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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延:历史社会学的本土实践:“源流”研究的理论、议题与方法

更新时间:2021-04-17 23:57:42
作者: 孟庆延  
三、源流研究的问题意识:渊源流变与发生学问题

  

   “问题意识”对于理解研究传统和研究范式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谓问题意识,并非研究问题本身,亦非某个研究的具体研究议题,而是指向更为宏观的“学术关怀”(concern)。因此,尽管美国历史社会学的宏观比较历史分析范式可以溯源到韦伯的社会学传统,但是它们之间的问题意识却不尽相同。宏观比较历史分析通过对不同文明“诸多变量”的历史比较,来探究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得以产生的普遍性要素并努力得出某种规律性阐释,但其本质乃是在不同文明类型的历史线索中,以现代文明为聚焦在纵向的历史时间中进行着“求取最大公约数”的探索工作;而韦伯的比较文明研究则不尽相同,他所做的工作并非在政治经济制度与不同文明的宗教基础之间建立所谓的“因果关系”这么简单,也并非通过比较分析找出影响不同文明的迥异历史走向的那些“变量”因素,而是尝试勾勒出不同文明生成不同制度形态的历史与社会轨迹。因此,如果说宏观比较历史分析的努力在于揭示那些历史变量的影响机制的话,韦伯的核心观照则在于勾勒不同制度形态的宗教与文明历史渊源及其发生学过程。

  

   实际上,韦伯、埃利亚斯在其研究中所呈现出来的“文明发生学”的问题意识,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亦有着体现。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乃是陈寅恪的“源流”研究。余英时更以“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和“心史”来概括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尽管其研究议题广泛,但是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却有着内在统一的问题意识,即以“渊源流变”为核心所展开的文明史研究。在制度史与政治史研究中,陈寅恪对隋唐制度展开了“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的研究工作。例如,其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考察并揭示了包括“礼仪”“职官”“刑律”“兵制”等在内的唐代诸制度的历史源头及其嬗变;而其政治史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通过对重要政治事件、关键政治集团以及整体政治过程的考察,呈现了制度生成的具体机制与动态过程。这样一种“渊源流变”的问题意识贯穿于陈寅恪的整个学术生涯。他早期关于佛教传播史的研究,其实质是利用自身掌握的语言学工具,通过对佛经译本的对勘以及佛经汉译过程的考察,讨论佛教在传播过程中究竟是如何调和自身教义系统中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伦理不相适应的部分的。同时,陈寅恪还讨论了当时的士大夫群体在改造俗文学运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佛教经典融入俗文学的历史进程。在这样的基础上,陈寅恪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揭示了所谓“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其内在的历史源流及其合流演化过程。综上,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所蕴含的乃是一种关于“文明演化”的总体史观。他所做的努力,在于理解处于尚武民族军事冲击与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思想文化冲击之下,中华文明是如何在具体情势下既吸收了外来文化、制度与思想,并最终融合成新的制度结构与文明形态的。

  

   正是在上述“渊源研究”与“发生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启发下,应星等人开始尝试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源流分析”作为自身的问题意识,展开了对中国近现代社会革命与社会转型的研究,进而围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和动员技术(“查阶级”和“调查研究传统”)展开了具体的个案研究。近五年来,应星围绕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制度的渊源流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他围绕苏区革命时期“万安暴动”这一历史事件及其中重要领导人曾天宇所做的考察,表面上看只是对历史事件的过程性分析,但其实质意在理解民主集中制在最初时期的实践形态;而他对东固、延福两个革命根据地的比较研究,看上去是讨论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基础,但其核心旨趣在于理解共产党是如何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与区域地理基础上逐步建立起革命纪律与组织机制的。在随后的研究中,应星还对中央苏区时期主力红军整编以及军队内部的组织结构的建立进行细致研究,由此去理解革命军队初建之时是如何解决军队内部来自地域、派系等差异所带来的张力,并逐渐建立起统一的组织机制的;同时,他还以党、政、军关系的实践形态为聚焦点,围绕红军“伴着发展”战略的缘起、形成与实践展开了细致研究,对军队与地方党委关系、军队与地方苏维埃关系、中央红军与地方武装关系的复杂状态进行了系统梳理。从总体上看,上述研究纵然在研究议题上不尽相同,但其内在问题意识都在于理解“民主集中制”这样一种组织制度在其发轫之时的具体形态,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渊源与流变。

  

   除此之外,亦有其他研究者秉持着“渊源流变”这一问题意识展开自身的研究。笔者围绕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进程中的“查阶级”这一组织动员机制的渊源流变进行了考察。简单来说,土地革命的历史进程,是革命政党以“查阶级”这一组织动员技术为核心展开的重新划分土地、界定个体的社会身份并塑造新的社会结构的历史过程。那么,“查阶级”的组织动员方式究竟从何而来?研究同时发现,依赖量化标准的“算阶级”和依靠仪式性斗争的“闹阶级”在“查阶级”这一组织动员机制中同时并存,进而笔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查阶级”本身是一种怎样的实践形态?在这一组织动员技术不断演化和实践的过程中,有哪些革命干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具体的实践场景中,何种社会历史条件造就了“查阶级”这样一种传统?由此,笔者首先通过史料梳理识别出了“查阶级”这一组织动员技术得以成型与实践的历史场域——1933年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对查田运动得以生发的政治背景、社会条件等进行了总体考察;同时,又通过对以王观澜为代表的,强调“按照客观标准进行计算”的土地革命中的技术官僚的考察,勾勒出“量化阶级标准”被纳入“查阶级”组织动员技术的社会过程;进而,还通过对以彭湃为代表的,强调“仪式性动员”的土地革命中的宣传鼓动干部的考察,揭示了以激发群众主观斗争情绪为主的动员方式的历史源头及其汇入“查阶级”这一组织技术过程中的种种流变。在上述基础上,笔者以苏区时期毛泽东农村调查为研究对象,讨论了调查研究这一重要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技术究竟是如何在复杂与紧张的战争与政治形势下具体生成的,并揭示了这一组织动员技术的社会思潮史渊源。

