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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绅士、名士、斗士与流氓——知识人的内战与“文化惯习”的冲突(1924—1926)

更新时间:2021-04-18 11:38:04
作者: ​许纪霖  
讽刺说:“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我所佩服的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有发表的勇气”。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衡派是不屑与其争之,而对同样是新文化阵营中的《现代评论》,因为它在新派年轻人里面拥有与《语丝》同等的影响,是值得重视的竞争者,鲁迅则是紧紧盯住不放。有一次,陈源随意说了一句:“就以‘四书’来说罢,不研究汉宋明清许多儒家的注疏理论,‘四书’的真正意义是不易领会的。”鲁迅立即敏锐地抓住对手的破绽,狠狠挖苦了一番:“那‘短短的一部四书’,我是读过的,至于汉人的‘四书’注疏或理论,却连听也没有听到过。”即便陈源想去北大图书馆临时抱佛脚,“却连‘佛脚’都没有”。

   而现代评论派那一边,也看不惯语丝派的名士气,更认为他们没有学问,“不在文学水平线之上”。陈源承认鲁迅的小说是好的,但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了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他公开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给徐志摩的信,嘲笑周氏兄弟“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接着又补了一句:“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现代评论派不承认对手是学者,对此鲁迅颇为不屑,他说“我今年已经有两次被封为‘学者’,而发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说我没有“学者的态度”。“其实,没有‘学者的态度’,那就不是学者喽,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学者”。

   启蒙运动本身就具有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气质,法国的启蒙运动有伏尔泰与卢梭的双峰对峙,德国启蒙运动中有康德、黑格尔理性传统和歌德开始的狂飙运动,同样,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亦是如此。张灏教授指出:“理性主义是强调理性的重要,浪漫主义却是讴歌情感的激越。五四思想的一大特征就在于这两种趋向相反的思想,同时并存而互相纠缠、互相激荡,造成当时思想风云中最诡谲歧异的一面。”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并没有完全分化,《新青年》《新潮》启蒙者的内心世界当中,同时内涵着这两种精神。然而,到了1924年,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正式分道扬镳,其标志就是《现代评论》与《语丝》的精神对峙。

   这两家杂志面对的是同一个中国,继承五四的精神传统,他们的关切是共通的,批评的对象也是相近的,不是军阀,就是国民性。不过,两家参与现实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说,《语丝》的气质更接近《新青年》和《新潮》的话,那么,《现代评论》则继承了《每周评论》的风格,关注“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宣称“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这些从国外回来的现代评论派是专家型学者,不是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就是文艺理论家、社会学家,他们对时事的分析是专家型的,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一事一议,就事论事,秉持专业主义的立场,理性而温和。五卅惨案发生以后,虽然王世杰、钱端升、周鲠生他们也是义愤填膺,但在讨论如何应对如何抗议的时候,并非一味地拉高声调、采取激进的姿态,而是从专业主义的立场出发,详细分析如何通过法律和外交的手段,在现有的格局之下通过有节制的抗争,为国家赢得最大的、可能的利益。

   现代评论派以专家自命,一言一行背后都要讲究学理。不要说王世杰那些学有专攻的社会科学家,即使像陈源这样的人文学者,也是言必寻据,喜欢“掉书袋”。作家苏雪林如此评论陈源的“闲话文体”:“《西滢闲话》何以使陈氏成名,则因每篇文章都有坚实的学问做底子,评各种事理都有真知灼见。尤其时事文章对于当前政治社会的各种关系,分析清楚,观察深刻,每能贡献很好的解决方案。”苏是陈的好友,自然有溢美之词,但这段评价很能体现现代评论派作文论事的风格:一习惯搬用专业学理,二喜欢分析复杂的政治社会关系,寻找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相比现代评论派的专家型学者,语丝派基本是一群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文人。《语丝》杂志与政治保持谨慎的距离,主要从事于文化和社会批评,《语丝》编辑孙伏园说:“《语丝》同人对于政治问题的淡漠,只限于那种肤浅的红脸打进黑脸打出的政治问题,至于那种替政治问题做背景的思想学术言论等等问题还是比别人格外留意的。”《语丝》不关心政治本身,但非常在意政治背后的思想文化背景,这才是启蒙所要针对的问题所在。不过,到了国民大革命前后,政治大事接踵发生,如女师大事件、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语丝派有满腔的激情与正义感,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独缺的是专业主义的知识。五卅惨案之后,《语丝》上弥漫的多是这样感性而激情的文字:“我们不是刚睡的狮,我们是将死的狮子……可怜而又可耻的我们!”“拿着白旗在街上讲演的兄弟们和姊妹们!你们不要痛哭流泪地多发议论了。你们应该流血、不应该流泪”;“我们不能屈服,我们宁愿灭亡,全体灭亡”。《现代评论》将五卅惨案作为一件外交事件来对待,态度专业和冷静,同样是启蒙,诉诸的是读者的理智;而《语丝》以浪漫主义的激情话语,更多诉诸的是民众的情感。现代评论派从马克斯·韦伯的“责任伦理”出发,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可能”,但语丝派的姿态则是马克斯·韦伯的“信念伦理”,以一己的信念价值判断是非善恶,不在乎运动所带来的实际后果。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专家与文人碰撞在一起,自然是刀光剑影、火星四溅了。

