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平原:乐黛云:大器晚成与胸襟坦荡

更新时间:2021-04-15 10:42:03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今天下午同时有两个会,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七十周年纪念会,一是乐黛云先生新书发布暨讨论会,只能二选一。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理由是:我不是人文社的重要作者,可我是乐老师的重要学生。那边规格很高,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这边是众多弟子及后学向乐老师致敬,有我发言的时间与空间。

   虽然熟悉乐老师的经历及著述,第一时间拜读《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道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还是很感动。考虑到乐老师“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奠基人”的称号广为人知,就从这里说起。

   今天谈比较文学,只是众多学科分支之一,没什么了不起。实际上,无论国外还是国内,比较文学的高潮已经过去了。但在上世纪80年代,我读书的那个时候,比较文学的影响力可以说是覆盖性的,人文学科各领域,多少都有比较文学的印记。不一定是某部著作或某个人物,而是比较文学的思路、方法及眼光,渗透到人文学科的各领域。

   我自己研习的中国现代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有过高光时刻,聚集了大批优秀学者,深度介入思想解放大潮。为什么能有如此业绩,我做了如下推演:第一,鲁迅研究的立场及队伍。“文革”期间别的学问大都不能做,只有鲁迅研究还能坚持。所以,80年代中国重要的现代文学专家,大都是从研究鲁迅起步的。而且,研究者追摹鲁迅的气节与风骨,而不仅仅是资料考订或思想论述。第二,那一代学者大都经历过上山下乡,或者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回过头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往往能洞幽烛微,穿透那些重重叠叠的历史迷雾。第三,跟比较文学的渗透和改造有直接关系——相对于其他学科,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天然地容易理解与接受比较文学的思路及方法。或许只是借鉴些二手的理论及资料,但心有灵犀,不无启迪,然后就是自由发挥了。比如我写过一篇登在《鲁迅研究》1984年第2期的文章,题为《鲁迅的〈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当初反响很好,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因我大谈布莱希特,可一点德语都不懂,读的都是中译本。学术准备不足,可敢于大胆立论,且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那种眼界的开拓与思维的活跃,很大程度得益于比较文学著作的译介。

   总结乐黛云先生的治学特点,不妨称之为“既开风气也为师”。开风气的人,往往没有时间与心境坐下来认真经营自己的著作。因为,开风气需要学术敏感,需要开拓精神,需要学术组织,需要登高一呼,这样一来,大量的社会活动会挤占著书立说的时间。所以,“但开风气不为师”,那是常态。乐老师不满意于只是引领风气,而是认定“最重要的是要拿出实绩”(《九十年沧桑》第195页,下同)。这个“实绩”,包含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也包括个人著述,比如早期的《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比较文学原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等。比较文学学科之所以能在80年代崛起,硬是在石头缝里扎根生长,迅速改变了学界的偏见,与乐老师这种左右开弓——学术组织与个人著述并重——的策略,有很大关系。

   我曾经说过,乐老师属于大器晚成。这么说,大家或许印象不深,如果我换一种说法——掰着指头算,乐老师学问上轨道,是50岁以后,大家会很震惊。回看20世纪中国学者,每代人都不容易。或者因频繁的战争烽火,或者因不断的政治运动,我的老师及老师的老师辈,很少有二十年平静读书的机会。表面上乐老师起步很早,1950年赴布拉格出席世界学生代表大会,自然是备受政府关爱;北大毕业留校任教,更是意气风发。可1957年一个大浪过来,“我成了‘极右派’”(第62页)。接受劳动改造的屈辱与艰辛,性格坚强的乐老师是挺过来了。可学问上的耽搁,谁也补偿不了。直到《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刊出《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我以为乐老师在学术上才真正站立起来。而那一年,乐老师50岁。好在此后四十年,乐老师抓住众多转瞬即逝的机遇,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

   今天的孩子们普遍信奉“出名要早”,都二三十岁了,还没名满天下,于是很沮丧,说是“太慢了”“太晚了”。其实不该这样的。看乐老师履历,50岁才真正上路,而后一路狂奔,几乎没有停下来喘气或歇脚的念头。出道很晚,那是时代的缘故,个人做不了主;可一旦有了机会,就狠狠地抓住,而且再也不肯撒手。这是乐老师最让人敬佩的地方。从50岁到90岁,由“现代文学”而“比较文学”而“跨文化研究”,乐老师一路走来,步步莲花,每个涉足的领域都留下深深的印记。有的人起了个大早,可最后只能赶个晚集;乐老师则是反其道而行之,直到近几年,仍有很好的成果问世,这实在是个奇迹。大致了解现代中国学术的坎坷历程,再来拜读《乐黛云学术年表》(第318—331页),我辈后学很难不惊讶与感叹。

