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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婧: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更新时间:2021-04-17 23:41:41
作者: 李婧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与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在不断走向深入。从研究过程来看,经历了从文本阐释解读到思想提炼升华再到学科体系构建的过程;从研究内容来看,则表现为围绕理论观点的阐释、精神实质的挖掘和理论特质的提升来加以展开。着眼未来,按照新时代的新要求,要进一步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研究,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和阐释,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视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方法的创新。

  

   关键词: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作者简介:李婧,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基地研究员(吉林 长春 130024)。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体现出学术研究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文本诠释与学理阐释紧密结合等特点,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历史,总结其取得的成就,揭示其发展规律,对于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成就及特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始终与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破解中国问题的历史进程相伴而行。时至延安时期,随着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阐发以及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以艾思奇、张如心等一批最早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理论工作者群体开始形成,并出现了以冀鲁豫边区文化出版社1942年1月出版的《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一书和王稼祥1943年7月发表于《解放日报》上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为代表的解读和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研究性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起步。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和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开展,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在逐步发展。主要有两个研究路向:一是从中共党史研究的视角,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进行的分析与总结。如胡华在1950年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胡乔木在1951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李新等在1962年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1-4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胡乔木在1951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该文在用较长篇幅回顾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的基础上,对这30年的革命实践做了理论上的总结,指出:“这两项经验(这里的两项经验主要是指‘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引者注)的创造,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结合的重要例证。”同时,强调“对于这样严重复杂的问题(这里严重复杂的问题是指‘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工农联盟问题’‘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引者注),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作独立的思考,而不能依靠于简单地抄袭某一外国的公式”。[1](P77)在这篇文章中,胡乔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既充分反映了他已经将中共党史的研究纳入了理论分析框架之中的鲜明研究特色,也表明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还处在中共党史研究框架下,尚未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学术命题给予关注和研究。该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是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从整体上把握中共党史基本脉络的高水平作品。另一种研究路向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切入,聚焦毛泽东著作的宣传和阐释。李达等理论工作者通过对《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毛泽东经典著作中的思想内容和重要观点的学习、诠释和解读,通过对毛泽东生平与革命事业的介绍与展示,不断促进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同。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国内学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还大都停留在普及性宣传和通俗化解释层面。

  

   进入20世纪6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开始出现某些偏差,在所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著作的群众性运动中,不仅产生了一批所谓的“学习典型”,发表了大量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的文章,出版了一些宣传性的小册子,形成了形式主义文风,并导致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有关论述的简单化、表面化的理解甚至误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国内理论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基本被“左”的政治宣传所取代。即使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两年徘徊时期,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党和国家的建设仍然沿用过去“左”的一些做法和主张,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研究也就无法正常开展。

  

   应该说,真正科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开辟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先后产生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着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和重大发展。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拓展,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也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2005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内的五个二级学科。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了学科支撑,进入了加速繁荣发展的时期。广大理论工作者坚持政治性与学术性统一的基本原则,本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实质、前提基础、历史发展、主题主线、成果创造、实践意义、经验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学理分析和深入探讨,中央和地方各省市高校、社科院先后成立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有的也称“协同创新中心”)等研究机构,设立了一大批国家级科研项目,形成了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成果,召开了一系列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培养了一大批兼具理论素养和实践指向、世界眼光和中国情怀的优秀人才。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仅在宣传、阐释、研究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断作出新的重要贡献。

  

   从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呈现出两大特点:

  

   一是学术研究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重视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特征与重要优势。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步伐不断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日益呈现,学界对这些理论创新成果的研究、宣传与阐释的速度与节奏也越发紧密。伴随党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集成性表述与系统性整合,学界也从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转向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并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内容体系、结构特点、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等基本问题的全方位探索。在此过程中,学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它在接受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滋养和浸润的同时,也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科学的学理支撑。

  

   二是文本诠释与学理阐释的紧密结合。对于任何思想理论而言,文本与逻辑缺一不可。文本是思想理论的主要载体。一种思想理论是否流传于世,其主要标志即是看其是否有承载思想的经典文本传世。逻辑则是思想理论科学性的重要支撑,思想理论的真正魅力来自其内在的严密的强大的逻辑力量。以毛泽东思想研究为例,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党和国家重要历史文献、毛泽东著作尚未出版等原因,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文本诠释的层面,注重政治性和经验性的宣传,因而使其没有进入到学理研究的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党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以及《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传》《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年谱》及一系列专题文集的出版,为大规模开展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文献基础。学界抓住时机,一方面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不断研究和挖掘毛泽东著作的当代价值,另一方面则重点聚焦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科学体系、历史地位等若干重大基本理论问题以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哲学等具体领域思想进行探讨。时至今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始终长盛不衰。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不足及原因

  

   习近平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指明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等等。”[2](P7)习近平指出的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我们不能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但也要对其中显现的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

  

   比如,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命题的知识体系尚未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知识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演进与理论成果建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变化发展相互伴随。改革开放前与之相关的主要是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改革开放后,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内容、逻辑结构、分析框架和问题论域越来越明确,但在开展具体研究时,仍然没有脱离开中共党史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经验框架,还未完成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命题的整体性知识体系建设。在这方面,类似有学者提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本’三层次基本知识架构”[3](P600-602)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但尚未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也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又如,专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共同性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依赖于标识性的核心概念的确立。尽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源远流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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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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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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