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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征:在文学场域中提高批评能见度——2020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综述

更新时间:2021-04-17 23:11:24
作者: 马征  
是以上三篇论文的鲜明特点,而《文学是对人和生活的态度性反应——论路遥与托尔斯泰的文学关系》一文,则可称为这几篇文章的“总纲”。文章从阅读、创作、演讲等方面论证路遥是托尔斯泰文学精神的继承者,体现在塑造自我形象的理念、热爱人和生活的精神、以同情和肯定的态度塑造人物三个方面。路遥积极的文学态度来自托尔斯泰的滋养,这与当下文学创作存在的一些弊端形成对照。

  

   《小说评论》2020年第1期推出“路遥评论小辑”,包括李建军的《我们为什么纪念和谈论路遥》、刘跃进的《论路遥的文学意义》、张伯江的《路遥成为〈文学评论〉关注的中心》、吴俊的《论路遥对当下文学的意义》、王兆胜的《关于路遥研究的四个问题》、程光炜的《关于〈平凡的世界〉的几则材料思考》等12篇会议发言整理稿。从中可以看出,研究者结合当下文学创作和批评存在的问题反思路遥研究现状,一方面提出应摆脱概念化研究,挖掘新史料重新认识路遥;一方面强调应深入理解路遥现实主义创作的独特性,这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作家聚焦”栏目推出四篇路遥研究的文章。赵学勇的《人民性:路遥写作的精神指向》认为路遥的小说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书写人民创造历史的情感基调等方面,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书写的审美追求及其精神意向,拓展了人民文艺的宽阔视域。段建军的《路遥:在交叉地带探索人生的意义》认为路遥书写了城乡差别年代的交叉地带中主人公产生的认同危机,以及他们在奋斗中获得尊严与认可的历程,赋予小说创作以深刻的人生哲学意义。梁向阳、梁爽的《经典是怎样“炼”成的——以〈人生〉创作中编辑与作者的书信互动为视角》以编辑与作者的书信往来为视角,探讨编辑对作者创作的影响,这可以作为作品产生过程中编辑提前介入的一种独特的批评方式。李继凯、徐翔的《奋斗者的心是相通的——路遥及其作品中奋斗精神的海外共鸣》以“奋斗者”作为关键词梳理美籍华人周励和日本学者安本实对路遥的接受,启示我们关注路遥作品海外传播现状。

  

   一些研究分析了路遥作品所借鉴的思想和美学资源。如日本学者马场公彦的《作为可能性的路遥文学——通过阅读〈人生〉〈平凡的世界〉得到的启示》,将小说的成功与路遥独特的身份、经历以及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开创的陕北文学传统联系起来,而勤劳奋斗的主题、理想主义色彩和现实主义的手法等特征使路遥的创作与革命文学传统没有完全隔断。正是在此意义上,路遥作品的独特性不仅造成了阅读的持久影响力,而且具备海外传播力。杨庆祥的《路遥的多元美学谱系——以〈人生〉为原点》认为,“路遥的作品在人物、故事和细节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普遍的美学——人物美学和叙事美学。这一普遍的美学,正是它常读常新的根本原因”。在人物美学方面,高加林的构成谱系里综合了保尔、于连、牛虻等人物特质;在叙事美学方面,《人生》中的“道德劝诫”与“自我实现”形成结构张力,接续了中国传统叙事的审美功能。

  

   2020年是汪曾祺百年诞辰,研究者从史料挖掘、比较研究、作品考证等方面继续推进汪曾祺研究的经典化。孙郁的《汪曾祺的语言之风》是一篇从语言角度研究汪曾祺创作的力作。文章认为汪曾祺不仅精心营构自己的语言园地,而且其谈艺文字中关于语言的话题最多。汪曾祺深谙文章之道和母语隐秘,他融古语、语体文、戏文、方言等于一体,贯通雅俗,承旧出新,其语言的文化性、暗示性、流动性接续了传统六朝文章、笔记小说、桐城古文等笔法,也与“五四”诸多名家不同,“在诗的语言,散文语言,小说语言和绘画语言里,完成了对于母语的重塑”。王干的《山河异域风韵同辉——汪曾祺与赵树理的民间性》从“生活的暖色”“描写民俗的高手”“白描与绰号”三个方面揭示赵树理与汪曾祺创作的共性,比较的基础正在于二者都植根于中国的民间文化。