   三一八惨案是另外一个例子。两派都对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群众强烈不满,但现代评论派专家们的态度是冷静而现实的,希望通过法律解决,而语丝派文人是激愤的,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连一向平和温热的周作人也一连几天什么事都做不了。正在这个时候,陈源在《现代评论》发表文章,希望“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未成年的男女孩童们更“不参加任何运动”,并且暗示背后有黑手“对理性没有充分发展的幼童,勉强灌输种种的武断的政治的或宗教的信条,在我看来,已经当得起虐待的”。陈源的这种看法是一贯的,因为他自认超越于任何党派与政治势力,“非但攻击公认的仇敌,还要大胆的批评自己的朋友”;“非但反抗强权,还要针砭民众”。这种自命站在独立与理性、对强权和民众两边都批评的立场,本身并没有错,但一旦运用于刚刚发生了流血与屠杀具体场景,对两边各打五十大板,自然激起了语丝派文人的愤怒,周作人以少有的愤怒揭露《现代评论》收取过章士钊转来的段祺瑞提供的一千银元开办费津贴,批评陈源“使用了明枪暗箭,替段政府出力,顺了通缉令的意旨,归罪于所谓群众领袖,转移大家的目光,减少攻击政府的理论,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

   语丝派文人在学术体制的边缘乃至外面,因此他们对体制那个场域颇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其与官场和军阀有千丝万缕的暧昧联系。鲁迅厌恶学界的官气,认为“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他所暗指的就是现代评论派这些在体制里的学者。在女师大事件当中,学生是“鸡蛋”,杨荫榆与后台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是“高墙”,在鸡蛋与高墙之间,《语丝》毫不犹豫地站在“鸡蛋”一边,他们讨厌陈源这些现代评论派名为公允,实际在为“高墙”帮腔,成为军阀与官僚的帮闲,因此鲁迅讽刺陈源这些绅士是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子跟在脚后跟。”语丝派将陈源、章士钊和段祺瑞视为一伙人,《现代评论》就是一张“白话老虎报”(老虎暗喻章士钊),周作人颇为鄙夷地说:我与陈源个人始终没有嫌怨,但“我看不起陈源的是他的捧章士钊,捧无耻的章士钊,做那无耻之尤的勾当”。

   学历出身的差异、活动场域的不同以及与国家体制关系的区别,这三点构成了语丝派文人与现代评论派学者的彼此对立,但这些还仅仅是外部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们内在的“文化惯习”迥然有异。

   二、绅士与名士:“文化惯习”的对立

   如前所述,民国以后,传统的官僚士大夫体制演变为现代的学术知识体制,但是在体制内外或体制的中心与边缘,不同的场域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文化惯习”:新绅士与新名士。新绅士处在正统儒学的官僚士大夫延长线上,到民国以后与西洋的理性主义相融合,演化为体制内学者共同体的文明修养;而新名士继承了庄子、魏晋名士和阳明学的传统,到民国以后与西方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体制外文人共同体的精神气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两种“文化惯习”暂时纠缠在一起,没有分化,但到了《语丝》和《现代评论》阶段,二者便分道扬镳,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绅士与名士在“文化惯习”的对立,首先体现在信念立场上,是公理与文明优先,还是个人的真实优先?按照葛兰西的观点,现代评论派属于19世纪的“传统知识人”,在上帝死了之后,知识人因为掌握了理性,因此拥有上帝一样的权力,代表了普遍的正义,也代表了人类的普世文明,他们必须摆脱个人的好恶,更要超越党派的偏见,以公理的化身和文明的名义发言。陈源在《现代评论》创刊一周年的时候,总结了刊物的宗旨,自认“在中国的评论界里开一新例”。他批评中国人只有党同伐异,缺乏是非善恶:“在他们看来,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对的,凡是仇敌,什么都是错的。”但本刊同人是“本科学的精神,以事实为根据的讨论是非”,而且“是所有的批评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谩骂。这也许是‘绅士的臭架子’”。

   陈源以绅士自称,他所说的“臭架子”,乃是一套文明的礼仪,其背后的支撑点,一是理性,二是公理。然而,在语丝派文人看来,所谓“绅士”,无异是现代的道学家,其核心就是“伪”。鲁迅嘲笑说:“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一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在鲁迅看来,不要以“公理”“公正”“中道”这样的大词掩掩饰饰,这些都不过是道学先生的虚伪,有什么话直说便是:“假使一个人还是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在论战的白热化阶段,鲁迅对戴着“正人君子”面具的现代评论派下了狠笔:“我又知道人们怎样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

一方是掌握了公理与文明的正人君子,另一方是自然率性的真名士,从历史延长线来看,这场争论是明末的耿定向与李卓吾争论的2.0版。耿定向是理学大师,在意的是“重名教”,而李卓吾是狂禅,重视的是“识真机”。名教来自于公认的天命、天理,而真机则来自于个人的一得之见。这也是理学的天理说与心学的良知说的差别所在。传统的天理到了近代以后转变为普遍的公理,从英美回来的学者专家们相信自己掌握了人类的科学与文明,它代替了天理成为了终极的价值标准,一切言论与行动皆应以此为准则,因此他们要超越私见和门户之见,在舆论场上主持公论,陈源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之后,便以这样的面目出现的。但在语丝派文人看来,这就是一种新名教和伪道学。林语堂平生最讨厌名教与道学,因此他才会背弃海归而投身《语丝》,他说:“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我们的理想是各人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说别人让你说的话’。”显然,在林语堂看来,所谓“公论”,恰恰是一种垄断性、宰制性的话语霸权,属于“别人让你说的话”,真理不在于“公”,而在于“私”,每个人内心都有良知,都有一己之真理,愈是“私见”与“私论”,愈能接近真理本身,因为真理是在众多的“私见”的交往和竞争之中呈现出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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