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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不今之学——读《陈寅恪集·书信集》

更新时间:2021-04-16 23:40:53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他们却一致地感到焦虑,所以陈寅恪在给沈兼士的信里,特别指出“西洋人苍雅之学不能通,故其将来研究亦不能有完全满意之结果可期”,汉语的研究“终不能不由中国人自办,则无疑也”(171 页),而他的朋友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时,虽然始终在强调西洋科学方法,却在后面特意说到,要使“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这份文件并不只是傅斯年一个人的意见,作为一个正规研究机构的工作文件,它隐含着相当多学者的共同想法。

   3、“还家梦破恹恹病,去国魂消故故迟”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说他只是对洋人如此苛刻,如果只是对洋人苛刻而对国人宽容,就成了狭隘民族主义者了,其实,陈寅恪对于学术始终有一个相当理性的评价尺度,并不只是一味袒护民族学术自尊。他对很多国内的学者既不懂国际学术状况,又邯郸学步跟着东洋西洋亦步亦趋也有批评,像“国人治学,罕具通识”之类,只是不多见诸公开文字罢了。

   举两个见于《书信集》的例子罢,像对语言学上用“洋格义”的方法来对待汉语的人,他就曾多次在信中表露过不满,在1932年公开发表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就对那些以为西洋知识可以“概括万族,放诸四海而准”,生硬地挪用西洋方法而成“非驴非马、穿凿附会之混沌怪物”的学术思路进行了相当尖锐的讽刺,指出要把这种“格义”观念“摧陷廓清”,最后指出国内学界的食洋不化者“既昧于世界学术之现状,复不识汉族语文之特性,挟其十九世纪下半世纪‘格义’之学,以相非难,正可譬诸白发盈颠之上阳宫女,自矜其天宝末年之时世装束,而不知天地间别有元和新样者在”(159、165页),而在同时给傅斯年的信中,更罕见地直接指斥“若马眉叔之谬种”、“《马氏文通》之谬说”,并不屑地讽刺议论者是“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 (42页)。

   特别是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很多人以为他的《审查报告》对冯书的评价相当高,但我总有另一种感觉,只要细读就可以体会到,他虽然处处在表彰冯书,比如开头两句就是“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但表彰之余的议论背后又暗寓另一层深意。

   首先是解释的系统,比如冯书自己声明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与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其实就有“格义”之嫌,而陈寅恪虽然承认这些学问“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可言”,但是又背面敷粉地进一步申论,若这样一来,“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接下来那一句“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真不知道是表彰还是批评。

   其次是文献的运用,冯友兰虽然也相当关注文献年代的考订,但他基本上还是恪守旧说的,孔是孔、墨是墨,按照习惯地以书系人、以人设章,把孔、墨、孟、老、惠施与公孙龙、庄子等分作清晰的章节,但是,陈寅恪《报告》中关于伪材料与真材料的观点,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一人作品的看法,以及要用“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的方法作考古式的研究,如果严格说来,是否对冯书也是另一种批评呢?至于在关于下册的《审查报告》中,更有意无意、皮里阳秋地点出冯书是“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举了不少例子来指出冯书于佛教、道教及其对于新儒学之影响尚欠研究,“犹有未发之覆”之缺憾,似乎心中存有更高的学术标准和尺度。

   这种更高的学术标准和尺度,并不只是针对他人的,也是用以自期的。陈寅恪是一个自期甚高的人,他既不想被国际学术潮流挟裹,又不愿意固执于乾嘉汉学樊篱,既不想趋时追新,又不愿意回到前清旧学框架之中,他有他一贯的立场。在1932 年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下篇中提出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转用于学术,实际上就是他所谓“不古不今之学”,在1939 年给傅斯年的信中,陈寅恪引了陈简斋的诗句“还家梦破恹恹病,去国魂消故故迟”,还说读这两句诗“可明弟之情况也”(58 页),如果不嫌穿凿,稍加引申,这两句诗也可以放大来体会陈寅恪学术的心情和困境,挣脱国际大势回到故国传统是固步自封,离开固有思路投入西洋话语也是揠苗助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957年给刘铭恕的信里写的那段话,他自己说自己最后所撰述的《柳如是别传》是“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记得章培恒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后记》曾经提到陈寅恪有一首题为《读史记列子》的诗,各种集子都没有收,很多人对这首诗的失收既注意又惋惜,其实这首诗的意思在致刘铭恕的信中又出现了。如果联系到1953年汪籛记录下来的陈寅恪关于“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这一要求,联系到他的《文章》一诗讽刺的“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的入时眉样,这里所说的既不同乾嘉旧规又不随马列新说的“不能入时”之学,仿佛说的就是他的“不古不今之学”。(《陈寅恪是怎样炼成的》)