  

   在史料挖掘和文本考证方面,季红真的《初识汪先生》回忆1982年在北京作家研讨会上与汪曾祺交流创作的情景;杨早整理了《新发现汪曾祺致杨汝书信四封》;王晴飞的《“小改大动”与“我的思想”——汪曾祺的〈聊斋新义〉》考察了《聊斋新义》对《聊斋志异》的改编;徐强的《汪曾祺未竟的“汉武帝”写作计划》探讨了汪曾祺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汉武帝》夭折的原因。

  

   《文艺争鸣》2020年第5期推出“周立波研究专辑”。贺绍俊认为周立波从中外文学经典中积淀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审美定式,而精英文学的作家身份使他的乡土文学展现出诗意美、抒情性和宽宏隽永的善意。卓今结合《山乡巨变》的思想艺术特质及外部评价语境的变化,从阐释学的角度分析周立波作品的经典化问题。萨支山认为评价周立波的作品要摆脱以往所形成的评价体系,更要历史地理解《山乡巨变》特别的美学价值。他强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周立波精神状态的影响,把《山乡巨变》抒情风格的形成放到历史语境中细致解读。何吉贤围绕周立波1955—1965年间创作的以故乡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分析了其中的风景描写、抒情氛围和独特的“回乡”式写作。邹理分析了周立波在促进俄苏文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翻译对其思想的影响。

  

   孟繁华的《一个传统母题的延续与变异——“立嗣承祧”及其相关的小说》重点考察传统文学中普遍出现的过继或收养题材在当代文学的传承和变异。作者认为这一题材的变化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是“立嗣承祧”“承祧继产”等思想观念的反映。文章在与古代小说的比较中细致分析了吴君的《生于东门》、东西的《篡改的命》、葛水平的《养子如虎》、金昌国的《秋分》、马小淘的《骨肉》等涉及过继题材的作品,从而显示当代创作对这一传统母题在社会批判意识、过继者的心理表达、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以及血缘关系之外的家庭维系等方面的改写或重写。这表明本土文学传统仍在当代顽强延续,而其中的变异之处则关系到作家对当代人的伦理关系和身份危机的种种思考和反应。把题材变迁与社会环境、思想观念联系起来,打通古代与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啻为一种具有历史深度的批评方法,也为综合阐释当代文学作品找到一个关联点。

  

   在散文研究方面,吴周文《学者散文的启蒙性与自我的精神启蒙》、陈剑晖《学者散文与文体自觉》、王兆胜《学者散文的使命与价值重建》这三篇文章,从概念辨析、价值意义、创作主体、笔法风格等方面重新审视文学史中关于学者散文的相关研究。吴周文将学者散文溯源至诸子百家散文,强调创作主体应继承中国士子文化的精神传统,获得自我启蒙的理性;陈剑晖认为学者散文承接了中国的文章学传统,而“文道合一”则是其可贵品质;王兆胜针对散文背离时代的倾向,认为学者散文的时代感和使命感有纠偏之功,而提高自我审视和自我反思的意向能力、注意内在修为与内心图景的优化、区分“小我”与“大我”的不同则是实现学者自我启蒙和价值重塑的重要方面。

  