   谈乐老师的功绩,还必须提及中国文化书院。有人将80年代文化热的中坚,描述为国学(中国文化书院)、科学(《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与人文(“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三大山头。我属于强调引入西学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但我对注重传统的中国文化书院充满敬意。这个由著名学者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昆和汤一介发起,联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海外数十位著名教授创建的学术团体,1984年10月成立于北京。当初年少气盛,觉得中国文化书院不怎么样,因为他们主要靠老先生,且以整理及传播为主业,学术上原创性不足。但实际上,90年代以后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书院是起很大作用的(参见陈平原《遥望八十年代——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文艺争鸣》2018年第12期)。另外,80年代活跃的众多民间学术团体全都烟消云散了,唯独中国文化书院还在坚持活动。单凭这一点,都值得你我敬佩。这当然不只是汤先生、乐先生个人的功劳,今天在座的王守常、陈越光等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乐先生的主业是比较文学,本该崇洋;因为汤一介先生的关系,她积极参与中国文化书院活动。表面看是人际关系,实则大有深意。作为“首批参加这一组织的积极成员”,乐老师最初确实属于配角;但要说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是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第174页),缺了乐老师还真不行。在8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一般认为,中国文化书院偏于守旧;但有了乐黛云,此学术团体的多元化得到很好的呈现。更何况,1989年4月,乐老师在中国文化书院等主办的“五四运动和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重估〈学衡〉——兼论现代保守主义》,将知识分子研究、比较文学训练与中国文化书院宗旨很好结合起来,且从此确立了自家的跨文化研究视野(第181页、252页)。可以这么说,在八九十年代之交,连续撰写三篇有关《学衡》的论文,在乐老师,不仅仅是配合书院工作,更是自身学术转型的需要。增加历史感,开拓新领域,从比较文学转向跨文化研究,这是关键的一步。

   详细描述乐老师的学术贡献,自有及门弟子或同行专家。我更想谈谈她的回忆录写作。理论上,谁都能写自传或回忆录,但实际上,这一文体非常“势利”,或者说不平等——成功与否,与写作技巧相关,但更重要的是生活阅历。单就自传而言,阅历决定视野,情节决定高度。若生活平淡,无论你如何努力,写出回忆录来,都是很难吸引读者的。乐老师是有故事的人,这是第一要素;故事之外,还得有才情,否则再精彩的故事也讲不好。其实,最难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坦荡的心境——愿意且能够真诚地表述你的得失成败,这样读者才能与你共享喜怒哀乐。

   这里牵涉个人气质,也与时代氛围有关。80年代的政治空气以及伯克利的文化环境,催生出英文传记To the Storm这样的好书(加州大学出版社,1985)。就像乐老师自己总结的:“由于我确实毫无讳饰地真诚袒露了我的心,这本书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第158页)眼下这部《九十年沧桑》,体例上介于自传与回忆录之间,精神上则承继那部已译成德文、日文的英文传记。时代不同了,但乐老师的精神状态及基本立场没有改变,此书虽由众多散文随笔集合而成,好多坚硬的内核依然存在。

   用个人生平或家族史来折射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这个框架是容易搭建的,但要真正写好很难。除了本人故事足够精彩,还得有坦荡的胸襟,以及自我反省的能力。大凡写回忆录者,最容易掉进去的陷阱是过分自恋。回首往事,尽可能拣好听的说,这是人之常情。明知真话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就是真相,但必须尽可能忠实于自己的记忆,拒绝夸饰乃至故意编造。另外,还得敢于直面自身的缺失;若是能像鲁迅那样,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抉心自食”,那是最理想的。《九十年沧桑》中的乐老师,能够冷静地面对自己的一生,有时甚至还会自我调侃,如“我觉得汤老先生对我这个‘极左媳妇’还是有感情的”(第77页)。类似这样自嘲的语言,在这书里多次出现。

