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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荟 熊涛:“学术性新闻”: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社会历史写作

更新时间:2021-04-17 23:53:53
作者: 沈荟   熊涛  
马克思揭示了欧洲的政治动荡、通货膨胀、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相斗争的状况。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劳动者所处的不利状态:“在俄国人对欧洲的战争中,第一发炮弹打起的时候,第一批人的鲜血已经洒在了制造业地区,资本对劳动的打击正在肆虐……工厂主们试图让资本成为主人,劳动者接受奴役。”在逻辑缜密的行文中,马克思也注重回应其他报纸新闻,如这篇文章中就引用了《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墨尔本商业通告报》(The Melbourne Commercial Circular)、《泰晤士周报》(The Weekly Times)等报纸的报道或观点。这一时期,马克思还报道了意大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匈牙利科苏特(Lajos Kossuth)等流亡政治家的消息,对他们的政治形象及政策予以评析。

  

   1854-1860年,马克思对多个议题进行了讨论。在1854年,马克思重点关注了民主和社会运动这一议题。马克思对西班牙的革命进行了报道,赞誉这场革命是“现代史上最动人、最有启发的一个篇章”。马克思并没有将西班牙革命看作一次普通的革命事件,他洞察到西班牙争取自由、推翻专制统治的民族运动对当今时代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能够鼓舞和推动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在1855年,马克思对于战争与军事的讨论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马克思就俄国与土耳其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局势、前景、策略等问题展开了分析和讨论。在这些文章中不乏有详细的战略部署和分析图表,对战斗双方的优劣势的洞见,成熟的军事理论和思想。以至美国有传言说,伦敦记者的军事文章有很高的价值,是美国著名军事将领温菲尔德?斯科特(Winfield Scott)的代笔。

  

   在1856-1858年间,马克思重点分析了欧洲国家的经济和金融问题。从统计结果来看,马克思用大量篇幅剖析了法国贝列拉(Pereire)兄弟创立的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欧洲主要国家的经济危机。在马克思看来,作为1850年代一种新型金融机构的动产信用公司,其持续扩张、盈利的秘诀在于通过高杠杆效应进行有价证券的投机交易,这种商业模式为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所存在的国外市场缩小、国内生产过剩问题将使经济危机易于发生,并且货币、汇兑等金融制度的弊病也会进一步恶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在此期间,马克思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及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也给予了热切的关注。例如,在谈及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及印度起义问题时,马克思辛辣地讽刺了英国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在议会就印度问题长达3个小时的演讲,花哨而无用,背离事实。“迪斯雷利先生关于印度起义的演讲稿或许可以作为有用知识传播协会的政治宣传短文出版,或许可以尝试递送给技工学校,或许可以作为获奖论文提交给柏林学院。他的演讲中对于地点、时间和场合奇特的公正性与事实上的时间、地点和场合背道而驰”,不具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印度的起义将给英国的殖民统治带来冲击。1859-1860年间,马克思继续高度关注欧洲大陆上的普鲁士、奥地利、法国等国家的军事和战争问题,殖民地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以及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和斗争形势。

  

   1861-1862年,国际关系是重要议题。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贡献了12篇富有价值的报道,其中7篇直接涉及美国问题,如《美国问题在英国》(The American Question in England)、《不列颠的棉花贸易》(The British Cotton Trade)、《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The London Times And Lord Palmerston)、《伦敦〈泰晤士报〉评奥尔良亲王赴美》(The London Times on the Orleans Princes in America),讨论了美国与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对南北战争形势所产生的影响。在《“特伦特号”事件的消息和伦敦的反应》(The News and Its Effect in London)一文中,马克思对发生于1861年11月造成美英外交危机的“特伦特号”事件进行了分析。该事件缘于美国南方政府派两名官员赴英法担任特使,以期寻求两国军事援助,但这两名特使在换乘英国邮轮“特伦特”号前往目的地的途中被美国北方政府的查文斯·威尔克斯(Charles Wilkes)舰长拦截,并将其逮捕。英国方面认为威尔克斯的行为违反了海商法,侵害了英国的国家利益。英国国内要求与美国北方政府开战的舆论高涨,英美之间关系呈现异常紧张的态势,战争一触即发。马克思分析了美国面临的处境:英国政府拥有压倒一切的海洋力量,可以迅速动员军事力量,发动战争;法国也对美国虎视眈眈。美国南方和北方正陷入内战,如果因为这次事件而与英国发生战争,那么这将使美国北方政府处于南方政府和外国军事力量双重压制下。因此“北方政府(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应该承认威尔克斯舰长违反了海商法”。“特伦特号”事件的最后结果是美国承认这次事件是威尔克斯舰长的个人违法行为造成的。这只是马克思关于美国内战问题精彩讨论的一个面向,其他讨论文章也无不体现着马克思睿智深刻的分析。

  

   从这一阶段开始,马克思在该报的文章数量日渐减少,这也预示着马克思即将退出《论坛报》工作。1862年3月,达纳告诉马克思不用再为《论坛报》撰稿了,因为关于内战的报道已经占据报纸的整个版面,没有多余的空间刊登来自欧洲的专题报道。而更深层的原因是该报受到政治经济波动的影响,马克思曾在文章中记录的1857年金融危机导致该报广告和发行量大幅下降。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对格里利办刊观点上愈加保守、丧失资产阶级的进步性表示不满,将革命宣传阵地转移到了其他进步报刊。《墨西哥的混乱》(The Mexican Imbroglio)成为马克思发表在《论坛报》上的最后一篇作品。

