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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鲁迅:辫子记忆与民国意识的纠缠

更新时间:2021-04-18 00:53:01
作者: 王彬彬  

   鲁迅对于“民国”的意识,是与关于辫子的记忆纠缠在一起的。因为在日本留学期间即剪去了辫子,回国后饱受无辫之灾,而进入民国后,可以昂起没有辫子的头颅,在大街上坦然地行走,这是鲁迅认同民国的最大理由,可见,鲁迅主要是在民族解放的意义上认同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鲁迅小说《风波》,表层意义可以认为是在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深层意蕴则是广大民众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困苦。对于鲁迅来说,民国之所以值得爱护,不是因为到了民国人民有了不留辫子的自由,而在于进入民国后,人民有了随意处置自己头发的自由。质言之,在鲁迅看来,民国应该意味着自由。

  

  

   如果让人们想象鲁迅形象,恐怕大多数人脑子里浮现的是那个很经典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形象,而且只能想象出这一种鲁迅形象。很少有人会想象出一个拖辫子的鲁迅形象。但作为汉人,鲁迅最初的男子形象,是拖辫子的形象。鲁迅最迟十多岁时已经留起了辫子①。那个每天在当铺和药店间奔走的少年,那个在泥土里翻捉“原配蟋蟀一对”的少年,那个在沟沿埂边挖寻芦根的少年,那个在三味书屋里摇头晃脑地背书的少年,是拖着辫子的;那个“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因而辗转到了南京求学的绍兴青年,是拖着辫子的;那个在南京四年,先水师学堂后矿路学堂,学英文学德文,学海军学地质学矿物学的青年人,是拖着辫子的。1902年3月,鲁迅从南京经上海到达了日本横滨,一路也是拖着辫子的。在日本东京,这辫子也拖了近一年,直到1903年3月,才毅然将辫子剪去。这在中国留学生中,已经是很稀见之事,是颇有些胆大妄为、离经叛道的意味的。1903年,鲁迅已经二十二三岁。在二十二三岁以前,鲁迅一直是拖着辫子的。1909年秋,鲁迅结束在日本的留学,回国。其时还在满清的统治下,没有辫子很难做人,于是鲁迅在上海买了一条假辫子。假辫子戴了一阵,十分不便,才干脆不要了,昂着一颗没有辫子的头颅在杭州和绍兴的天空下走着,但因此吃了许多苦头。所以,鲁迅曾经是一个拖着辫子的中国男子。不但拖过真辫子,而且拖过假辫子。拖辫子的鲁迅,这也是鲁迅形象之一。

  

   但意识到鲁迅曾经是一个长久地拖着辫子的男子,对于理解鲁迅,其实是并非无关紧要的。

  

   满清入关、主宰中国后,要求汉人男子也如满人一样把头部前面剃光,在脑后留起辫子,“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句尽人皆知的话就昭示着那旨令的严格。从此,辫子在汉人男子脑后拖了二百六十多年。一开始,汉人是拼命抵抗的,许多人甚至选择了“留发不留头”,宁死也不肯在脑后拖一根尾巴。奇怪的是,到了后来,广大汉人男子不但接受了留辫子的铁律,而且认为男子留辫子是天经地义,不拖着根辫子则不配称作人。当然有一直内心不接受不认可脑后的这根辫子者。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旨令还严格实行着时,这些人不得不 也在脑后拖着根辫子,这时候,他们是心脑不一 的,内心是极其憎恶脑后的那根尾巴的。一旦有可能不需要付出掉脑袋的代价便可把脑后那根尾巴剪掉时,他们便立即将它剪掉,哪怕因此带来的烦恼也并不小。鲁迅便是这样的人之一。在鲁迅的写作生涯中,辫子问题一直是他的一个创作兴奋点。1920年秋,鲁迅连着写了两篇以辫子为题材的小说,这就是收在《呐喊》里的《风波》和《头发的故事》。1921年,鲁迅创作了《阿 Q 正传》,辫子之有无、真假也是小说中一个重要问题。1934年12月,鲁迅写下了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又大谈辫子问题。直到绝笔之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仍在谈论剪辫与民国的关系。完全可以说,一根辫子,纠缠了鲁迅一生。当然早就有人注意、研究过这个问题。例如,陈莹珍 在《现代语文》2009年第5期发表了《浅析鲁迅的反封建思想和“辫子”情结》,从“反封建”的角度论述了鲁迅与辫子的关系和对辫子的言说。说鲁迅有着一种“辫子情结”,是并非没有根据的。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取代了大清帝国。所谓“民国”,实行的是共和制。共和的现代政治意义,鲁迅当然是懂的。但鲁迅不太习惯以僵硬的政治条款去衡鉴民国的好坏,更多的是从直观的感受出发去品评民国的名与实。辫子问题,是鲁迅感受、品评民国的一个角度。鲁迅对民国的认识,是与辫子相关联着的。

   图片

  