   作为一本回忆录,《九十年沧桑》很好读,一般人都会觉得这书做得不错。但因我对乐老师太熟悉了,她的书我基本上都看过,故略有一点不满足。严格说来,此书不算新书,而是根据她的英文自传、与汤一介先生合撰的《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以及随笔集《四院·沙滩·未名湖:60年北大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等,重新剪辑而成。可不可以这么做?当然可以,而且确实需要。不要说一般读者,即便同行专家,也不见得对乐老师整个生命历程有整体性的把握。若能一编在手,乐老师的音容笑貌、思想历程以及学术贡献一目了然,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既然因年迈无力经营完整的自传或口述史,借用众多散文随笔剪辑而成,是个讨巧的办法。

   如果说有什么缺憾,在我看来,主要是编者没在各章节下面加注,说明材料的来源及出处。若加注,可回避各章节不连贯、不平衡的诘难。比如为什么《1948年的北大中文系》这么写,那本来就是为了追怀解放初期因各种原因离开北大的沈从文、废名、唐兰三位先生,故没必要牵涉其他人,你不能追问难道1948年北大中文系就是这个样子吗?另外,不同时期撰写的文章,语境、内涵及意义是不一样的,时过境迁,有的说法不见得很妥当。没必要刻意修改或掩饰,加个注就解决问题了。看得出来,编者做这书非常用心,且得到了乐老师的高度赞许。我的建议是,此书重版时,附一个各章节资料来源的说明,供有兴趣的朋友追根溯源。说不定还有读者更上一层楼,通过对照阅读,品鉴你摘编是否合适,组合有无道理,或者还有哪些潜藏的富矿值得进一步开采。

   最后,还想说说我与乐老师的具体交往。我不属于乐黛云先生的“嫡系部队”,只是因乐老师早年曾随我的博士导师王瑶先生读书,故对我另眼相看。1984年我到北大念博士,那时乐老师已经竖起了比较文学研究大旗,明知我不是那块料,还是将我收入麾下。理由是:凡学中国现代文学的,都有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潜质。1990年,乐老师主持了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奖,我的《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有幸入围,且获得了一等奖。不过坦白交代,本来得的是二等奖。考虑到获一等奖的都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获不获奖对他们无所谓,乐老师灵机一动,将一等奖变成了特等奖,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地升级了。善解人意的乐老师说,这么处理对年轻人有好处,他们需要填表。

   去年八月,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那是我的“学术史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其中第一章《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以“引经据典”为中心》,是根据我在“多元之美”比较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01年4月8—10日)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的,初刊《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又见《2001中国年度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2)、乐黛云与孟华编《多元之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等。当初北大比较文学所副所长孟华教授受乐老师之命,坚邀我与会。我因长期不做比较文学而胆怯,孟华的游说很精彩:正因知道你不一样,才坚持邀你参加,要不怎么叫“多元之美”?这巨大压力下的思考与表达,害得我辗转反侧,没想到竟催生出对我来说如此重要的成果。

   我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期间(2008—2012),曾组织编写若干书籍,其中最值得骄傲的,莫过于《鲤鱼洲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鲤鱼洲位于江西鄱阳湖畔,从1969年到1971年,这一血吸虫病疫区成为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的“五七干校”所在地。书出版后,我这样回答记者提问:“在官方记述之外,我们希望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为不同时代的北大师生生活留下记录,在还没有盖棺论定的历史结论的时候,立此存照,留点资料。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事情,它将很快过去,写文章的老师都已经退休了,在岗的教师对此没有了解。那段历史现在不谈,再不去回首烟波浩渺处,它就将沉入历史湖底。我们在做的是打捞记忆的事。”(参见许荻晔《“别忘记苦难,别转为歌颂”——对话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2012年4月5日《东方早报》)此书的编写及出版难度不小,能做成此事,我很欣慰。而最早启发我思路的,是乐老师的《北大鲤鱼洲分校:空前绝后的草棚大学》(《博览群书》2008年第4期)。2010年6月,我给中文系老师们发信,说明编写此书的目标及宗旨,同时附上此前已刊的乐黛云、洪子诚、周先慎三文,供大家参阅。

   一次评奖、一篇论文,还有一部书稿,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提携与指引。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些如盐入水、有味而无形的言传身教。未名湖边,乐黛云先生勤勉耕耘、不断进取的身影,给我辈后学树立了绝好的精神标杆。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是作者在《九十年沧桑》新书发布暨讨论会上的发言)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6039.html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收藏