  

   马克思的新闻作品受到《论坛报》的格外重视,常常被置于报纸最重要的头条位置。“马克思先生对自己的一些观点有着非常坚定的看法,我们对其中的一些观点远未达成一致,但那些不读他文章的人,将忽视关于当前欧洲政治重大问题,最具有启发性的信息来源”。该报还经常以编者按的形式向读者推介马克思的文章,如1853年5月6日刊登马克思《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Riot at Constantinople—German Table Moving—The Budget)一文的同时,《论坛报》在同期第4版称赞道:“我们的读者在今天的报纸上会看到伦敦通讯员马克思先生关于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先生预算的精湛阐释,以及英国相关党派对预算的态度。我们不可能在其他地方看到对预算及其制定者这样有能力的批评,我们也没有想到能有这样精彩的文章。”当时的《论坛报》鼓动读者介入社会活动,倚重马克思的深度分析,该报在那个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原本是一个不为社会主义所动并因此而著称的国家,社会结构的设计者林肯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那个变革时代,他熟悉马克思的观点,以及1848年革命后从欧洲流亡到美国的革命者圈子。《论坛报》主编、马克思欧洲通信的长期编辑达纳彼时也担任林肯的助手与顾问一职。通过马克思传递的欧洲自由解放运动的想法和经验来理解和批判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推动社会改革进程。《论坛报》上“欧洲通讯记者出色的报道”,让林肯“从中获得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灵感”,开始对“欧洲兴起的自由的、激进的、社会主义的改革运动大潮保持着热切的关注”。他从劳动优越于资本的观念中找到了真理,认为南方垂死的贵族们制造的战争不仅是维护奴隶制的最后挣扎,而且“事实上,是针对所有劳动人民的权利的战争”。可以说,马克思关于欧洲问题的探讨为共和党及林肯提供了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想法和思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论坛报》上共发表19篇关于中国的专论文章,涉及外交、革命运动等议题。马克思提出:“中国革命把火花迸入到目前积载过重的工业系统这个地雷中,将导致酝酿已久的全面危机爆发,这场危机将蔓延到国外,随后带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文章激发了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热情和信心。李大钊于1926年5月在《政治生活》上发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对《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Revolution in China and in Europe)进行了译介,以马克思的观点为指导,来理解帝国主义压迫和中国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倘如横来干涉中国民众的运动,马克思说的好,这个干涉,只能使中国的革命运动日趋凶猛,只能致列强在中国的商业日趋停滞”。

  

   可见,19世纪铁路、电报、电话、大众报刊的出现与飞速发展,为马克思的观点在远距离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技术基础。马克思发表在《论坛报》上的文章被知识精英选择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与“具体国情和特定时代任务紧密结合”。马克思对具体社会问题的深刻讨论,启发了相关国家的革命运动。

  

   三、意义地图:空间、时间分析单位与公民科学想象力

  

   正如学者所罗门·布鲁姆(Solomon F.Bloom)所言:“有些国家可能会脱离资本主义阶段,有些国家可能会回避社会主义,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摆脱‘马克思主义’的阶段。世界上每一个伟大的文化区似乎注定要经历一场关于马克思学说的优点和相关性的引人入胜且通常激烈的讨论。”马克思用思想洞见绘制了一张国际新闻的意义地图,成为读者按图索骥、辨识世事的思考工具,他所讨论的议题与观点被社会改革者视为驱动政治引擎前进的动力。在绘制地图时,他将新闻事件安置在被延展的空间边界和时间脉络里,以辨认社会问题真实的或潜在的根源,摆脱了有限环境的静态或短期性分析的束缚。新闻记者往往会忽视历史的重要意义,大多数报道只是呈现现存的社会现象及观念,却没有拷问其存在的前提或条件;他们也往往会忽略国家之间、事务之间互为影响的关系,只限于近观一域一事。借助于历史社会世界的政治经济“地图”,马克思使读者得以深入“了解”那些不寻常的、出乎意料的、无法预测的事件,而这正是形构“新闻价值”的基本内容。

  

   (一)新闻的空间性与社会科学思维

  

故事的发生“地点”是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常活动在这里开展,社会行为也在这里发生。记者们专注于以事件为中心的报道、讲究与事件之间的接近性,因为作为目击者的叙述有利于巩固其基于地点的权威。当受众想知道看不到的事情时,他们希冀记者能够提供一个现实情况,而记者建立专业知识的主要方式就是“在那儿”和“在那儿讲故事”,记者的在场与特定的专业知识生产能力赋予他们作为事实真相讲述者的权威性角色。可是,马克思在当时既无法去某处,也无法目击事件发展,其新闻作品的权威性主要来自卡尔森(Carlson)所说的,“以其他人无法做到的方式”传播那里所发生的事,要让记者受到信任,其报道被视为权威仅靠“远距离的在场”(distant presence alone)是不够的。马克思的新闻作品涉及位置、自然样貌、社会环境等构成国家、世界的基本要素,强调每一种社会自己独特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物理空间基础上建构了一个抽象空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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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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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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