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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怀宇:中国中古史研究:从中国走向世界

更新时间:2021-04-16 06:44:50
作者: 陈怀宇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今中国的中国中古史①研究无论是学者规模还是研究水平,都首屈一指,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一张耀眼名片。如果从学术贡献的角度看,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发展与进步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把握:一是对中国中古史本身的贡献;二是对中国史的贡献,即中国中古史研究如何启发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研究;三是对世界史乃至历史学的贡献。笔者认为,就目前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整体情况而言,如要在上述三个层次上作出持续的、更大的贡献,打破时段、国别以及专业区隔,尤其是促进世界史和中国史融合发展,是值得探索的方向和道路。②

   首先,从引领世界学术潮流的角度来说,需要中国的中国中古史学者作出两方面努力:一是尽可能了解和掌握多种外语,既有利于及时掌握国际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思想资源及前沿动态,也有助于向国际学界展示国内中古史研究的成绩和风采;二是在研究和撰写中使用更为严格的技术词汇,与世界史及其他学科全面而系统地对话和讨论。

   其次,中国中古史研究早已不限于汉文的运用,无论是一手史料还是二手文献,都需要研究者尽可能多地掌握几种非汉语言,才便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整体领域。以唐史而言,唐朝是一个多语言(multi-lingual)、多族群(multi-ethnic)、多宗教(multi-religious)的世界性(cosmopolitan)大国,史料语言包括汉文、粟特文、藏文、突厥回鹘文、帕拉维文、波斯文、叙利亚文等,如一些中原地区出土的胡人墓志即刻有胡汉双语。③

   再次,中国史研究可以从欧美、日本等海外史学研究获得借鉴。日本和欧美的中国中古史研究,主要借助于欧美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资源,其提出的问题和研究方法常常得到这些思想资源的支撑。世界史研究一方面可为中国中古史研究提供思想资源,极大地推动中国中古史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中国中古史研究亦可为世界史研究提供议题、方法、史料等方面的启发,从而实现有益互动,融合发展。

   由此,本文拟从时间、空间、范式三方面阐述中国中古史研究从中国走向世界之新方向与新思路,即超越朝代断限,超越国别藩篱,超越陈寅恪模式。在具体实践中,时间、空间、范式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

   一、超越断代史

   当代历史学界早已意识到打破断代史藩篱的重要性,但也对由此可能引起某些议题失焦和隐没表达了担忧。比如台湾地区宋史学者刘静贞就指出,“朝代史之断代原是以政权的得与失为其基本考量,历史叙述与研究自然不可能舍弃政治史这条主轴。问题是,在历史发展与历史记述之间,其相应或扭曲的关系,如何在研究中得以分明?又当如何把握政治史的角度,关注朝代特色而不自限于朝代?”④

   的确,以传统政治史为中心的断代史主要关心朝代更迭,不过朝代更迭未必会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根本性影响。制度、科技、文化实践具有历史延续性,这在唐宋之间尤其明显,如科举制、枢密使制度、宣徽使制度,大运河开发与利用,印刷术对思想、学术以及宗教民俗之影响等。传统政治史偏重研究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必然受到朝代的限制;而制度与文化则有连续性,即便在某一朝代灭亡之后,仍可能长期存在并演变成新制度与新文化。此外,对政治事件、人物的叙述和评价也会在后代发生变化,以适应时代的政治需要。

   以时间段而言,国内中古史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朝代展开。学者在专业上的自我定位并非“中古史学者”,而大多依据朝代进行定位,比如“魏晋南北朝史学者”、“隋唐史学者”、“宋史学者”等。这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一是中国的学术传统,如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除《史记》外,大多系断代史;二是学者自身学术兴趣的内在要求,如部分学者主张专注于某一朝代,以便穷尽史料,从而全面深入地理解和认识这一朝代;三是专业设置的影响,按朝代的分野招收和培养研究生,仍是目前国内高校历史学专业比较主流的方式。

   中国中古史研究传统与陈寅恪奠定的现代唐史研究模式密切相关,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超越陈寅恪”中进行专门讨论。这里先就断代史的局限略谈数语。虽然陈寅恪中年时期专注唐史,但他在南北朝文化史和明清史领域均有开创性贡献。不过,陈氏的局限在于,他仍着眼于断代史议题的考察,而未能打破朝代区隔,实现真正的贯通。这与内藤湖南形成鲜明对比。内藤着眼于中古时期长时段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因而提出“唐宋变革论”,对中古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⑤

   事实上,断代史研究的发达与现代学术分工越发细化之趋势密切相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中国史学界的断代史研究亦相当普遍。蒲立本早年从事唐史研究,而杜希德(Denis C.Twitchett)一生专注唐史,并培养出很多专攻唐史的国际学者。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相当一部分中古史学者也学分唐、宋。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欧美汉学家的治学方向和范围也在拓展和延伸。如白乐日(tienne Balazs)早年专攻南北朝时期思想史,博士时期转为隋唐经济史,晚年转向宋史。白乐日组织的国际宋史项目,一度聚集了欧美及日本的主要宋史学者。⑦许理和(Erik Zürcher)与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致力于中古佛教史研究,后来转向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交流。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伊沛霞(Patricia Ebrey),其研究也不以朝代为限,关注的时间段从南北朝直至唐宋,在中古社会史、女性史等多个领域都有重要贡献。

   因此,尽管欧美的中国中古史研究或汉学研究仍存在诸如欧洲中心主义等缺陷,但在打破朝代界限、建构贯通性选题方面,仍有可资借鉴之处。对此,我们可以在坚持传统的通史和断代史研究优长的基础上,加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以研究领域为导向的史学研究和学术训练,可以培养学生贯通式认识和理解同一议题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发展的视角和方法自觉。这将为中国中古史与外国中古史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对话创造更好的条件。