   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真是谈何容易,从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始终处于两难中,这并不是陈寅恪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陈寅恪时代的故事,直到如今也还是如此,只是一般趋炎附势的和缺乏主见的学者,很容易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可是,像陈寅恪这样的学者却相当自信,正是因为他深通对手的路数而自信,他才能够不为那些挟裹一切的潮流所动,始终在学术界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不卑不亢地面对一切,也正是因为他自期甚高,也始终持这种高调看待中国学术,他才会对那个鱼龙混杂的学术时代感到无可奈何,心里充满愤懑和悲凉。

   4、“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说陈寅恪是一个相当自信、自期甚高的学者,不仅仅表现在学术上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不轻易被人影响,也反映在他生活上似乎也相当固执,很难与人融洽相处,这也难怪,他太傲气,何况那种世家子弟的背景在他心里时时支撑着自负。在书信集里,如果仅仅看他又称陈垣为“大师”,又赞沈兼士的著作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作“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又是夸杨树达是“当今文字训诂之学”的“第一人”,似乎会觉得他是一个和光同尘、容易相处的人,其实据了解他的人说,他心里很少有真心佩服的学者,大概除了沈曾植和王国维罢。

   用现在的标准看,他也是很不近人情的,1942 年,傅斯年曾有一封给叶企孙的信,讨论如何安置迟迟不到的陈寅恪(遗憾的是没有附在《书信集》里),其实作为学术组织者的傅斯年已经看到了他的这一点,傅斯年对当时陈寅恪领了薪俸却拖在广西而不肯入川相当不满,对叶氏说自己“知他一切情形极详”,其实陈氏“在任何处一样,即是自己念书,而不肯指导人(本所几个老年助理他还肯说说,因此辈常受他派查书,亦交换方便也,一笑)”,但是傅斯年仍然容忍他,主要就是“但求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耳”。

   容忍很可贵,像陈寅恪这样的人,需要有人容忍。陈寅恪出身世家,受不得气,看他关于故宫受辱的控诉信可以知道他的固执,他有公子性格,当好友兼亲戚傅斯年说了他两句“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这封信也很遗憾没有附在《书信集》中),劝他不要一误再误时,他对傅用“爱国”两字和“制度”一词相当敏感,不仅反唇相讥,表明自己深知法度,“我辈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而且还干脆表明自己“生性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说起来,有时候学者是很奇怪的,他们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之士,他们总有这样那样的怪癖和不通人情世故的地方,像陈寅恪这样的学者就是如此,他不像道学家标榜道德、自许清高,却常常自称“好利而不好名”(53 页),他不像有的学者那样注意身后名,却相当注意对待遇的讨价还价(79 页),他不像通常想象中的学者那样高姿态、不屑于斤斤计较,对阻挡他进入故宫而且形色狰狞的守卫警察严厉追究、不依不饶(31—33页),其实都可以想见他的性情和为人。这种性情和为人大约并不容易在现在这种充满利益关系的社会中立足,不过幸好他所在的时代和社会尚有他的空间,使他始终还能活下来,毕竟包括傅斯年在内的人都知道要“保留读书种子”,就在傅斯年退往台湾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忘记和他已经差不多反目的陈寅恪。陈寅恪呢?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吾侪所学关天意”,既然自己所学是那样重要,自己也从来不觉得要低眉下气于任何人,所以他从来也就不计较那些小节而任情行事,甚至有时候竟忘乎所以,要毛泽东、刘少奇给自己写一个证明书,给自己做不奉马列的“挡箭牌”,还宣称“否则就谈不上学术研究”。更要命的是,他还把挑战的锋芒直接指向当时正受宠的郭沫若,要他看看自己的意见,还把自己比作写了《平淮西碑》却被磨掉碑文的韩愈,却把郭沫若当做曲从权力再写碑文的段文昌。

   还是在1929 年,陈寅恪在给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的毕业生写赠言的时候,一方面哀叹“群趋东邻受国史”的耻辱,一方面也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添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坚持学术的独立标准,张扬学术的超越品格,深入国际学术堂奥,却始终清醒地存有中国的问题意识,这就是那个时代学界令人兴奋的原因,也是王汎森兄写的《傅斯年与陈寅恪》一开头说的“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来”的答案之一。不过,从后来的情形看,也可以说,天才也总是成群地消失的。当某种空间消失,而学者又不能收敛其心气的时候,冲突和悲剧就开始了,当人们已经习惯了追随时尚,在东洋西洋的新颖话语中左右摇摆而无视中国自己的历史与传统的问题时,学术就失去了准星和标尺。至于什么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学,也就在一味趋时的风气中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当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时候,失去了准星和自信的学术,就只有随风摇摆了,古话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说到底,这也不是君子小人的个人品格,在对传统与文明都缺少了自信的时候,天才还能成群地来么,民族的学术还能自立于世界之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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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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