   一

   在写于1934年底的《病后杂谈之余》里,鲁迅叙说了自己与辫子的关系。鲁迅最初是从辫子意识到满汉之别的:“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②在写于十四五年前的《头发的故事》中,鲁迅已经借N先生之口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③满清入关,取代明朝而主宰中原,其实广大中国人是并不很在意的。如果清廷不下达那么严格的剃发令,汉人是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抵抗的。剃发令与传统中国人的发肤观念实在太冲突了,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才有南方某些地方的拼死抗清。这一点,历史学界早有人指出过。鲁迅应该早在少年时期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是,令鲁迅感到奇怪的是,那根曾经被汉人如此抗拒的辫子,后来却成为汉人男子头上绝对不可没有的东西,成为汉人男子的亲近之物甚至宠爱之物。在《病后杂谈之余》里,鲁迅接着说,在他开始有知识的时候,人们早已忘却了这辫子是砍了许多祖先的头才在汉人头上生根的。人们反认为,头发全留便是造反的“长毛”,而全剃则像是和尚,只有剃一点留一点并且把留下的那部分扎成辫子,才是“正经人”。这还不算。还要把脑后这根辫子玩出各种花样来,让它成为玩具、道具。戏台上演小丑的,往往把脑后的辫子打一个结,在上面插上一朵纸花,目的当然是博取笑声。演武丑的则常常把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悠然地吸烟、献技。街头变戏法的,则不须动手,练成了把头一摇则辫子自动跳起来盘在头顶的本领……④鲁迅在《阿Q正传》里,也写了留辫子的习俗是怎样深入汉人之心。钱太爷的儿子留学回来,辫子没有了,他的母亲痛不欲生,竟至于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甚至因此而跳过三回井。对于钱少爷的剪去辫子,阿Q便深恶痛绝,送了他一个“假洋鬼子”的称号,又说他是“里通外国的人”。钱少爷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头上没有辫子是不行的。但等到头发长到可以扎辫,那实在太费时日,早在路上被唾沫淹死了。于是钱少爷只得戴起了假辫子,而假辫子只能骗骗不知底细的外庄人,却更令知道底细的阿Q鄙视、憎恶:“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⑤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律令实行了二百多年,到了清末,便不能如此严格地继续了。汉人男子,要将辫子剪掉,换成其他发式,一般情形下已经不至于掉脑袋了,虽然仍然会有许多麻烦。这是从一些史实可知的。章太炎1900年夏秋间,在上海剪掉了“作为对清王朝忠顺标记的长辫”,并且还写下了《解辫发》,从此章太炎便留着短发,穿着西装,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上。⑥鲁迅1903年在日本剪去了辫子,算是在清末即以此种方式表示对满清统治的反抗者之一。那时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很多,既然是清廷的“子民”,当然须留着辫子,何况还有官方派遣的监督。鲁迅在《藤野先生》的开头, 便描绘了中国学生的头上景观:“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⑦这也算是鲁迅一生中多次对辫子的言说之一。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一开始便回忆“剪辫”。许寿裳说,他自己和另一名同班的韩强士,是到东京的当天便将辫子剪掉了,鲁迅则是弘文学院江南班剪辫第一人:

   这天,他剪去之后,来到我的自修室, 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我说:“阿,壁垒一新!”他便用手摩一下自己的头顶,相对一笑。⑧

   剪去了这象征着满清统治的辫子,鲁迅内心的欢欣是可想而知的。

  

   满清官府对汉人的剪辫怒目而视,但已难以惩之以砍头。剪辫带来的麻烦,主要不是官府所施予,民间社会、汉族同胞,才是迫害剪辫者的基本力量。鲁迅以三种方式言说过剪辫者的悲苦遭遇。《头发的故事》中N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说了剪辫后的苦痛;《阿Q正传》里小说的叙述者叙述过被阿Q称作“假洋鬼子”的钱少爷失了辫子后的难堪。《头发的故事》中的N与《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都是小说人物。而在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中,鲁迅回忆了自己剪辫后的烦恼。这三种言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头发的故事》中的N也是留日学生。到日本后,剪掉了辫子,便遭到将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的厌恶。回国时,一到上海便买了根假辫子。假辫子大概只能蒙骗路人,难以让天天相见者长久不生疑。N头上的辫子终于被人们识破真相。人们于是一边冷笑着,一边认定N有着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打算去官府告发,只是因为担心革命党的造反可能成功、清廷可能被推翻,才终于没有去。既然假辫子并不能起到真辫子的作用,N便干脆废除了这假辫而昂着无辫之头、身着西服在路上走着。于是便一路都是笑骂声,甚至有人追着骂“冒失鬼”“假洋鬼子”。N于是不穿洋服而改着长衫,人们骂得更厉害了。N之所以易西服而着长衫,是想与中国“固有”的习俗靠近一点,庶几多少可抵消一些无辫之罪。人们之所以骂得更厉害,则因为在他们眼中,辫子与长衫是不可分离的,穿长衫而头上却没有辫子,那就更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了。在这样的逼迫之下,N只得用手杖护卫自己了:路上遇到有人骂,便打。打过几回,再走旧路,就没有人敢骂了。只是如果走的是没有打过的地方,还会有人骂。手杖只能制止惯走之路上的笑骂,却并不能消除无辫带来的所有苦恼。宣统初年,N到本地中学当监学,“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⑨N说他民国元年冬天到北京,还因为没有辫子而被人骂过几次。所以,《头发的故事》中有这样的叙述:

   N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高声说:

   “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⑩

   对于N来说,“民国”的意义首先体现为拥有了不留辫的自由。N的民国意识,首先是剪辫意识,是可以不拖辫子的意识。

  

   《阿Q正传》里,钱少爷从东洋回来,头上没有了辫子,他的母亲痛哭了十几回,到处对人解释,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后剪去的,本来回来可以做大官的,现在不行了。钱少爷的老婆则因此跳了三回井。钱少爷只好拖起假辫子。被阿Q辈称作“假洋鬼子”的钱少爷,走在路上自然不会不被人笑骂,于是钱少爷无奈之下也只好打:

   这“假洋鬼子”近来了。

   “秃儿。驴……”阿Q历来本只在肚子里骂,没有出过声,这回因为正气忿,因为要报仇,便不由的轻轻的说出来了。

   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大踏步走了过来。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

   “我说他!”阿Q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分辩说。

拍!拍拍!⑪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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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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