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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大国“三农”

更新时间:2021-04-16 10:40:56
作者: 陈文胜 (进入专栏)  
对国际市场体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且使中国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规则的约束,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的影响,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百年大变局。因此,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已经成了推动全球化的一个重大经济体,这个是以前没有的。但无论如何,中国今天还远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水平,即使是自我设定的全面现代化目标也还需要奋斗30年,如何冷静清醒地定位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破解被迫开放和自主开放之间的矛盾,也同样是一个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挑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社会发展阶段如何来定义?必然要有新的发展内涵,要有几条新的规定。需要从共同追求和发展趋势两个方面探究从“小康社会”向更高一级社会发展的生成状态、具体形态及实践路径。这个过程的逻辑起点要放在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样一个视角。换句话说,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样一个起点或者落脚点,从历史逻辑和社会共识的视角来思考中国的全面现代化,有两个最关键的战略目标,一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必须推动各方面的发展落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社会的全面进步上;二是走出一条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新路,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背后实际上走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实际上也就是新型城镇化的中国道路。

   工农城乡关系实际上是一个互动关系,那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是什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型城乡关系?怎么来破题?这个过程有两个问题需要把握,就是全面现代化与区位差异,城乡融合发展与城乡二元结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第一个关键就是补短板。同步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必然的客观规律,特别是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各个地方甚至处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就不可能有同步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体到个人的时候,就更是千差万别。党的十九大明确,我们将在相当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就必然要求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效率,而非实现公平优先。但也不能放弃公平,也就是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人之道就是市场竞争强调效率,天之道就是制度保障突出公平。

   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判断,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也就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短板。比较形成共识的是,农业是“四化”同步的短板,农村是全面小康的短板,在党的十九大以后,进一步明确为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关键是补短板。党的十七大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以来,着重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或者公共服务设施的一体化,也是在补短板。因为城市一直在快速发展,而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严重滞后,在公平方面最突出表现在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社会保障。我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首先定位就是在实现社会公平上,补齐乡村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社会保障的短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第二个关键就是创机制。沿着党的十七大“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城乡关系发展主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客观要求创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激活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实现动力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创机制的核心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以进一步有效推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确保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或是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要如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关键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城乡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社会保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第三个关键就是促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然是社会的主题。尽管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但人均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还无法支撑14亿人口共同富裕的生活。只能在确保效率的前提下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中央提出高质量发展,什么是高质量发展?面向全面现代化,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该是国民有效财富的累积,给当代共享,给子孙后代发展。

   那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新型城乡关系建构的体制机制是什么?东部发达地区已经高度现代化或高度城市化了,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发展阶段,如上海、浙江、江苏就特别突出,实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也就基本上实现了补短板,开始进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而从全国而言,补齐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主要是初步城市化和尚未城市化的中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城乡融合发展要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来推进。也就是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处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乡村振兴也好,城乡融合发展也好,不可能同步推进。因为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靠运动式发展我们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要按照不同的发展要求分类推进,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现实与最大的挑战,不仅决定着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成败,更决定着中国全面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成败。

   在城乡关系中无疑会自觉不自觉地更多关注乡村,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毫无疑义的。但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个重大的社会现实,就是中国有近3亿农民工,相当于美国全国人口数量的农民在城市就业,城市既有市民也有农民,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说明城市自身的融合发展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近3亿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导致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返乡,不仅仅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更可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逆转,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战略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城乡关系最终走向融合发展,进入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城乡发展的终极目标。马克思指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指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归宿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明确宣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社会发展高级阶段,“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为之奋斗一生的美好社会理想最高追求和价值目标,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无疑是“天下大同”的美好社会。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时代更迭、社会变革、文明兴替的必然发展趋势,必将推进中国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实现从“小康社会”向更高一级的社会发展阶段跨越。

   遵循“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目标要求,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提出来的“美丽乡村”到“美好乡村”的发展逻辑,可以把“美好社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与发展目标,推动中国社会从“小康社会”向“美好社会”的方向迈进。这需要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过程中,将制度建构落实到既促进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城乡融合发展,又维护和发展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公平公正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社会权益、文化权益、生态权益上来,真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样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和制度框架。

   可以给予美好社会3条定义:共享发展的社会生产,公平发展的小康生活,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态。为此,全面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必须建构在社会发展高级阶段的城乡融合发展上,落脚点放在城乡融合,就是推动城乡关系从对立与二元,走向统筹到一体化的融合发展,才能实现从“小康社会”到“美好社会”跨越,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新社会形态。

   五

   工业化使人口不断向城市集聚,然后对整个农村农业按照城市的要求加以全面的改造,这个过程一直就是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早期就发现,城乡关系以对抗的形式发生而不是以和谐的形式发生成为普遍现象,而且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城乡关系要依次经历城乡依存、城乡分离与对立、城乡融合3个辩证发展阶段,并提出商品经济消亡才能实现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消失,废除私有制是实现城乡融合的首要条件。时至今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单一私有制到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构成一个被动地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的“消极扬弃”的历史演变,城乡关系经历了从工业化的早期对抗到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之后逐渐融合发展的历史演进。

   不可否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不仅城乡关系经历了二元分离到不断协调、融合的发展变迁,而且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由单一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构成一个主动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的“积极扬弃”的历史演变。在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的条件下,中国在工业化起始阶段这个过程无疑有一定程度上的对抗形式,其中区域分化、城乡分化和贫富分化是突出表现。中央采取了较多的和谐措施,比如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等,包括从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到对口援建、财政投入向农村倾斜;从取消农业税、粮食补贴、农机补贴,到农村医保与低保、乡村公路建设、农电改造、危房改造、农村信息化等等。但只要全面现代化还未完成,就必定要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就必然向城市集聚,就必定会在每一个新的阶段对整个农业、农村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就当前阶段而言,所谓的“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根据我的理解,一方面要把工业发展带来的财富返回给农业、农村、农民,主要是解决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社会保障的“三基”问题,同时要不断提高农产品价格,让农业获得社会的平均利润,让从事农业的农民能够不断提高收入,共享工业化的红利。另一方面要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活和生产的现代化信息平台、公共服务不断向农村延伸和覆盖,推动农民市民化,推进城乡产业对接,最关键的就是破除资源要素单向流向城市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是要破除阻碍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与政策障碍,让城市的辐射力进入乡村,使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和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系由二元分割融合为一体化的发展体系,让乡村共享城市化的红利。

   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就是如何处理城乡关系,由于城市有城市的特点,乡村有乡村的特点,而且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无法实现同步富裕,但必须共享发展红利,否则就难以持续发展。可以说,乡村落后于城市,不仅是市场层面上的产业落后,而且是政策层面的公共供给落后。城乡共享发展红利怎么共享?用什么东西来衡量?我认为,在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方面主要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基本社会保障的“三个一体化”,在产业方面主要是发挥市场对资源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形成政府的推动力和社会的原生动力,加快城乡产业一体化进程。

   现代化实际上还包括了农业现代化,也就是“四化”同步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业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四化”同步的短腿。这个过程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基本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把握快速工业化地区、已经工业化地区、正在工业化地区、欠工业化地区等区位差异与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同发展状态,建构一个在全面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整体战略目标下的制度体系和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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