  

   由是观之,上述关于“渊源”的研究较之以往有着更为不同的问题意识——它们的研究议题并非传统社会学研究所关心的研究对象,其研究的具体“表达方式”也并非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传统下的变量归纳或理论修正,而是以一个个看似孤立的实证研究呈现出来,但是在这些个案研究的背后,实质上蕴含着“文明”的发生学与“渊源流变”的问题观照。

  

   四、源流研究的方法取向:社科路径与史学方法

  

   前文所述的两种取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具体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取向上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赵鼎新指出,历史社会学研究在研究材料的选取上并不一定选择包括档案文献等在内的“一手资料”和“原始史料”,这是因为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其核心目的在于理论模型的修正与创新——尽管赵鼎新强调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真谛在于将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和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进行结合从而获得更为优化的经验叙事方法,但其实质仍是以理论模型为核心旨归的一种叙事模式,赵鼎新就在其有关儒法国家的框架下,以绩效正当性为核心概念展开了研究,并提供了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一种独特的“理论历史叙事”。

  

   与之相对应的是,另外一种取向的研究者们,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则更强调对一手资料的深入分析。例如,在关于中国传统丧服制度与礼制秩序的研究中,研究者们通过对经学文本的原典解读展开研究,而在关于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应星更是强调对原始资料的详细爬梳,与之前赵鼎新等人的方法取向相对应,应星等人的研究更注重将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纳入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之中。上述两种方法取向,实无高下优劣之分,他们在方法路径上的选择,一方面与自身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范式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各自所汲取的研究传统有着内在关联。在本部分中,笔者将以“源流”研究为例,讨论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一般认为,陈寅恪之所以成为近现代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高峰,除了其有着关于“文明渊源”的总体关怀之外,还因为其有着精妙的考证功夫,而这本是历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陈怀宇指出,陈寅恪在游学欧美期间,受到了当时包括历史学、社会学等在内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了赫尔德“历史主义”的影响。因而,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方法,又和社会科学的某些研究路径有着隐秘的关联。王永兴曾经将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方法概括为如下四种:其一,对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宋代史家长编考异之法的继承与发展;其二,时间、地理、人事之法;其三,总汇贯通之法;其四,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我们将围绕上述方法,以近来的具体实证研究为例,讨论上述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启发意义。

  

   首先,所谓长编考异之法,是指“广搜群籍,左右采获”进而“求真实,供鉴戒”的历史长编法。简单来说,就是围绕某一问题,按照时间线索,广泛搜集典章制度、档案文献、忆述材料、人物传记等多种类型的史料,按照时间线索将各种类型史料中关于某一主题词的相关表述摘抄下来形成“大事记”,并对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表述进行考证,确定何种表述更可能符合当时的“真实历史情境”。当历史长编建立起来之后,就可以识别出在渊源流变过程中的诸多历史节点。例如,在陈寅恪关于隋唐府兵制的讨论中,他敏锐地指出了“府兵制”制度流变的诸多历史节点:其渊源来自北朝西魏时期的鲜卑部落兵制,至西魏北周之时在当时胡族政权的汉化政策下开始逐渐吸收汉族百姓充任府兵,将过去的鲜卑贵族部落军制改为胡汉交融的平民兵制,到隋唐时期,府兵制已经是高度汉化的兵制而渐渐失去其战斗力,唐太宗试图重振府兵,但终因该制度已失去其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只能勉力维持,终至玄宗时期被废止。这样一种对“制度节点”的识别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查阶级”这一政治传统的渊源问题展开分析,在建立起自身研究工作的“资料地图”之后,笔者开始围绕“土地革命的组织动员机制”进行大事编年的整理与分析,进而,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呈现出来:在1927年到1934年这段时间内,在中央苏区范围内的土地革命实践中,“分田地”的具体流程变得越来越复杂与程序化。最初只是停留在“概念”层面的阶级开始有了具体的“量化标准”并不断地细化;与之同时呈现出来的是,自1933年查田运动始,赣南闽西地区在推行量化阶级标准的同时,各地方也同时还存在着各种脱离量化标准的“闹革命”的群众性革命动员;由此,笔者确立了构成“查阶级”这一政治传统在中央苏区时期发育起来的诸历史节点:即在朱毛红军在1927-1934年开创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的四次重要土地革命实践:宁冈分田、赣西南第一次分田、赣西南第二次分田和查田运动,进而围绕构成制度节点的重要事件及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展开了深入分析。

  

其次,所谓时间、地理、人事之法,是指在进行历史长编工作的过程中,要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与涉及的重要人物这三重要素都记录下来,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事件本身的社会过程。例如,陈寅恪在对科举制的分析中就指出,该制度尽管起于隋唐,但直到武则天主政时期科举制才成为当时全国最为主要的选官制度,在这一制度变化节点上,他进一步考察了其兴起背后的地理与人事要素,简单来说,武则天之前唐代政治的核心乃是在“关中本位政策之下”所形成的“关陇集团”,而这一集团又和出身山东的武则天形成对峙之势,因此,武则天通过拔擢科举制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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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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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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