观念,而且有国家观念。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民族即是国民的总称,国家是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因此国家乃民族政治精神的展现。”[7]现代国家由国民组成,而国家主权则由国民权利集合而成。民族国家超越了“族群认同”,是一种政治认同。

   应该注意“民族”概念、“国民”概念背后的历史性。早期现代欧洲各国主要处于王权制度之下,由于政治认同基础比较薄弱,统治阶级倾向于诉诸“民族”概念来加强国家认同。这一时期,主要是国家意识相对于封建制度的形成。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民族意识愈益与民主意识联系在一起,“国民”概念凸显出来。密尔不仅从国民情感来界定“民族”定义,而且特别强调国民认同,在密尔看来,民族认同直接与代议政府或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8]

   就受压迫民族而言,民族运动更是与民主运动直接联系在一起。在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时代,民族问题与民主问题紧密相关。世界各国之间的战争对于民族国家的观念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激发了种族意识的觉醒,从而产生了推动种族观念取代国民观念,进而走向国家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它又促使种族问题与民主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

   然而,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以前被限定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国民概念已经难以适应奔走于全球各地的人,政治认同需要突破民族—国家边界,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和包容性,这也就是公民身份。

   三、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与承认

   按照泰勒观点,“认同的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转向“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是从现代性政治到后现代政治的转向。“认同”是自我对“我”的身份和“人”的本质的理解,是自我确认和寻求归属的统一;而“承认”则表明:自我认同部分地通过自我确认,部分地通过他人承认构成;如果拒绝承认,或者扭曲承认,不仅影响认同,而且造成伤害。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不是建立在个人独白上,而是建立在对话关系上,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公正地承认不同群体和个体,就失去了正义的本性,也构成了压迫的形式。“承认的政治”和“认同的政治”的差别在于:“认同”强调的是自我同一性,只有与自我相同一的他人才是认同的对象。而“承认”则不仅强调自我、同一性,而且强调他者、差异性,不仅与自我相同一的他人,甚至与自我有差异的他者,都是承认的对象。因此,认同导致一种独白式的效果,承认导致一种对话式的局面。“认同”着力于“同”和“一”,着力于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点。“认同的政治”要求捍卫每一个人的平等尊严,因为他们都是人,具有人的普遍性与共同性。“承认”着力于“异”和“多”,着力于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点。“承认的政治”要求维护每一个人的差异,因为他们虽然都是人,但却具有人的特殊性与差异性。

   哈贝马斯在提到泰勒时指出:“一种是尊重文化差异的政治,另一种则是普及个体权利的政治,前者应当抵偿后一种求同的普遍主义政治所要付出的代价。”[9]“认同的政治”是“平等尊严的政治”,而“承认的政治”则是“差异的政治”。“认同的政治”或“平等尊严的政治”是同质性的,以表现为单一性的现代性社会和文化为背景;“承认的政治”或“差异的政治”是异质性的,以表现为多样性的后现代社会和文化为背景。从“认同的政治”到“承认的政治”、从“平等尊严的政治”到“差异的政治”,是全球化时代之政治的基本转向。当今世界各种冲突在性别、种族、族群和文化方面充分证明了黑格尔和霍耐特之“为承认而斗争”的观念。从认同男女平等尊严的女权主义到承认男女差异的女性主义,从认同东西文化平等尊严的西方中心主义到承认东西文化差异的东方主义,还有“为争取承认而斗争”的社会弱势群体、文化边缘群体和少数族群,甚至生态主义,都是其中表现。问题在于:对差异的承认有无限度?无限度是不可能的,可能的限度是以人的本质认同来衡量差异。例如,我们可以承认同性恋群体,但是必须认同异性恋是人性的主流;我们可以承认人工变性群体,但是必须认同自然性别群体为人性主流。因此,承认建立在认同基础上,并且以之为自身的前提。

   中国古代国家是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而现代国家则是建立在政治认同的基础上。虽然中国古代国家在形式上与现代民族国家具有相似性,但并不等同于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强调政治构建,立国还要立宪。中国古代国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它面临着现代性的困惑。欧洲王权制的统治者诉诸政治认同来型塑国家的凝聚力,而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的统治者则诉诸文化认同来型塑国家的凝聚力。

   中国为什么要建立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一个国民身份形成的过程,国家的现代性需要国民认同,而少数民族政权则无法获得普遍国民认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或发展大多以单一民族为基础,或以多数民族为基础。纵观世界历史,民族国家的形成大多依赖于多数族裔。后来随着宪政政府的发展,少数族裔不仅可以获得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且可以成为国家政府的成员,甚至成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现代民族国家以国民认同为基础,国家主权是直接建立在国民个人基础上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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