   二、超越国别史

   从空间上说,中国的中古史研究如要走向世界,当然不能将讨论限制在中国史范围内。一般来说,学者对话的对象越多,所能获得的思想资源也就越多。海外中国中古史学者在区域研究上属于中国中古史的学术共同体,属于中国学家共同体。以学科而言,参加相关专业协会,如现代语言学会、历史学会和宗教学会的学术讨论,将为中国中古史学者与不同领域学者开展对话提供机会。因此,国内的中古史学者,也可以尝试与历史学领域以外的学者开展对话,或可激发灵感、扩大视野、加强认识。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理解和认识中国的三个层次——从中国看中国,从亚洲看中国,从世界看中国。而陈寅恪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亦表明需将中国中古史置于更加广阔的亚洲大陆族群变动与内外互动语境中进行讨论。尽管不少学者从胡汉关系、华夷关系角度来考察中古史,其论著多被视为民族史或中外关系史研究,亦有少数学者,兼顾整个亚洲史的重大变动。⑧事实上,中国不乏从研究世界史转向治中国史的学者,如陈寅恪1919年入学哈佛时是学德国史,而何炳棣则是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两人后来都转向中国史;亦不乏从中国史转向世界史的学者,如周一良中年时期从魏晋南北朝史转治日本史。这种转变说明,对域外历史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中国史的理解和认识。比如在景教碑中出现了三种历日,分别是唐朝纪年、波斯历日、希腊历日,体现了广阔的世界史语境。因为长安景寺的主要赞助者伊斯虽然是波斯王室后裔,他的家族却流亡于中亚以希腊化城市缚喝(Balkh)为据点的吐火罗斯坦,所以在流寓中原多年之后,仍在景教碑叙利亚文铭文中使用希腊历日。因此,开拓出更为宏阔的亚洲史和世界史视野,是进一步深入全面理解中国中古史的重要前提。

   日本学者的中国中古史研究,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从世界史看中国中古史的重要经验。一方面因为日本学者已有本国史背景,自然要追溯日本古代典章制度、文化风俗的起源,从而更容易将中国中古史与日本中古史联系起来讨论;另一方面,日本近代东洋史将所谓“满蒙地区”、“中国本部”、朝鲜等视为日本殖民主义需要了解的“他者”,自然而然地将东亚视为一体。⑨日本学者提出的所谓律令制国家,即是典型的从超越国别史视角得出的一种观点。⑩欧美学者则更多地偏向于将中国中古史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进行联系和比较,特别是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史和中国中古史在很多方面可以作比较研究,比如国家意识形态构建、君主权威塑造等。早在东罗马帝国时期,就通过建造君主雕像、在钱币上铸造君主形象等方式,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和塑造君主权威。这与中古时期的中国在各地宗教场所悬挂帝王真像并辅以像赞有异曲同工之妙。有关建立帝王塑像的决定、纪念碑的形制、(11)相关铭文的修辞均在不断变化,受议事日程、听众、塑像形制与建立地点、铭文使用希腊文或拉丁文、地方政府对帝国意识形态的理解与运用等各种因素的影响。(12)

   跨越国境的藩篱,不仅要关注中外历史联系(connections),也要对中外史学的共通性议题(shared issues)进行比较。如皇帝制度或王权制度的定义与含义、中央与地方之政治和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礼仪、实际权力与象征权力的构建和实践、政府组织形式、官员选拔制度、税收制度与政权控制、军队的招募和组织调度以及军事技术、政教关系、移民与旅行、健康与医疗、生态与环境、宗教与仪式、法律与国际关系、语言与文学、绘画与建筑、性别与家庭、书仪文化、写本技术与印刷技术、图书分类与保存、艺术实践及其社会影响,等等。

   在欧美学界,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的比较研究已经著述颇丰,但仍然有学校和研究机构组织一些大型项目,聚集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讨论。全球中古学(global medieval studies)或全球中世纪(global middle ages)研究也可以提供借鉴。全球中古学或全球中世纪史的兴起,主要源于部分中古史或中世纪史学者不满足于全球史仅将全球化定义为现代世界的起源与演进。全球中古学者认为,现代全球化论者提出的部分议题,如远距离贸易(long-distance trade)、自愿与被迫的迁移(voluntary and forced migration)、多族群帝国(multi-ethnic empires)、文化形式的传输(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forms)等,其实在中古时期并不鲜见。不过,目前全球中古学仅在英国和美国开展一些小型和初步的研究活动,这些国家的中国中古史研究队伍规模较小,确实也需要融入更广阔的世界中古史群体之中。(13)但无论如何,这是最近十多年来国外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新发展,值得国内学者关注。

   三、超越陈寅恪

   陈寅恪对当代中古史研究影响最大的论著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前者开篇即指出隋唐两朝典章制度之影响,早已超出中国之外,波及大漠、交趾、日本、中亚。(14)陈寅恪不是仅从单一史学传统中汲取思想资源的学者,他在继承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同时,熟知同时代欧美学术,融旧学新知于一炉,是以常常推陈出新,引领时代潮流,创造出非凡的学术成果。陈寅恪重视研究女性和隋唐礼仪制度,与欧美学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所倡导的性别史与仪式研究主题暗合。即便如此,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陈寅恪提出的某些具体论断开始受到中外学者的质疑和挑战。比如梅维恒(Victor H.Mair)对陈氏提出的早期佛教译经中所谓“格义”说的质疑;(15)罗汉(N.Harry Rothschild)对武则天利用思想资源多样性的揭示,也动摇了陈氏的相关观点。(16)

陈寅恪之所以能在20世纪40年代奠定现代中古史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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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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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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