   2020年值得关注的作家作品研究还有《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2期推出的“麦家专辑”,从主题、叙事结构、语言、文类四个角度阐释麦家的长篇小说《人生海海》。陈晓明的《他的左镰,他的笔——试谈莫言近作的艺术取向》一文,围绕莫言最新中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对其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创作进行解读。他认为莫言创作不似过去那么张狂,更为内敛节制,但力道依旧。莫言写实笔法所勾连的历史文脉、叙述视角所呈现的自我剖析、乡村人事所蕴含的复杂伦理等方面,无不体现出其回归乡土的独特方式和艺术变奏。李东若、吴俊的《莫言的“守”与“变”及可能的期待——以莫言近年文学创作为中心》认为莫言近年文学创作在精神资源与文学意图方面展现了“守成”的一面,而在形式创新与风格提纯方面则有大胆的“创变”。此外,《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3期的“《云中记》评论小辑”关注了阿来颇受好评的小说,《小说评论》2020年第5期的“贾平凹长篇小说《暂坐》评论小辑”对贾平凹新作展开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的“新现象研究”栏目和《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5期的“当代观察”栏目,分别讨论了目前比较热的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东北籍作家的创作情况。

  

   四、隐忧与突围:文学批评的更新和开拓

  

   当前,文学批评面对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复杂景观,尤其是新媒体文学日益壮大导致的文学版图不断变动的情况,以及学科重构局面下知识转型的挑战,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直陈当下文学批评的种种弊端显示出研究者的深切隐忧,但更重要的是在隐忧中不断寻找新的突围空间,完成自身的更新和开拓,从而在增强学理深度的基础上真正发挥文学批评阐释当下文学的能力,以新的话语为文学把脉、为思想赋形。

  

   一是揭示弊端,思考重建文学批评生态。丁帆的《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摭谈》认为近20年中国文学批评是沉寂与冷漠的。他分析了消费文化等因素对批评的诱惑和扭曲、文学批评的代际鸿沟和青年批评家存在的问题,呼吁批评主体坚持批评真理性,秉持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精神,确立批评的价值立场。刘大先的《从后文学到新人文——当代文学及批评的转折》一文认为,新时期以来逐渐形成的强调审美自律、形式自足、人性自由与个体表达本位的“纯文学”话语逐渐丧失了效力,资本和技术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迫切需要文学研究的转型和批评话语的更新,而这一转折尚未完成。面对技术思维和消费主义的侵袭,我们要重新定义和思考“现实”,从经验和表述层面发挥文学去同质性、反技术逻辑的功能,重建时代的总体性认识。顾广梅的《批评的伦理原点、历史负担与自剖》指出当下批评存在的一些病相,如将作家作品视为验证某种文学理论或批评方法的材料、将批评成果转化为外在于批评活动的利益、有力量有态度的批评越来越少、批评价值标准的进退失据等。她提倡在批评中尊重与还原作者意图、重视文学批评历史成果,以及确立批评主体自我反思和批判精神。

  

   贺绍俊的《当代文学批评四十年漫谈》从史的角度梳理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历程。作者以文学批评现场亲历者的感受和思考认为,思想资源的借鉴、话语系统的革新、良好的批评生态以及文学批评的学理化、多样化对促进文学批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80年代的“美学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对批评家们打破思维定式和寻找理论突破方向具有重要启示作用,而90年代文学批评之所以得到肯定正在于其基本上确立了一个多元对话的批评场域,使文学批评逐步朝着自主自立的方向发展。作者在文章最后强调,我们的文学批评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世界观、历史观去观察和认识问题,但是在具体评论作品的方法和视角上应追求多样性,“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与方法的多样性并不冲突”。

  

洪治纲在《论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一文中认为,文学批评越来越缺少问题意识,不少批评文章本身观点立场模糊不清,对作家作品及其艺术价值缺乏科学评价和有效阐释。问题意识的建立依赖批评家主体意识的建构,包括对文学艺术的深刻理解、对生命与人性的敏锐洞察等精神内容。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谈道,“很多文学批评都缺少必要的整体性观念作为内在的支撑,只是批评家个人才情的自由表达和话语演绎”,而“所谓整体观,就是将研究对象看作一个由各种构成要素形成的有机整体,从整体与局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探讨并揭示研究对象的整体特征及其内在的规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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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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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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